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山天天電影安排表

❶ 京山縣的文化

4000多年前的屈家嶺文化，蘇家壟文化和1900多年前的綠林文化世代流傳於長江中游地區，成為中國古老文化的代表之一。其中由新市（即今京山）人王匡、王鳳領導的綠林起義，是我國歷史上繼秦末陳勝、吳廣起義後的第二次大規模農民起義。更有一批如劉英，劉鐵等追隨過孫中山的革命忠烈，在京山發起「永漋河起義」，策應辛亥革命的成功。
文化遺址
王匡、王鳳與綠林起義。這場斗爭長達10年之久，這次農民起義的主要策源地，就是湖北省的京山縣，它的主要領袖――即綠林軍的主要領袖王匡、王鳳，就是京山人。綠林赤眉起義是繼陳勝、吳廣起義之後，中國歷史上第二次大規模農民起義，其歷時10年，席捲全國，推翻了王莽政權，打擊了豪強勢力，掃盪了奴隸制殘余，推動了社會歷史的發展。
屈家嶺文化
屈家嶺遺址位於京山縣境西南離縣城30公里，現屬屈家嶺管理區園藝分廠。1954年冬，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員會配合石龍水庫工程進行文物調查，在乾渠必經地屈家嶺發現該遺址。水庫工程指揮部文物工作隊、中國社會科學院、湖北省考古研究所和荊州博物館，先後進行三次發掘。中國社會科學院專門發表了科學研究報告《京山屈家嶺》，結論指出：「屈家嶺遺址出土的遺物，具備了較多的特有的文化特徵，應屬於已發現的新的一個文化系統，因此我們把它命名為『屈家嶺文化』」。此後長江中游的廣大區域，均發現了屈家嶺文化遺存。屈家嶺文化，是長江中游第一個被命名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體系。
屈家嶺文化遺存揭示了當時的社會經濟、生產發展狀況。大量磨製精巧的石器表明生產工具的進步與生產的發展。在屈家嶺遺址，1956年僅發掘800多平方米，就發現一片面積500平方米、約200立方的紅燒土（經燒烤的地基或抹牆泥土），紅燒土中摻進的稻殼密結成層。中國農業科學院院長丁穎教授對屈家嶺出土的谷殼進行考察鑒定，他在結果中說「從圖片的稃毛、粒形和標本測定看，這些穀粒當屬於粳稻，且在我國是比較大粒的粳型品種，與今天栽培的粳型品種最為接近。」這表明以生產優質稻穀著稱的京山，在新石器時代就已大量種植水稻。屈家嶺文化遺址出土的豬骨、豬牙、陶制雞表明，當時家庭已普遍飼養生豬，家禽業以養雞為主。出土的大量輪制陶器、紡輪表明，手工業已形成獨立的生產門類，有專門的制陶作坊，製作的陶器胎壁均勻，造型美觀規整，能制出薄如蛋殼的彩繪杯碗。
屈家嶺文化遺物還反映了先民的文化藝術精神生活。彩繪的陶器，黑紅對比，濃艷莊重；不同的碗、豆而均用雙弧雙腹，做到了多樣中的統一；各式彩繪紡輪、彩繪蛋殼杯碗，顯示了先民的藝術創造力與審美情趣。屈家嶺文化遺存出土的陶祖（陶制男性生殖器）和成套陶器組合的陶祖表明，當時的社會奉行男性崇拜，證明屈家嶺文化已進入新石器時代晚期父系氏族社會，人們經常在公共場所進行祭祖宗教活動，祈求氏族平安，人丁繁衍興旺。
科學家們對屈家嶺文化炭化遺物進行了炭14科學測定，科學測定表明：以京山屈家嶺遺址命名的屈家嶺文化，存在於距今4600年至5000年，文化綿延了400年。屈家嶺遺址發現命名後，長江中游各地大量發現屈家嶺文化遺存。屈家嶺文化的中心在京山、天門、鍾祥，文化覆蓋整個長江中游，其北抵河南方城、豫中，南至洞庭湖北岸，東接鄂城、黃石，西到宜昌西陵峽西端。
蘇家壟文化遺址
蘇家壟文化遺址，位於京山縣坪壩鎮羅興村，1966年7月，在開挖鄭家河水庫乾渠時發現了該遺址。出土的古代生活器皿，經鑒定為西周晚期青銅器。這批出土青銅器有鼎、鬲、甗（音yǎn，眼）、簋（guǐ，詭）、豆（高圈足盤子）、方壺、盉（音hé，和）、匜（音yí，夷）、盤和車馬器等，共計97件，重800餘斤，具有極珍貴的考古價值。鼎、豆和方壺都有曾中（音yóu，由）父自作器的銘文（其中兩鼎銘文均為「」，豆和方壺上則為「斿」。文獻記載，歷史上有三個曾國：姓姒者有兩個，一個在今山東嶧縣，一個在今河南柘城縣北；第三個姓姬，在今湖北境內。
蘇家壟這批出土青銅器，分別收藏在中國歷史博物館、湖北省博物館、荊州市博物館和京山縣文化館。部分實物參加過我國對外文物展覽並攝入有關電影，在國內外廣為頌傳。其中一尊曾侯壺最為著名，壺身銘有「曾中斿父用吉金自作寶尊壺」銘文。其製作工藝精湛，造型典雅優美，紋飾豐富流暢，展現了中國青銅器文化的神韻魅力，為中華青銅器文化的傑出代表。其銘文字樣被多種文字學研究著作、書法字典收錄。曾侯壺多次在國外展出，僅一次在德國展出的保險金額就達3000萬馬克，是國寶級文物。曾侯壺復製品陳放於北京人民大會堂湖北廳，京山曾侯壺與隨州曾侯乙編鍾和荊州出土的越王勾踐劍，是湖北省博物館鎮館之寶。
戒石銘碑
京山縣政府大院內有一座碑亭，亭中立一石碑，曰「戒石銘碑」，碑的正面刻四言十六字，即戒石銘：「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碑的背面鐫刻《重建戒石銘碑記》。
時移境遷，舊衙拆除，戒石碑下落不明。然中國古代的廉政文化已漂洋過海，傳諸東瀛。戒石銘碑文於乾隆年間傳入日本。寬延二年（1749），日本國福島縣二本松藩王丹羽高寬，將十六字碑文刻於該市霞城公園內一巨石上，將其作為藩政官員的座右銘，後又譜成歌曲，令政府公務人員每日上班前吟唱，延續至今不輟。1935年，日本政府將該石刻定為「國史跡」（即國家級保護文物）。
因戒石銘碑之緣，京山縣與二本松市開始鴻雁傳書。1989年2月，二本松市市長大河內鷹一行訪問京山，表示欲贈款京山重建戒石銘碑。同年8月，縣府大院戒石銘碑亭正式建成。不久，縣政府又在城南7公里處空山洞風景區修建戒石銘碑紀念館。1989年10月，二本松市代表團訪問京山並參加京山建成戒石碑落成典禮。11月，縣政府代表團赴日回訪並參加二本松戒石銘刻240周年紀念大會。其後，京山縣政府照大院內戒石銘碑原樣復制一碑，贈與二本松市，1991年9月，京山縣政府組團訪日並出席二本松新市政大廳落成典禮暨戒石銘碑揭幕儀式，至此，京山贈碑立於二本松市政廳。此後，兩縣市交往年年不斷，在農業科技、文化交流等方面進行了一些交流合作，並於1994年簽署文件締結「經濟友好合作關系」。
京山戒石銘碑，是中華廉潔精神的象徵，是中國廉政文化的形象代表，是中國廉政教育的有效形式。
芭蕉寺新羅太子墓
芭蕉寺遺址位於京山縣宋河鎮芭蕉寺村。寺建於盛唐，宋代稱圓寂禪院，後歷經兵燹，院田幾盡。乾隆年間，海雲和尚重修芭蕉寺。「芭蕉夜雨」為京山八景之一。清末民初，寺廟再度荒廢。唐太宗李世民在位的盛唐時期，京山芭蕉寺是朝鮮半島新羅國太子的住錫修行之地，後卒葬於此，山中有新羅太子墓，山中有泉，曰「新羅泉」。京山舊縣志和當地百姓口頭，留下許多有關新羅太子的記載和美麗傳說。康熙年間《京山縣志》載：「新羅泉泉出山中，嘗有新羅僧居此，語眾欲歸，神止之。僧言思故鄉中水，神指其地，泉即湧出，僧嘗之味同故鄉；僧又言思故鄉魚，神復指水得魚，魚形骨纖細，色斑、目赤。僧遂不思故鄉。」「新羅太子墓：在縣東北七十里，墓甚高大，相傳新羅太子慕禪，隨其國僧入中國，居芭蕉寺，卒葬此。」「芭蕉寺：縣北六十里，宋名圓寂禪院，在芭蕉山中，新羅僧所居，泉出比目魚者也。」
芭蕉寺在清代重修後，立碑記事，上刻《中興芭蕉寺碑記》：（石碑現保存於京山縣博物館），碑記這樣寫道：「原暹邏（筆誤：應為「新羅」—作者注）僧奉唐太宗敕，住錫於茲。搗杖出泉涌暹邏（新羅）泉，劈魚養母，成比目魚。載在縣志朗如也。」此碑文直接寫明新羅太子是奉唐太宗之命，來京山芭蕉寺住錫佛事。光緒八年《京山縣志》載：「新羅太子墓，在縣東北七十里，相傳新羅太子隨國僧入中國，居縣之芭蕉寺，卒葬此。」
京山舊縣志，早被國內一流大學、國家圖書館、甚至被美國的圖書館收藏。關於新羅太子的這一記載引起了中韓兩國學者的濃厚興趣。1994年上海召開紀念我國歷史地理學泰斗譚其驤教授的學術研討會，中國學者在交流中向與會韓國學者介紹京山芭蕉寺的這一史實，即刻引起韓國學者高度重視。會後，華中師大地理學教授劉盛佳來到京山，與縣史志辦、縣博物館同志一道研究史料，到芭蕉寺實地考證。其研究結果表明，在唐太宗時期，今天的朝鮮半島同時存在著高句麗、新羅、百濟三個國家，呈三足鼎立之勢。半島三國、日本仰慕盛唐文化，常派遣唐使和皇室子弟到大唐讀經學佛。有學者統計，唐代，僅新羅國就派遣唐使團161次，使團中有使節、皇家子弟、僧人、翻譯、歌舞伎等。新羅國位於朝鮮半島東南部，國都金城（今韓國慶州），新羅國奉行親唐政策。新羅女王金善德曾派太子到大唐讀經學佛。京山在唐朝是朝中重地，設州置縣，並派名宦重臣在此主事，唐代，京山大洪山中的寺宇聞名遐邇。研究推定，新羅女王太子入唐後，即奉唐太宗之命，在京山芭蕉寺學佛，新羅太子的思鄉故事便由此衍生而來。太子圓寂後，便葬於此地，新羅太子墓即在宋河鎮芭蕉寺村的祖師嶺上。
京山芭蕉寺、新羅太子墓、新羅泉，見證了中韓兩國友好交往的歷史，也引起中韓兩國藝術家的濃厚興趣。2005年，兩國演藝界已決定合作拍攝40集電視連續劇《新羅情》，荊門市擬與韓國全羅道福安郡結為友好城市，京山也和韓國的一些道郡企業建立了經濟協作關系，相互往來。新羅太子若九泉有知，將獲得心靈慰藉，不再感到孤獨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