比较跨学科研究

❶ 为什么说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学研究

仅提供我自己的观点：之所以说是比较文学，那应该是有对比的文学，在汉语言文学的对回立面是其它语言文答学，对汉族文学的对立面是其它民族文学。对所研究的汉语言文化来说，还有其它语言的文化，并且，比较文学研究还可能涉及到哲学、历史等人文学科。所以，它是“一门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学研究”。

❷ 跨学科考研什么专业比较好考

最好考的应该是哲学了，但不是全国统一出题，推荐你学教育学，心理学等，这些都是不用考数学的，而且是全国统一出题，公平性强。

❸ 简述中国比较文学发展史

中国比较文学是全球比较文学第三阶段的代表
王向远
中国比较文学崛起与繁荣并不是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的直接延伸，它虽然受到了世界比较文学的重大影响，却有着自己发生、发展的独特过程。在过去的一百年中，比较文学先是作为学术研究的一种观念和方法，后是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在中国学术史上留下了自己较为深刻的、独特的足迹。从根本上说，比较文学在20世纪中国的发生、发展和繁荣，并不是基于一个新的研究对象的出现或新的研究领域的发掘——像甲骨文的发现促生了甲骨学的产生那样——而是基于中国文学研究观念变革和方法更新的内在需要。这一点决定了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的基本特点。学术史的研究可以表明，中国比较文学不是古已有之，也不是舶来之物，它是立足于本土文学发展的内在需要，在全球交往的语境下产生的崭新的、有中国特色的人文现象。

尽管我们可以将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的“史前史”上溯到先秦时代，但中国比较文学并非古已有之。为什么在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学术中未能孕育出以跨越异文化为根本特征的比较文学呢？为什么两千多年中华各民族之间文学的交流、一千多年以佛经翻译为纽带的印度文学对汉文学的输入、一千年间汉文学对东亚国家的传播与影响，却都没有促使中国产生以中外文学交流为研究对象的“比较文学”学科，甚至没有在文学研究中自觉地运用跨文化的比较方法呢？原因很复杂，答案也是多种多样的。或许有人认为，中国人的文化与文学的自豪感，乃至“居天地之中”的“中国”意识不利于比较文学观念的形成。然而19世纪的法国人对法国文化与文学也有优越感，也有法国文学的中心意识，但比较文学学科却恰恰成立于此时的法国，法国正是通过比较文学研究弘扬了他们的文学自豪感；或许又有人认为，中国传统学术研究及文学研究的习惯方式是感悟式的评点，不擅长比较文学研究所要求的那种条分缕析的系统研究，然而比较文学既可以是系统的研究，也完全可能以中国式的感悟评点、点到为止的形式来进行，被许多人誉为比较文学研究楷模的钱钟书的《管锥编》，不就是以感悟评点的传统形式写成的吗？何况，中国传统学术历来主张“文史哲不分家”，这与当代比较文学的一些提倡者所主张的“跨学科”研究岂不是不谋而合的吗？我们认为，在中国传统学术中未能孕育出以跨越异文化为根本特征的比较文学，其根本原因，或许首先就是因为传统中国人缺乏那种依靠输入外来文学来更新自身文学的自觉而又迫切的要求。由于汉文学自成体系，作为东亚诸国文学的共同母体，具有强大的衍生力和影响力。汉文学史上的历次革故鼎新，并没有主要依靠外力的推动，而基本上是依靠汉文学自身的矛盾运动来实现的。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学舞台上，一直没有一个外来文学体系堪与汉文学分庭抗礼。佛经翻译虽然引进了印度文学，但那主要是在宗教范畴内进行的，而且又较快地被汉文学吸收消化，在不自觉地引进印度文学的过程中，并没有在中国人的文学观念中产生诸如“印度文学”或“外国文学”之类的观念或概念。没有对等的外来文学体系的参照，就谈不上“本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分野，因而也就无法形成“汉文学”、“中国文学”这样的与外来文学对举的概念。而“比较”、“比较文学”总是双边的甚至多边的，这种没有“他者”在场的汉文学的“单边”性，只能是汉文学的“独语”，或者是汉文学对周边异文学的“发话”，而不是汉文学与异文学之间的“对话”。而“文学对话”的意识正是比较文学成立的根本前提之一。在人类历史的发展演进中，“文化对话”对任何一个民族及国家来说，常常不可回避。这种“对话”（抑或“争吵”）往往通过政治、外交、战争、宗教等途径和方式进行着。历史上汉文化与异文化之间有过多次的“对话”或“争吵”，而相对而言，作为“文化对话”之组成部分的“文学对话”，则往往并不是文化“对话”的必需方式。“文化对话”为“文学对话”提供了必要的语境，但有了“文化对话”未必一定就能够进行“文学对话”。“文学对话”需要更具体和更复杂的话语平台，即“对话”所需要的语言能力和异文学文本的阅读能力。而恰恰是这种能力的缺乏，使汉文学与异文学之间无法进行真正的“文学对话”。试看在漫长的古代汉文学史上，有几个文学家掌握了汉语之外的另一种语言？除了宗教信仰的动力促使一些人学习并掌握了梵语等印度语言外，似乎没有一个诗人、作家和文学研究家有足够的动力和条件，为着纯文学的目的来学习一门外语。如此，“文学对话”从何谈起呢？“比较文学”缘何成立呢？

这种情形，到了晚清时期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当时的清政府一方面是对改革派“横流天下”的“邪说暴行”实行清剿，一方面也不得不提出“旧学为本，新学为用”的口号，并于1901年下令废除八股，1905年废除科举并派五大臣出洋考察，1906年又宣布预备立宪，改革官制等。在这样的形势下，有头脑的中国人，无论赞同与否，都不可能不面对如何对待西方文化的问题，也不能不考虑如何延续并发扬光大中国悠久文化传统的问题。在这样的形势下，西学东渐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在西学的冲击下，传统文人难以单靠汉语文学立身处世，出国留学、学习外语便成为新的选择。连林纾那样的倾向保守的人士，尽管无法掌握外语，却与人合作译出了三百多种外国小说，晚年更哀叹自己一生最大的遗憾是不通外文。林纾的译作在读书人的面前展开了新异的文学世界，推动了中国人的文学观念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从此，在中国人的阅读平台上，出现了与汉文学迥然不同的西洋文学，这就为中西文学之“比”提供了语境。许慎《说文解字》释“比”字为“反从为比”。西洋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反从”（不同），就为中西文学之“比”提供了可能。于是清末民初的不少学者，如林纾、黄遵宪、梁启超、蒋智由、苏曼殊、胡怀琛、孙宝宣、侠人、黄人、徐念慈、王钟麟、周桂笙、孙毓修等，都对中外（外国主要是西方，也包含日本）文学发表了比较之论。当然，这些“比较”大都是为了对中西文学做出简单的价值判断，多半是浅层的、表面的比较，但它却是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的最初形式。这一点与欧洲比较文学也有明显的不同。法国及欧洲的比较文学强调用实证的方法描述欧洲各国文学之间的事实联系，而中国的比较文学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中外（主要是中西）文学的对比意识或比照意识；欧洲比较文学主要强调的是欧洲各国文学的联系性、相通性，而中国比较文学则具有强烈的差异意识。从这一点上看，欧洲比较文学重心在“认同”而不在“比较”，中国比较文学重心在“比较”而非“认同”。但中国比较文学发生伊始的这种“反从为比”的单一性，由王国维稍后的登场而有所改变。王国维独辟蹊径，从另一个侧面进入了比较文学。他以外来思想方法烛照中国文学，用西洋的术语概念解读和阐释《红楼梦》等中国作品，努力使外来思想观念与中国固有的文学相契合，虽然没有太多直接的比较，却具有跨文化的世界文学眼光，体现了一种“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内在的比较观念，因而更能够深刻切入比较文学的本体。

在亚洲，我们的东邻日本早在1890年就有坪内逍遥博士讲授“比照文学”，而且今天我们中国人使用的“比较文学”这四个汉字本身就是日本人创制的，日本的比较文学在20世纪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也一直在发展和推进着。但是，同其它国家的比较文学相比而言，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的第三阶段的中国比较文学，其规模、声势、社会文化与学术效应都大大地超过了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期的法国及欧洲的比较文学，也大大地超过了20世纪50至70年代的美国比较文学。在外国比较文学的影响之下，在本土文学与文化的深厚的沃土之上，在时代的呼唤之中，中国比较文学由自为到自觉、从分散到凝聚、从观念到实体，从依托其它学科到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再从弱小学科发展到较为强大的学科，走过了值得骄傲的百年历程。先从研究成果的规模效应上看，据《中国比较文学论文索引（1980～2000年）》（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一书的统计，80至90年代的二十年间，光中国大陆地区的学术刊物上就刊登出了一万两千多篇严格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论文或文章，还出版了三百六十多部严格意义上的比较文学专著。尽管我们现在还无法对世界上比较文学较为发达的国家，如法国、美国、英国、日本等国的比较文学成果做一统计，并与中国做一比较，但即使这样，我们也可以肯定地说：仅从学术成果的数量上看，中国比较文学在这二十年间的成果在数量上，已经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了，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论文和绝大多数研究专著，都具有较高或很高的学术水准。再从研究队伍上说，到90年代末，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在册会员已近九百名，加上没有入会的从事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的人员，估计应在千人以上。这样一个规模，更是任何一个国家所不能比拟的。更重要的是，通过各方面的支持和努力，中国比较文学在组织上建立了被纳入现行教育体制的专门的研究机构，成为高等教育中的一个重要学科部门，形成了从本科生到博士生的系统连贯的人才培养体系，还有了《中国比较文学》等几种专门的核心刊物。由此，中国比较文学的存在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成为一种“显学”，在中国学术文化体系中确立了自己独特的位置。

从全球文化的高度上看，中国比较文学的兴起和繁荣，是与全球文化的基本走势相契合的。在全球资讯时代，人类所面临的问题仍然是历史上多次遭遇的共同问题：如生死爱欲问题，即个人身心内外的和谐生存问题；权力关系与身份认同问题，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问题；人和外在环境的关系问题，即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存问题。追求这些方面的“和谐”是古今中外人类文化的共同目标，也是不同文化体系中的文学所共同追求的目的。深入了解不同文化中的文学对这些共同困惑的探索，坚持进行文学的交流互动，就有可能把人们从目前单向度的、贫乏而偏颇的全球主义意识形态中解救出来，形成以多元文化为基础的另一种全球化。由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它不可能成为帝国文化霸权的实行者，而是将坚定地全力促进多元文化的发展；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第三阶段的中国比较文学的基本价值取向，就是致力于不同文化体系亦即异质文化之间，文学的“互识”、“互补“和” “互动”。

从中国社会文化自身的发展逻辑上看，中国比较文学发生和发展的轨迹，是与中国学术的近代转型和现代化相始终的。中国比较文学之所以获得如此的发展和繁荣，根本原因在于比较文学的学术精神契合了20世纪中国的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特别是契合了80年代以后中国改革开放的需要、中国文学界和学术界思想解放的需要。当比较文学在欧洲、在美国已从学术文化的主流和中心逐渐淡出的时候，当欧美学者由于语言和学术训练的限制还很难深入进行跨东西文化的文学研究——这正是欧美比较文学最近发展不够迅速的原因——的时候，中国比较文学却取得了高度的繁荣。可以说，现阶段中国人、中国学者对欧美的了解远胜于欧美对中国的了解，中国学者的外国语言文化和学术修养，使得他们在跨文化、特别是跨东西文化的文学沟通与文学研究中具有更强的学术优势。这一切，都自然地、历史地决定了世界比较文学学术文化的重心已经逐渐转到中国。换言之，世界比较文学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或称第三个历史时期，已经在中国展开。而且，中国比较文学所代表的是一个世界比较文学发展中的一个历史阶段，赋予它生命的，是一个时代，而不只是“法国学派”或“美国学派”那样的“学派”。

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之代表，中国比较文学立足本土文化，努力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的营养，体现了博大的文化襟怀。中国比较文学的根本特征就是由这种开放的文化襟怀所决定的。首先是中国比较文学对东西方比较文学的兼收并蓄。中国的比较学者们对比较文学的中国传统渊源做了深入的发掘和阐释，并把中国古人提出的“合而不同”的价值观作为现代比较文学的精髓。同时，对西方的欧美、东方的日本的比较文学的理论与实践的成果也多有借鉴和吸收。从20世纪30年代戴望舒翻译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起，到20世纪末，中国翻译、编译出版的外国的比较文学著作、论文集已达数十种，对外国比较文学的评价文章数百篇，绝大多数的比较文学教材都有评介外国比较文学的专门章节。或许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像中国学者这样对介绍与借鉴外国的比较文学如此重视。中国的比较文学著作在数量和质量上都相当可观，有不少著作堪称该领域研究中只能绕行、不可逾越的成果，体现了中国人的独特的学术优势，但外国比较文学界对中国的这些著作的译介和评论却不多，相形之下，更现显示了中国学者吸纳外来学术的气度与能力，这也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繁荣昌盛的一个表征。从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本身来看，中国比较文学的特点也甚为显著。最引人注目的是研究领域的全面性。涉及英语、日语、法语、俄语、德语、梵语、朝鲜语、阿拉伯语等语言文学的研究较多，不必多说。即使是涉及众多“小语种”的比较文学领域，也或多或少有人从事着必要的研究。可以说，就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全方位性而言，中国比较文学在世界各国中即使不是最充分的，也是最充分的之一。由此，中国比较文学已经具备了“世界文学”的视野和眼光。在这种情况下，比较文学作为中国学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20世纪的中国学术发展演变的进程中，特别是在中国的文学研究中，有着特殊重要的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接洽中外学术，促进文学交流、开拓国际视野，构建世界意识、打通学科藩篱，强化整体思维，在世界文学的大格局中为中国文学定性和定位。从这个意义上说，在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中，比较文学也是最具有国际性、世界性和前沿性的。它接受了法国学派的传播与影响的实证研究，也受到了美国学派跨学科研究的影响，同时突破了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的欧洲中心、西方中心的狭隘性，使比较文学真正成为沟通东西方文学和学术文化的学问。同时，中国比较文学学者还从各种不同角度，在各个不同领域将比较文学研究推向了深入。

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之代表的中国比较文学，对历史上作为第一阶段的法国学派有充分的借鉴，也有必要的超越。法国学派所开创的以文献实证为特色的传播研究，曾在50时代遭到了美国学派的批判和否定。但在中外文学关系研究中，实证研究不是一个简单的方法选择问题，而是研究中的一种必然需要。例如，历史上一千多年间持续不断的印度佛经及佛经文学的翻译，为中国比较文学学术研究留下了丰富的学术资源。在宗教信仰的束缚下，在宗教与文学杂糅中，古人只能创造、而难以解释这段漫长而复杂的历史。到了20世纪20年代后，胡适、梁启超、许地山、陈寅恪、季羡林等将比较文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引入中印文学关系史，在开辟了中外文学关系史研究的同时，显示了中国比较文学实证研究得天独厚的优势，也为中国的中外文学关系研究贡献了第一批学术成果。此外，中国文学在东亚的朝鲜、日本、越南诸国的长期的传播和影响，也给中外文学关系、东亚文学关系的实证研究展现了广阔的空间。因而，在20世纪中国比较文学中，实证的文学传播史、文学关系史的研究不但没有被放弃，反而是收获最为丰硕的领域。中国学者将中国学术的言必有据、追根溯源的考据传统，与比较文学的跨文化视野与方法结合起来，大大焕发了这一研究的生命力，在这个领域中出现的学术成果以其学风的扎实、立论的严谨和科学，而具有其难以磨灭的学术价值和长久的学术生命。

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第三阶段之代表的中国比较文学，也从美国学派那里接受了丰厚的馈赠。美国文学作为世界比较文学史上第二个阶段，突破了法国学派的将比较文学定位为文学关系史的学科藩篱，提倡无事实联系的平行研究和文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跨学科研究。中国比较文学界对美国学派也有热情的呼应。实际上，中国比较文学在这方面也有自己独到的收获。1904年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1920年周作人的《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20年代茅盾的中国神话和北欧神话研究，钟敬文的《中国印欧民间故事之类型》，以及1935年尧子的《读西厢记与Romeo and Juliet（罗蜜欧与朱丽叶）》等文章，已为中国比较文学开创了平行研究的先河。后来，钱钟书的《中国诗与中国画》、《读〈拉奥孔〉》、《通感》、《诗可以怨》以及杨周翰的《预言式的梦在〈埃涅阿斯纪〉与〈红楼梦〉中的作用》、《中西悼亡诗》等都是跨文化研究与跨学科研究的典范之作。70年代，以钱钟书《管锥篇》更是别开生面的平行贯通的楷模。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特别是在中国比较文学的复兴初期，美国学派所提倡的平行研究一时遍地开花，公开发表的相关文章每年数以百计。在平行研究中，人们有意识地在中外文学现象的平行比较中，寻求对中国文学及中国文化的新的理解和新的认识，并在平行比较中尝试为中国文学做进一步科学的定性和定位。但对于平行研究中的可比性问题，陈寅恪等一辈学者早就提出了质疑，随着80年代后平行研究的热潮汹涌，有识者很快及时指出它的弊端和问题。季羡林等先生严厉批评了那些“X比Y”式的生拉硬扯、牵强附会地胡乱比附，遂使得90年代后期“X比Y”的比较模式有所收敛和遏制。平行研究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主观原因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学习与研究者对比较文学的学科精髓没有深刻领悟，而客观原因是美国学派在平行研究的实践上并不丰富，理论上并不成熟，一味拘泥于美国学派的理论和方法，中国比较文学势必难以摆脱这些误区。在为平行研究付出了一定代价之后，中国比较文学也在实践上做了自己的探索，在理论上做了修正。70年代钱钟书的多项式平行贯通的研究实践，成为平行研究之楷模；而90年代后发表的有关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与方法的著作和论文，在对中国比较文学的研究实践进行总结的基础上，使平行研究的方法论更趋于科学化和成熟化。另一方面，对美国学派提出的“跨学科研究”，中国比较文学界也给予相当的认同，绝大多数的学科理论著作和教科书都在努力提倡和阐述“跨学科研究”，但二十年来跨学科研究的成果却很有限，与理论上的大力提倡不相称。在这种情况下也有人对“跨学科”研究在实践和理论上做了反思。“跨学科研究”究竟是研究方法，还是研究领域？换言之，它是文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关系研究，还是在文学研究的方法和视角上对其它学科的借鉴？对此美国学派在理论上并没有讲清楚。针对这种情况，中国比较文学界有人提出，不宜把“跨学科研究”无条件地视为“比较文学”，否则一方面就会使比较文学丧失必要的学科界限，而使比较文学自身遭到解构，另一方面容易误导研究者和学习者把研究“对象”当作研究“课题”，从而催生某些大而无当、大题小作的空疏之作；认为“跨学科研究”是当今各门学科中通用的研究方法，也是文学研究中通用的方法，而不是比较文学的特有方法，因而只有当“跨学科”的同时也“跨文化”，才能视为比较文学……。对跨学科问题有种种不同的看法，而且至今仍在探讨、争论和磨合过程中，无论如何，还是杨周翰教授1989年在为《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一书所写的序言中的一句话最为中肯：“我们需要具备一种‘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的研究视野：不仅要跨越国别和语言的界限，而且还要超越学科的界限，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下来考察文学。”正因为如此，“跨学科的文学研究”仍然在曲折中摸索前进，而对于“跨学科研究”的这些争论和质疑却只能更加表明，中国比较文学并非只是被动地接纳外来的学科理念，而是在自己的研究中试图做出自己的判断；中国比较文学作为世界比较文学的第三个发展阶段，不是外来学派的一个分支，它发出了自己独特的声音，表现了自己深入的思考，显示了自己固有的特征。

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兴起，使得中国文学研究中乃至中国学术文化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这主要表现在研究视野的扩大、新的研究对象的发现和研究方法的更新这两个方面。

先说研究视野的扩大和研究对象、研究领域的拓展。比较文学观念与方法的引入，使中国传统学术视野中一直被忽视的许多领域得以呈现，得以纳入学术文化体制中。例如，关于中国神话及民间故事的研究，中国传统学术是不屑为之的。而20年代以后，这一研究却成为现代学术的一个显著的亮点。比较文学的跨文化视野使中国神话和民间文学显示了独特的价值。茅盾、赵景深、周作人、钟敬文等人在神话与民间文学的研究中普遍采用了跨文化的历史地理学派的传播研究方法、平行研究的主题学方法，从比较文学角度看就是在神话与民间文学研究中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此一方法的使用不仅将学术研究的触角深入到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的根部，而且将最民族和最民间的东西赋予了世界性价值，90年代以后，又有新一代学者在神话与民间文学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使人类学研究与文学研究相交叉，尝试建立了“文学人类学”，成为中国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催生出的颇具活力的新领域之一。再如翻译文学的研究，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中率先尝试从跨文化的立场将翻译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到80年代后，人们发现翻译文学研究作为跨文化的文学研究，是比较文学学科中的天然的研究对象，正是比较文学在学科理念上对翻译文学研究的支持和铺垫，使得翻译文学研究成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新兴的繁荣部门，翻译文学史的研究和翻译文学基本理论的研究这两大研究领域越来越受到重视。又如，在法国比较文学的“形象学”理论与实践的启发之下，20世纪90年代后有不少研究者对中国文学中的外国形象、外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问题展开了富有成效的研究，更有人从“形象学”概念中进一步引申出“涉外文学”的概念，并把它视为比较文学特有的研究对象。“形象学”乃至“涉外文学”的研究，为90年代后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开辟了一片广阔天地。

❹ 请问考研当中，跨学科和跨专业有什么区别

(1)跨学科是指以前学的专业和现在要考的内容一点关系没有，比如说你以前是学化工的，现在考金融，这就是跨学科。

（2）跨专业是指所考专业和所学专业相近，比如说你是学化工的，现在考材料的研究生。

其实很多情况两者可以混用的，没必要分这么清。

❺ 跨学科错综复杂的领域与单一研究有什么不同社会发展是这两种研究吗这两种研究区别是什么

跨学科研究是近来科学方法讨论的热点之一。跨学科的目的主要在于通过超越以往分门别类的研究方式，实现对问题的整合性研究。目前国际上比较有前景的新兴学科大多具有跨学科性质。近年来一大批使用跨学科方法或从事跨学科研究与合作的科学家陆续获得诺贝尔奖，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就其深刻性而言，跨学科研究本身也体现了当代科学探索的一种新范型

❻ 跨学科研究对于比较文学有哪些意义

您是北师大的学生？
哈哈~

❼ 为何说比较文学是1门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跨学科的文学研究

文学的血脉不来同，但是自，都直指人性，也就是木心先生所说，文学就是人学。那末，比较文学比较的，自然就是文脉。文脉所涉，包括语言，文化，民族，学科的别类，所做的文学研究，固然也就是逾越，语言，文化，民族，学科的文学研究了， 查看更多答案>>

❽ 比较文学 跨学科研究

在中国，自80年代中期以来，比较文学中提倡跨学科研究的呼声日涨，各种尝试性研究方兴未艾，成为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热点。这种研究的突出表现之一，是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乐黛云、王宁主编的《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一书。此书虽然是各种文章的集结，但所涉及的范围是比较广的，如文学与自然科学、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语言学、文学与其他艺术等等。作为一本首倡全面开展跨学科研究的著作，其推进与促进的作用是很大的。
放眼当前的比较文学领域，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已不再仅仅限于呼唤或复兴的时候了，而是正处在蓬勃开展、成果不断涌现的阶段。预计在今后的十年中，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将会更为扎实，更为深入，更为吸引人。它完全可能成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又一显著特征，并为国际比较文学界所注目。
其理由可有如下两点：
一、新方法论的运用已成为学者们的自觉实践，使文学学科内部的研究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自1986年方法论热以后，文学学科对新方法论的认识与接纳，经历了一个从骚动走向沉静，从外在压力走向了内在要求的过程。学者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没有综合性的跨学科研究，本学科内的研究是难有突破性进展的。随着科学的发展，学科边界正在不断交叉、融汇，产生出层出不穷的新学科。文学研究在新方法论的推动下，也正在形成各自具有特色的新学科。如艺术人类学，虽然目前尚未形成一门完整的学科，但大量的研究实践与成果却强有力地显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与人类学的研究学派正在崛起。它之所以为人重视，除了它开掘了许多为世人未知的人类学资料以外，在新方法论指导下所做的重新审视与研究工作是重要因素。这从萧兵、叶舒宪、宋耀良等人的研究可以看到这一点。叶舒宪的研究可能更具代表性。他是从翻译介绍西方原型批评方法起家的，但他以后对中国神话、中国先秦文学的研究成果几乎都是在自觉运用西方新方法的实践中产生的。他承认这是援西套中，但他又认为这并不意味着生搬硬套，而是一种立足于中国国学根脉的一种双向选择的“沟通”和“互释”。它是使西学化入国学并使之更新的同时，又使国学化入世界学术总体的一种极好途径。他同时以钱钟书的研究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具体参见叶舒宪《人类学视野与考据学方法更新》，载《中国比较文学》1993年第1期)。
又比如文学史的撰写问题，无论中国古代文学史还是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者们都进行过多次的讨论。这也是在方法论讨论与文化研究热的推动下开始的。理论意识的觉醒与方法论的自觉运用几乎是同时展开的。尽管在目前，我们还未看到一本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学通史，但在方法论上有突破性进展的断代史著作、个案作家研究的著作也已出现了，如有论老舍与中国文化的，有论周作人与中国文化的，最近漳州师院的林继中博士还出版了一本《文化建构文学史——中唐至北宋》，在此书中，他明确把文学现象看作整个社会文化构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他认为文学史和社会总体文化构型之间存在着互涵互动的关系，它受社会文化建构过程中的整合作用驱动，而又以自身的变革参与了文化的建构。虽然此书只有四章，字数也就14万字，但其研究的视角与方法是可取的，它至少使我们对中唐至北宋这一时期的文学史运动有了一个崭新的认识。可以说，文学的文化史研究已成为多数学者的趋向，一个具有“文化史派”特征的文学史研究学派正在逐渐形成。这也是跨学科研究推动的结果。
二、社会科学中各门学科自身发展与建设的成绩为跨学科研究的蓬勃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1988年以来，随着文化热的涌动，社会科学中的各门学科得到了惊人的发展，如宗教学研究(尤其是关于中国佛教、道教、民间宗教的研究)、民俗学研究、语言文字的文化学研究等等，在短短的几年内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昌盛。这对比较文学研究无疑是极大的推动。正是在各门学科自身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跨学科研究的新势头。比如，一些宗教学者跨入到文学领域来研究宗教与文学的关系，象赖永海；而一些文学研究者也对宗教与文学的关系进行探讨，象葛兆光、张伯伟、蒋述卓、马焯荣等等；形成了宗教与文学关系的研究热。又如随着文化语言学的兴起，申小龙、臧克和、朱良志等青年学者，又开始了从文化角度把中国文学的审美特征与中国的语言文字结合起来进行深入探讨的征程。它走的是与西方语言学派完全不同的道路，更不是移中就西，而是根源于中国语言文化的根去探溯中国文学与美学特征的大胆尝试。这些现象都充分说明，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必须是以各门学科的发展为前提的，反过来，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又必将推动各门学科的更大发展。
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要走向成熟与完善，自然需要加倍的努力。我以为，在未来的研究中，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者应该注意到：
首先，一定要有扎实的基本功，要有自己的学术支点，并在这支点上尽可能对与之相关的学科作多而深的研究，这样才能避免那种空泛的、晴蜓点水式的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
其次，进行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必须是以文学为中心的研究，要突出文学的审美批评与分析。
再次，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还应不断开拓新的边缘课题研究，比如文学与音乐、文学与史学、文学与家族传统、文学与广告艺术、文学与影视艺术等等，都有待加强研究。

❾ 什么是文学性如何在比较文学研究中把握文学性

何为文学性？
概括的说，“文学性”是人类在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个比较笼统、广泛，可明显的意会但是又难以言传的文学特性。
关于文学性的定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大家都持有不同的观点，在本文中所探讨的文学性多为文学性的直观表现方面的内容。文学性首先表现在形象性上面，为了更好的刻画人物形象，、渲染气氛等，采用形象生动的语言加以文学加工，呈现出文学上美的体验，文学性在小说中表现出的特点最为明显，诸如性格刻画、心理描写、环境渲染、细节铺陈等方面。
除此之外，关于文学性的定义还有以下几种说法：文学本体论的定义，认为文学语言的参照物不是历史的真实，而是幻想中的人和事；文学语言的陈述条件与某些特殊的条件相关。文学的“可叙述性”取代了信息的地位。
我赞同的文学性就是文艺的表现手法和艺术技巧。提到文学性，我想就和很多学习理科的人听说文学一个样，我们对于文学，并不能给出它具体的定义，但是对于感觉到的那种艺术魅力，却是难以否认它的存在的。
其次，何为比较文学？
比较文学是对两种或两种以上民族的文学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以及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和其他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的比较研究的文艺学分支。它包括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它兴起于19诗集末20世纪初。
比较文学最起初是由法国学者提出的，在提出之初，各国文论家对于比较文学都开始了探索，但是由于它的发展时间较短，对于比较文学下所涵盖的范围有很多研究的都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
回到我们开篇提出的问题，文学性在比较文学中的地位。我所探究的文学性并不是经过翻译或者加工过的作品的文学性，而是原作品的中的文学性在翻译流传的过程中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的文学性。本文主要探究的就是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注重了忽略了的文学性问题何在？又或者是对原文学作品的思想艺术以及人物刻画等发生了变化上新生出来的文学性是否能将其作为原文学作品中潜在的文学性作为探究。
对于不同民族的文化研究，第一步都是先按照翻译者对于文本的认识进行解剖的，同样的一部文学作品，不同的翻译家会持有不同的意见。在翻译的过程中，由于翻译者本身所受到的文学文化的影响，必定对原文本的理解达不到最透彻的认识，又或者是进行进行了加工和改造，可以说是翻译家在第一次对文本作品解读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一次影响巨大的他国化的倾向。就我自己的观点而言，能将他民族的作品进行翻译的人学术上的造诣自然是不用怀疑的了。只是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依旧没有能够很好的站在原作品的文化氛围中进行探讨，毕竟各自民族的文化氛围对翻译家的影响是最大的，即使作家刻意注重了文化氛围的影响，也不能很好的将原作品中的文化内涵用自己民族的文化来表现，由于文化氛围的眼中影响，于是原文献作品的文学性问题便被搁置了。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由于受科学研究领域各学科互相渗透、互相融合发展趋势的影
响，究中又出现了“泛文化”的倾向。 泛文化的倾向与美国学派的“跨学科研究”有相似之处，比较文学研在一些非文学化倾向比较突出的“跨学科研究”课题中，文学被其他学科的内容所排挤，失去中心地位，比较文学的研究就带有了“泛文化”的意味。但在“跨学科研究”的理论中，文学还能保住其中心地位。但是在泛文化的文学现象中，文学在比较文学的研究中已经失去了它的中心地位。这对于比较文学的研究来说是偏离了文学的基本轨道的，就类似于舍本逐末，舍弃了文学的基本的东西而空洞的研究没有内涵的躯壳，足以可见到文学性在比较文学中的地位应该受到相对的重视。
在这里，仅举出朱生豪先生翻译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两行诗作为例子进行论证原作品的文学性没有受到翻译家重视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