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学科的研究

『壹』 跨学科研究的专家观点

美国密歇根大学校长玛丽·苏·科尔曼说，在这个全球化时代，技术和贸易似乎在摧毁一切障碍。通过跨学科、跨文化、跨国界的合作来追求学校的远大未来，看来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今天，大学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把优秀的、不同学科的人才组合起来，然后支持他们，放手让他们自己做主。
科尔曼介绍说，在进行开创性的跨学科研究方面，密歇根大学的社会研究所有悠久的历史。50多年前，密歇根大学的一些教授组成了一个小组，运用在二战期间开发的手段，开创了“现代社会科学调查研究”。他们建立了社会研究所。今天，这个研究所是世界上最大的学术调查研究中心，汇集了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统计学家等多学科研究人员。他们的研究是跨学科的，而且力图影响企业和政府在各个领域的决策——优秀的研究都应如此。
在密歇根大学，研究人员还在探索其他的跨学科研究前沿领域，如化学基因组学中心把物理学、化学、工程学、计算机科学以及深海潜水和草药研究聚合在一起。这个新的“化学基因组学中心”正在利用人工智能实验设备和计算机，筛选数以万计的化合物，寻找未来的可能药物。跨学科研究需要以多样性为前提，而知识的多样性仅仅是一个开端。
在谈到知识产权问题时，科尔曼说，大学不是商品和服务的交易市场，而是一个思想的市场，其目标是尽可能有效地转化创新成果，将其引进商业领域。在美国，大学教职员工究竟应该享有哪些知识产权，在20多年前曾有过一场争论。但争论现在已经结出了硕果。例如，2004年，密歇根大学的教师有285项发明，开办了13个新公司，流感疫苗鼻喷剂和在美国各地数以千计的手术中心成为标准技术的激光角膜瓣切削技术，更是令密歇根大学引以为荣。
科尔曼最后表示，由中美两国合办的人文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中心，将大力扶持计量社会科学研究，扶持新的跨学科的中国问题研究。据介绍，从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在密歇根大学学习过的中国学生，在数量上多于在其他任何一所美国大学学习的中国学生。这些留学生中有中国物理学之父吴大猷博士、中国工程院首任院长朱光亚博士、197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丁肇中博士等。

『贰』 跨学科研究的研究典范

司马迁说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豪言壮语，也就是说读书与实践是他的治学准则，按照现在的话语系统来说，就是文献材料与田野考察相结合。因此，如果我们非要追寻历史人类学在中国的起源，我看完全可以追到司马迁那里。司马迁给中国的史学家树立了好的榜样，但后来的史学家大多并未像司马迁那样去做。直到今天，史学家研究历史的主要手段依然是梳理文献、辨证考据，如果没有正史、实录、档案、笔记、方志、家谱等等的文献材料，史学研究简直是寸步难行。社会史研究虽然拓展了研究内容，也扩宽了史料运用的范围，然而社会史研究并未对传统史学产生真正的冲击，甚至我们可以说，从研究手段上讲社会史仍未脱传统史学研究的窠臼，因为社会史研究同传统史学一样基本以文献材料为主，注重历时性研究。人类学引进到历史研究中去后，才使历史学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变化，因为人类学除了强调在内容上注重下层平民的日常生活世界、批评国家和政治精英建构的历史外，在研究手段上更多地注重田野、口述，注重共时性研究。总之，人类学的方法要求史学家走出书斋，走向田野，这与传统史学是一个根本的不同。因此，我相信人类学有可能帮助历史学家发现一个新的天地。
目前，中国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有了一个很好的开端，以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为中心的一批学者开展的华南社会研究，已经显现出历史人类学的诱人之处。这批学者特别重视小社区的研究，他们认为小社区的典型研究对于理解一个社会内部多种因素的相互关系，从总体上把握社会发展的趋向，具有其它研究不能取代的意义。在小社区研究中，田野调查的方法成为他们最基本的工作方式，通过实地深入观察（即人类学家所强调的“参与体验”）而获得对社区内部各种社会关系和各种外部联系的了解，对于深化整个已显窘态的社会史研究有积极意义。这种小社区的研究实际上已带有布罗代尔所揭示的“整体历史”的意义，也就是“小社区，大历史”。在田野调查中，他们搜集到极为丰富的民间文献，包括家谱、族谱、碑刻等资料，还有婚帖、讣告、账簿、人缘簿、分单、乡村告示、符纸等以前几乎从未被史学家注意和使用过的材料。通过与村民的交谈和接触，他们得到很多口碑资料，这些资料所揭示的社会文化内涵往往是文献记载所未能表达的。比如刘志伟重点研究珠江三角洲的宗族问题，鉴于宗族的祖先以及早期历史往往增饰虚构，因此他采取人类学的方法，将故事文本放在当地社会历史的背景与发展中加以解读，从而使谱牒祖先世系的资料记载重获生机，揭示出宗族的社会文化意义。陈春声的研究集中在广东潮州特别是一个叫樟林的乡村，主要研究民间信仰与社区历史发展。他注意挖掘民间文献的史料价值，探讨了地域神三山国王的崇拜问题，对樟林神庙系统表达的信仰空间和潮州民间神信仰的象征意义都作了深刻的分析。
对华北社会的研究也是近年的一个学术热点，赵世瑜的成果最为引人注目。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能娴熟地运用社会学、民俗学、神话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将文献研究与田野调查结合起来，眼睛向下，于细微处发现真实的历史。比如他对明清时期华北庙会的解读，从记载民间信仰和祭祀组织的北京碑刻入手研究地域的历史等，皆发前人之所未发。在他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与精英们的理想图景完全不同的思想和文化的世界。其代表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中的多篇论文，人类学影响的痕迹非常明显。
在研究中，这批学者充分认识到了人类学研究方法的重要意义，并为许多年轻学者效仿。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将这一取向称为史学的人类学转向。
现在有学者提出历史人类学应该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对此学者们颇有争议。客观上分析，这种争论似乎为时过早，因为现在历史人类学在中国刚刚起步，其影响也还相当有限，似乎尚无资格为自己争得一个地盘。从学术发展的角度看，如果早早地画地为牢，可能它也没有什么前途。当然可以坦率地讲，我在此文中谈论历史人类学的出发点是历史学，我是站在历史学的本位立场来谈论历史人类学的，因为我不认为历史人类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尤其是在中国的特殊情况下，历史人类学只是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一个视角。正如著名历史人类学学者安德烈·比尔吉埃尔所说，历史人类学并不具有特殊的领域，它相当于一种研究方式，这就是始终将作为考察对象的演进和对这种演进的反应联系起来，和由这种演进产生或改变的人类行为联系起来。如果非要分门别类，我看也只能划在历史学科之内。有学者认为，历史人类学被历史学“抢注”了。这个观点是忽略了中国的特殊情况，中国没有较为深厚的人类学研究的传统，很多大学或研究机构的人类学研究者多为历史或考古出身，也有部分民族学研究者，这种情况决定了中国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只能依附在历史学的庇护之下。有学者指出，之所以进行田野考察，是为了能更好地解读文献。此一语道破天机。也就是说，在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历史学的方法仍是根本，人类学的方法是辅助。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也可以相互结合发展，形成新的交叉边缘学科，如进化金融学（Evolutionary Finance）就是近年来兴起的介于生物学和金融学的一门边缘科学，进化证券学则是介于生物学和证券学之间的边缘学科。此外，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也可以相互结合发展，形成新的交叉边缘学科，如网络语言学就是网络技术和语言科学有机融合而成的新兴交叉学科，该学科由中国知名学者周海中教授首先提出，并受到学界关注和肯定。

『叁』 比较文学 跨学科研究

在中国，自80年代中期以来，比较文学中提倡跨学科研究的呼声日涨，各种尝试性研究方兴未艾，成为比较文学研究中的热点。这种研究的突出表现之一，是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乐黛云、王宁主编的《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一书。此书虽然是各种文章的集结，但所涉及的范围是比较广的，如文学与自然科学、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语言学、文学与其他艺术等等。作为一本首倡全面开展跨学科研究的著作，其推进与促进的作用是很大的。
放眼当前的比较文学领域，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已不再仅仅限于呼唤或复兴的时候了，而是正处在蓬勃开展、成果不断涌现的阶段。预计在今后的十年中，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将会更为扎实，更为深入，更为吸引人。它完全可能成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又一显著特征，并为国际比较文学界所注目。
其理由可有如下两点：
一、新方法论的运用已成为学者们的自觉实践，使文学学科内部的研究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自1986年方法论热以后，文学学科对新方法论的认识与接纳，经历了一个从骚动走向沉静，从外在压力走向了内在要求的过程。学者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没有综合性的跨学科研究，本学科内的研究是难有突破性进展的。随着科学的发展，学科边界正在不断交叉、融汇，产生出层出不穷的新学科。文学研究在新方法论的推动下，也正在形成各自具有特色的新学科。如艺术人类学，虽然目前尚未形成一门完整的学科，但大量的研究实践与成果却强有力地显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与人类学的研究学派正在崛起。它之所以为人重视，除了它开掘了许多为世人未知的人类学资料以外，在新方法论指导下所做的重新审视与研究工作是重要因素。这从萧兵、叶舒宪、宋耀良等人的研究可以看到这一点。叶舒宪的研究可能更具代表性。他是从翻译介绍西方原型批评方法起家的，但他以后对中国神话、中国先秦文学的研究成果几乎都是在自觉运用西方新方法的实践中产生的。他承认这是援西套中，但他又认为这并不意味着生搬硬套，而是一种立足于中国国学根脉的一种双向选择的“沟通”和“互释”。它是使西学化入国学并使之更新的同时，又使国学化入世界学术总体的一种极好途径。他同时以钱钟书的研究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具体参见叶舒宪《人类学视野与考据学方法更新》，载《中国比较文学》1993年第1期)。
又比如文学史的撰写问题，无论中国古代文学史还是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者们都进行过多次的讨论。这也是在方法论讨论与文化研究热的推动下开始的。理论意识的觉醒与方法论的自觉运用几乎是同时展开的。尽管在目前，我们还未看到一本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学通史，但在方法论上有突破性进展的断代史著作、个案作家研究的著作也已出现了，如有论老舍与中国文化的，有论周作人与中国文化的，最近漳州师院的林继中博士还出版了一本《文化建构文学史——中唐至北宋》，在此书中，他明确把文学现象看作整个社会文化构型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他认为文学史和社会总体文化构型之间存在着互涵互动的关系，它受社会文化建构过程中的整合作用驱动，而又以自身的变革参与了文化的建构。虽然此书只有四章，字数也就14万字，但其研究的视角与方法是可取的，它至少使我们对中唐至北宋这一时期的文学史运动有了一个崭新的认识。可以说，文学的文化史研究已成为多数学者的趋向，一个具有“文化史派”特征的文学史研究学派正在逐渐形成。这也是跨学科研究推动的结果。
二、社会科学中各门学科自身发展与建设的成绩为跨学科研究的蓬勃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1988年以来，随着文化热的涌动，社会科学中的各门学科得到了惊人的发展，如宗教学研究(尤其是关于中国佛教、道教、民间宗教的研究)、民俗学研究、语言文字的文化学研究等等，在短短的几年内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昌盛。这对比较文学研究无疑是极大的推动。正是在各门学科自身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跨学科研究的新势头。比如，一些宗教学者跨入到文学领域来研究宗教与文学的关系，象赖永海；而一些文学研究者也对宗教与文学的关系进行探讨，象葛兆光、张伯伟、蒋述卓、马焯荣等等；形成了宗教与文学关系的研究热。又如随着文化语言学的兴起，申小龙、臧克和、朱良志等青年学者，又开始了从文化角度把中国文学的审美特征与中国的语言文字结合起来进行深入探讨的征程。它走的是与西方语言学派完全不同的道路，更不是移中就西，而是根源于中国语言文化的根去探溯中国文学与美学特征的大胆尝试。这些现象都充分说明，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必须是以各门学科的发展为前提的，反过来，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又必将推动各门学科的更大发展。
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要走向成熟与完善，自然需要加倍的努力。我以为，在未来的研究中，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者应该注意到：
首先，一定要有扎实的基本功，要有自己的学术支点，并在这支点上尽可能对与之相关的学科作多而深的研究，这样才能避免那种空泛的、晴蜓点水式的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
其次，进行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必须是以文学为中心的研究，要突出文学的审美批评与分析。
再次，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还应不断开拓新的边缘课题研究，比如文学与音乐、文学与史学、文学与家族传统、文学与广告艺术、文学与影视艺术等等，都有待加强研究。

『肆』 跨学科研究生问题

1.你的问题表述不清。以我的理解你是问跨专业考时是否既要考本专业所考科目又要考所跨专业的科目。答案是否定的，你报考什么专业就考什么专业的科目，与你本科所学专业无关。
2.广告学专业课非全国统考，是由各学校自主命题。不同学校的广告学专业所考的课程不同，有些学校的广告学偏重设计和实践，考综合基础，还需要加试美术基础。有些学校的广告学偏重理论，一般考传播学概论等。
3.好学校分数高，烂学校分数低。看你报考什么学校了。跨专业考广告学在很多学校是需要加试的。举个例子你跨专业考人大的广告学，在复试时你比那些不夸专业的人需要多考一到两门科目。难度可想而知。考研跟高考不同，高考总分达线就行。考研不仅要总分达线，单科成绩也有分数线。
4.依你个人情况决定是否从现在开始学起。我建议你从现在先把英语学好，考研英语与大学六级英语难度基本相当。过不了六级考研英语也很难通过。大三一年学习专业课，大四第一学期重点放在政治。

『伍』 跨学科交叉研究有多重要呢

一项统计数据表明，在近100年的300多项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中，有近半内容是跨学科交叉研究的成果。

“跨学科交叉研究是取得重大科学发现和产生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的重要方式，推动跨学科交叉研究是提升创新能力的重要途径，而发展交叉学科需要公共平台来承载。”清华大学主管科研的副校长薛其坤告诉记者，基于此，清华成立脑与智能实验室和未来实验室，冀望能打破学科壁垒，开展前沿性、引领性、颠覆性研究。

而此前，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郝平也表示，北大近年来正着力培育前沿交叉学科，将其打造为国家创新驱动战略的生长点和创新源。“交叉研究，已经成为一种普遍共识。一位科学家告诉我，他最爱跟其他学科的人一起交流碰撞。不‘碰’，没戏；有了碰撞，经常能擦出思维的火花。”科技日报社原社长张景安说。

『陆』 跨学科研究的现状

由于与传统研究所面临的问题在类型、规模和难度上都有巨大不同，因此当前的跨学科研究呈现出一些新的态势和特点。其一，是学科跨度加大、数目增加、非学科类内容日益增多，方式日趋复杂，界限越来越不明晰；其二，科学研究中自觉地组织化程度提高了，通过这种组织，不同的学科和领域的人们自觉地走到一起开展合作性的科学研究，学科封闭越来越没有市场和发展空间；其三，人文与社会科学成为跨学科研究的活跃领域，它们甚至大规模地向自然科学和技术进行反向渗透；其四，社会开始不断接纳跨学科研究的价值观。学校中各级各类的通识教育特别是人文素养和社会技能教育都在试图克服由于分科知识的单一化教育所带来的多种弊端；社会在人才选择上也强调专业基础知识、业务技能、人文素养与社会经验相结合的重要性，把厚基础、宽口径、亲和度、拓展能力等作为一种人才标准来追求；各种大的科学和技术研究与开发项目都组织多学科和背景的人员参加并广泛征求各方面乃至公众的意见，等等，这都展现了跨学科研究与发展的兴旺势头和社会影响。

『柒』 跨学科研究历史的好处

可以让知识更全面，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更有针对性，时效性。

『捌』 跨学科研究的历史

人类进行跨学科性的研究已有较长历史，但真正称得上跨学科的，还是在近代有了分门别类的学科建制后才逐渐成形的。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笛卡儿将代数学与几何学交叉而发明的解析几何，它不仅一改两千年来这两门学科彼此分离的局面，而且为微积分的发明创造了条件。此后，随着科学的发展相继出现了多种形式和领域间的学科交叉，使交叉学科研究成为科学中的一种常见现象。“跨学科”一词最早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纽约出现，其最初含义大致相当于“合作研究”。我国于1985年召开“交叉科学大会”，“交叉科学（或学科）”一词在科学界广为传播。早期，人们对交叉科学和跨学科基本不加区分。20世纪90年代以后，有学者开始用“跨学科”一词代替“交叉科学”。今天看来，交叉学科或科学研究还属于跨学科研究的初步阶段，因为这样一种研究仅限于已有学科之间，而学科都是人为设置的，因此为了取得更大的研究进展，就必须突破学科划分形成的限制，走向更大范围更高境界的跨学科性的研究。尽管跨学科研究也可能产生一些交叉学科，但它集中突出的是问题，更注重行动本身及其与社会联结的深广程度，而不以成立学科为目的，因而天然地蕴涵有吸收和集中学科之外非学科因素的意味，这就不仅比交叉学科突出了对象的复杂性和研究活动的群体性，而且明显地具有实践效果的放大性。
科学在20世纪以来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是与技术的融合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相互渗透，这使科学更加变成了一项社会综合事业和工程，乃至不通过跨学科研究的方式，就不会有真正的科学突破。人们常说的STS（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就是对这一新兴领域和研究方式的集中概括。跨学科研究在快速推进的同时，其兴盛也映现了当代科学和技术发展中的几个基本态势。首先，科学结构复杂化趋势。虽然我们不能简单地把经典时代的科学统称为简单科学，但与今天大科学时代的多样性、多层次性、开放性、非线性、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等的极度复杂相比，分门别类的经典科学在基本理念和存在形式上确实属于简单性的范型，是按照“古老”的简单性原理构造起来的。其次，科学活动有机化趋势。与近代之初的科学各自并立、彼此不相往来的状况相比，当代科学表现出了明显的整体性、自组织性和动态演化性等“有机”特征；各门学科之间不仅相互联系增加，而且越来越多地按照自身的“规律”自主地“成长”并对社会形成影响，显示了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再次，理想目标的“软”化趋势。主要表现在科学不再被简单地看做是价值无涉的，而必须越来越多地顾及存在的影响和应用的后果，科学也不再被普遍地看做是唯一的话语权威，虽然科学依然是科学，科学主义也还是一种强势话语，但来自科学内外的批评之声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激烈和浩大。而社会各界对科学的某种人文化诠释如对科学发展观所作的“以人为本”的内涵界定，也是在人文的意义上扩展对科学的理解。这使得“让科学回归人文”成为未来科学发展中不可逆转的一种社会潮流。此外，20世纪后半叶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由于技术、市场与交往的普遍化需求所带来的全球化运动以及一些重大社会工程的出现，导致社会问题巨型化，使治理难度大大增加，向人类理智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几乎可以说，现实中的一切重大课题不通过跨学科研究都是不可能完成的。譬如，寻找SARS病毒和禽流感的病源，对艾滋病的有效防治，人类基因组测序、航天探索、印度洋海啸灾难的救治研究等，都不是任何一门学科或技术甚至一地一国所能承担的，而这些问题之间有时又是相互联系着的，从而必需综合多学科多方面社会力量开展集成性的研究。这种学科的多对象化和对象多学科化趋势，必然导致跨学科（包括跨技术）研究与“跨界行动”成为必然和普遍的模式，使人类的研究规范从以往的“无学科”阶段经由学科研究为主导和学科间交叉渗透阶段而进展到跨学科整合研究的层次，跨学科研究名副其实地成为了一种被库恩所称之的新的“范型”。

『玖』 跨学科研究的概念是什么

跨学科抄研究又称“交叉研究”、“科技整合”、“跨类研究”等。跨学科研究主要探讨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如美术、音乐、雕塑、影视、建筑等），文学与文人社会科学（如哲学、心理学、历史学、宗教、语言学等），文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关系，它是沟通文学与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以及其他艺术门类联系的良好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