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跨學科研究

❶ 為什麼說比較文學是一門跨語言,跨民族,跨文化,跨學科的文學研究

僅提供我自己的觀點：之所以說是比較文學，那應該是有對比的文學，在漢語言文學的對回立面是其它語言文答學，對漢族文學的對立面是其它民族文學。對所研究的漢語言文化來說，還有其它語言的文化，並且，比較文學研究還可能涉及到哲學、歷史等人文學科。所以，它是「一門跨語言,跨民族,跨文化,跨學科的文學研究」。

❷ 跨學科考研什麼專業比較好考

最好考的應該是哲學了，但不是全國統一出題，推薦你學教育學，心理學等，這些都是不用考數學的，而且是全國統一出題，公平性強。

❸ 簡述中國比較文學發展史

中國比較文學是全球比較文學第三階段的代表
王向遠
中國比較文學崛起與繁榮並不是法國學派和美國學派的直接延伸，它雖然受到了世界比較文學的重大影響，卻有著自己發生、發展的獨特過程。在過去的一百年中，比較文學先是作為學術研究的一種觀念和方法，後是作為一門相對獨立的學科，在中國學術史上留下了自己較為深刻的、獨特的足跡。從根本上說，比較文學在20世紀中國的發生、發展和繁榮，並不是基於一個新的研究對象的出現或新的研究領域的發掘——像甲骨文的發現促生了甲骨學的產生那樣——而是基於中國文學研究觀念變革和方法更新的內在需要。這一點決定了20世紀中國比較文學的基本特點。學術史的研究可以表明，中國比較文學不是古已有之，也不是舶來之物，它是立足於本土文學發展的內在需要，在全球交往的語境下產生的嶄新的、有中國特色的人文現象。

盡管我們可以將20世紀中國比較文學的「史前史」上溯到先秦時代，但中國比較文學並非古已有之。為什麼在歷史悠久的中國傳統學術中未能孕育出以跨越異文化為根本特徵的比較文學呢？為什麼兩千多年中華各民族之間文學的交流、一千多年以佛經翻譯為紐帶的印度文學對漢文學的輸入、一千年間漢文學對東亞國家的傳播與影響，卻都沒有促使中國產生以中外文學交流為研究對象的「比較文學」學科，甚至沒有在文學研究中自覺地運用跨文化的比較方法呢？原因很復雜，答案也是多種多樣的。或許有人認為，中國人的文化與文學的自豪感，乃至「居天地之中」的「中國」意識不利於比較文學觀念的形成。然而19世紀的法國人對法國文化與文學也有優越感，也有法國文學的中心意識，但比較文學學科卻恰恰成立於此時的法國，法國正是通過比較文學研究弘揚了他們的文學自豪感；或許又有人認為，中國傳統學術研究及文學研究的習慣方式是感悟式的評點，不擅長比較文學研究所要求的那種條分縷析的系統研究，然而比較文學既可以是系統的研究，也完全可能以中國式的感悟評點、點到為止的形式來進行，被許多人譽為比較文學研究楷模的錢鍾書的《管錐編》，不就是以感悟評點的傳統形式寫成的嗎？何況，中國傳統學術歷來主張「文史哲不分家」，這與當代比較文學的一些提倡者所主張的「跨學科」研究豈不是不謀而合的嗎？我們認為，在中國傳統學術中未能孕育出以跨越異文化為根本特徵的比較文學，其根本原因，或許首先就是因為傳統中國人缺乏那種依靠輸入外來文學來更新自身文學的自覺而又迫切的要求。由於漢文學自成體系，作為東亞諸國文學的共同母體，具有強大的衍生力和影響力。漢文學史上的歷次革故鼎新，並沒有主要依靠外力的推動，而基本上是依靠漢文學自身的矛盾運動來實現的。在中國幾千年的文學舞台上，一直沒有一個外來文學體系堪與漢文學分庭抗禮。佛經翻譯雖然引進了印度文學，但那主要是在宗教範疇內進行的，而且又較快地被漢文學吸收消化，在不自覺地引進印度文學的過程中，並沒有在中國人的文學觀念中產生諸如「印度文學」或「外國文學」之類的觀念或概念。沒有對等的外來文學體系的參照，就談不上「本國文學」和「外國文學」的分野，因而也就無法形成「漢文學」、「中國文學」這樣的與外來文學對舉的概念。而「比較」、「比較文學」總是雙邊的甚至多邊的，這種沒有「他者」在場的漢文學的「單邊」性，只能是漢文學的「獨語」，或者是漢文學對周邊異文學的「發話」，而不是漢文學與異文學之間的「對話」。而「文學對話」的意識正是比較文學成立的根本前提之一。在人類歷史的發展演進中，「文化對話」對任何一個民族及國家來說，常常不可迴避。這種「對話」（抑或「爭吵」）往往通過政治、外交、戰爭、宗教等途徑和方式進行著。歷史上漢文化與異文化之間有過多次的「對話」或「爭吵」，而相對而言，作為「文化對話」之組成部分的「文學對話」，則往往並不是文化「對話」的必需方式。「文化對話」為「文學對話」提供了必要的語境，但有了「文化對話」未必一定就能夠進行「文學對話」。「文學對話」需要更具體和更復雜的話語平台，即「對話」所需要的語言能力和異文學文本的閱讀能力。而恰恰是這種能力的缺乏，使漢文學與異文學之間無法進行真正的「文學對話」。試看在漫長的古代漢文學史上，有幾個文學家掌握了漢語之外的另一種語言？除了宗教信仰的動力促使一些人學習並掌握了梵語等印度語言外，似乎沒有一個詩人、作家和文學研究家有足夠的動力和條件，為著純文學的目的來學習一門外語。如此，「文學對話」從何談起呢？「比較文學」緣何成立呢？

這種情形，到了晚清時期開始發生根本的變化。當時的清政府一方面是對改革派「橫流天下」的「邪說暴行」實行清剿，一方面也不得不提出「舊學為本，新學為用」的口號，並於1901年下令廢除八股，1905年廢除科舉並派五大臣出洋考察，1906年又宣布預備立憲，改革官制等。在這樣的形勢下，有頭腦的中國人，無論贊同與否，都不可能不面對如何對待西方文化的問題，也不能不考慮如何延續並發揚光大中國悠久文化傳統的問題。在這樣的形勢下，西學東漸成為不可阻擋的時代潮流。在西學的沖擊下，傳統文人難以單靠漢語文學立身處世，出國留學、學習外語便成為新的選擇。連林紓那樣的傾向保守的人士，盡管無法掌握外語，卻與人合作譯出了三百多種外國小說，晚年更哀嘆自己一生最大的遺憾是不通外文。林紓的譯作在讀書人的面前展開了新異的文學世界，推動了中國人的文學觀念由傳統向現代的轉變。從此，在中國人的閱讀平台上，出現了與漢文學迥然不同的西洋文學，這就為中西文學之「比」提供了語境。許慎《說文解字》釋「比」字為「反從為比」。西洋文學與中國文學的「反從」（不同），就為中西文學之「比」提供了可能。於是清末民初的不少學者，如林紓、黃遵憲、梁啟超、蔣智由、蘇曼殊、胡懷琛、孫寶宣、俠人、黃人、徐念慈、王鍾麟、周桂笙、孫毓修等，都對中外（外國主要是西方，也包含日本）文學發表了比較之論。當然，這些「比較」大都是為了對中西文學做出簡單的價值判斷，多半是淺層的、表面的比較，但它卻是20世紀中國比較文學的最初形式。這一點與歐洲比較文學也有明顯的不同。法國及歐洲的比較文學強調用實證的方法描述歐洲各國文學之間的事實聯系，而中國的比較文學一開始就具有強烈的中外（主要是中西）文學的對比意識或比照意識；歐洲比較文學主要強調的是歐洲各國文學的聯系性、相通性，而中國比較文學則具有強烈的差異意識。從這一點上看，歐洲比較文學重心在「認同」而不在「比較」，中國比較文學重心在「比較」而非「認同」。但中國比較文學發生伊始的這種「反從為比」的單一性，由王國維稍後的登場而有所改變。王國維獨辟蹊徑，從另一個側面進入了比較文學。他以外來思想方法燭照中國文學，用西洋的術語概念解讀和闡釋《紅樓夢》等中國作品，努力使外來思想觀念與中國固有的文學相契合，雖然沒有太多直接的比較，卻具有跨文化的世界文學眼光，體現了一種「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內在的比較觀念，因而更能夠深刻切入比較文學的本體。

在亞洲，我們的東鄰日本早在1890年就有坪內逍遙博士講授「比照文學」，而且今天我們中國人使用的「比較文學」這四個漢字本身就是日本人創制的，日本的比較文學在20世紀一百多年的時間里也一直在發展和推進著。但是，同其它國家的比較文學相比而言，作為世界比較文學的第三階段的中國比較文學，其規模、聲勢、社會文化與學術效應都大大地超過了19世紀至20世紀上半期的法國及歐洲的比較文學，也大大地超過了20世紀50至70年代的美國比較文學。在外國比較文學的影響之下，在本土文學與文化的深厚的沃土之上，在時代的呼喚之中，中國比較文學由自為到自覺、從分散到凝聚、從觀念到實體，從依託其它學科到成為相對獨立的學科，再從弱小學科發展到較為強大的學科，走過了值得驕傲的百年歷程。先從研究成果的規模效應上看，據《中國比較文學論文索引（1980～2000年）》（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一書的統計，80至90年代的二十年間，光中國大陸地區的學術刊物上就刊登出了一萬兩千多篇嚴格意義上的比較文學論文或文章，還出版了三百六十多部嚴格意義上的比較文學專著。盡管我們現在還無法對世界上比較文學較為發達的國家，如法國、美國、英國、日本等國的比較文學成果做一統計，並與中國做一比較，但即使這樣，我們也可以肯定地說：僅從學術成果的數量上看，中國比較文學在這二十年間的成果在數量上，已經在世界上處於領先地位了，而且其中相當一部分論文和絕大多數研究專著，都具有較高或很高的學術水準。再從研究隊伍上說，到90年代末，中國比較文學學會的在冊會員已近九百名，加上沒有入會的從事比較文學教學與研究的人員，估計應在千人以上。這樣一個規模，更是任何一個國家所不能比擬的。更重要的是，通過各方面的支持和努力，中國比較文學在組織上建立了被納入現行教育體制的專門的研究機構，成為高等教育中的一個重要學科部門，形成了從本科生到博士生的系統連貫的人才培養體系，還有了《中國比較文學》等幾種專門的核心刊物。由此，中國比較文學的存在已經成為一個不可忽視的存在，成為一種「顯學」，在中國學術文化體系中確立了自己獨特的位置。

從全球文化的高度上看，中國比較文學的興起和繁榮，是與全球文化的基本走勢相契合的。在全球資訊時代，人類所面臨的問題仍然是歷史上多次遭遇的共同問題：如生死愛欲問題，即個人身心內外的和諧生存問題；權力關系與身份認同問題，即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共處問題；人和外在環境的關系問題，即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共存問題。追求這些方面的「和諧」是古今中外人類文化的共同目標，也是不同文化體系中的文學所共同追求的目的。深入了解不同文化中的文學對這些共同困惑的探索，堅持進行文學的交流互動，就有可能把人們從目前單向度的、貧乏而偏頗的全球主義意識形態中解救出來，形成以多元文化為基礎的另一種全球化。由於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它不可能成為帝國文化霸權的實行者，而是將堅定地全力促進多元文化的發展；作為世界比較文學第三階段的中國比較文學的基本價值取向，就是致力於不同文化體系亦即異質文化之間，文學的「互識」、「互補「和」 「互動」。

從中國社會文化自身的發展邏輯上看，中國比較文學發生和發展的軌跡，是與中國學術的近代轉型和現代化相始終的。中國比較文學之所以獲得如此的發展和繁榮，根本原因在於比較文學的學術精神契合了20世紀中國的社會歷史的發展進程，特別是契合了80年代以後中國改革開放的需要、中國文學界和學術界思想解放的需要。當比較文學在歐洲、在美國已從學術文化的主流和中心逐漸淡出的時候，當歐美學者由於語言和學術訓練的限制還很難深入進行跨東西文化的文學研究——這正是歐美比較文學最近發展不夠迅速的原因——的時候，中國比較文學卻取得了高度的繁榮。可以說，現階段中國人、中國學者對歐美的了解遠勝於歐美對中國的了解，中國學者的外國語言文化和學術修養，使得他們在跨文化、特別是跨東西文化的文學溝通與文學研究中具有更強的學術優勢。這一切，都自然地、歷史地決定了世界比較文學學術文化的重心已經逐漸轉到中國。換言之，世界比較文學發展的第三個階段，或稱第三個歷史時期，已經在中國展開。而且，中國比較文學所代表的是一個世界比較文學發展中的一個歷史階段，賦予它生命的，是一個時代，而不只是「法國學派」或「美國學派」那樣的「學派」。

作為世界比較文學第三階段之代表，中國比較文學立足本土文化，努力吸收和消化外來文化的營養，體現了博大的文化襟懷。中國比較文學的根本特徵就是由這種開放的文化襟懷所決定的。首先是中國比較文學對東西方比較文學的兼收並蓄。中國的比較學者們對比較文學的中國傳統淵源做了深入的發掘和闡釋，並把中國古人提出的「合而不同」的價值觀作為現代比較文學的精髓。同時，對西方的歐美、東方的日本的比較文學的理論與實踐的成果也多有借鑒和吸收。從20世紀30年代戴望舒翻譯梵·第根的《比較文學論》起，到20世紀末，中國翻譯、編譯出版的外國的比較文學著作、論文集已達數十種，對外國比較文學的評價文章數百篇，絕大多數的比較文學教材都有評介外國比較文學的專門章節。或許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像中國學者這樣對介紹與借鑒外國的比較文學如此重視。中國的比較文學著作在數量和質量上都相當可觀，有不少著作堪稱該領域研究中只能繞行、不可逾越的成果，體現了中國人的獨特的學術優勢，但外國比較文學界對中國的這些著作的譯介和評論卻不多，相形之下，更現顯示了中國學者吸納外來學術的氣度與能力，這也成為中國比較文學繁榮昌盛的一個表徵。從中國比較文學研究本身來看，中國比較文學的特點也甚為顯著。最引人注目的是研究領域的全面性。涉及英語、日語、法語、俄語、德語、梵語、朝鮮語、阿拉伯語等語言文學的研究較多，不必多說。即使是涉及眾多「小語種」的比較文學領域，也或多或少有人從事著必要的研究。可以說，就比較文學研究領域的全方位性而言，中國比較文學在世界各國中即使不是最充分的，也是最充分的之一。由此，中國比較文學已經具備了「世界文學」的視野和眼光。在這種情況下，比較文學作為中國學術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20世紀的中國學術發展演變的進程中，特別是在中國的文學研究中，有著特殊重要的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接洽中外學術，促進文學交流、開拓國際視野，構建世界意識、打通學科藩籬，強化整體思維，在世界文學的大格局中為中國文學定性和定位。從這個意義上說，在20世紀的中國學術中，比較文學也是最具有國際性、世界性和前沿性的。它接受了法國學派的傳播與影響的實證研究，也受到了美國學派跨學科研究的影響，同時突破了法國學派與美國學派的歐洲中心、西方中心的狹隘性，使比較文學真正成為溝通東西方文學和學術文化的學問。同時，中國比較文學學者還從各種不同角度，在各個不同領域將比較文學研究推向了深入。

作為世界比較文學第三階段之代表的中國比較文學，對歷史上作為第一階段的法國學派有充分的借鑒，也有必要的超越。法國學派所開創的以文獻實證為特色的傳播研究，曾在50時代遭到了美國學派的批判和否定。但在中外文學關系研究中，實證研究不是一個簡單的方法選擇問題，而是研究中的一種必然需要。例如，歷史上一千多年間持續不斷的印度佛經及佛經文學的翻譯，為中國比較文學學術研究留下了豐富的學術資源。在宗教信仰的束縛下，在宗教與文學雜糅中，古人只能創造、而難以解釋這段漫長而復雜的歷史。到了20世紀20年代後，胡適、梁啟超、許地山、陳寅恪、季羨林等將比較文學的實證研究方法引入中印文學關系史，在開辟了中外文學關系史研究的同時，顯示了中國比較文學實證研究得天獨厚的優勢，也為中國的中外文學關系研究貢獻了第一批學術成果。此外，中國文學在東亞的朝鮮、日本、越南諸國的長期的傳播和影響，也給中外文學關系、東亞文學關系的實證研究展現了廣闊的空間。因而，在20世紀中國比較文學中，實證的文學傳播史、文學關系史的研究不但沒有被放棄，反而是收獲最為豐碩的領域。中國學者將中國學術的言必有據、追根溯源的考據傳統，與比較文學的跨文化視野與方法結合起來，大大煥發了這一研究的生命力，在這個領域中出現的學術成果以其學風的扎實、立論的嚴謹和科學，而具有其難以磨滅的學術價值和長久的學術生命。

作為世界比較文學第三階段之代表的中國比較文學，也從美國學派那裡接受了豐厚的饋贈。美國文學作為世界比較文學史上第二個階段，突破了法國學派的將比較文學定位為文學關系史的學科藩籬，提倡無事實聯系的平行研究和文學與其它學科之間的跨學科研究。中國比較文學界對美國學派也有熱情的呼應。實際上，中國比較文學在這方面也有自己獨到的收獲。1904年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1920年周作人的《文學上的俄國與中國》，20年代茅盾的中國神話和北歐神話研究，鍾敬文的《中國印歐民間故事之類型》，以及1935年堯子的《讀西廂記與Romeo and Juliet（羅蜜歐與朱麗葉）》等文章，已為中國比較文學開創了平行研究的先河。後來，錢鍾書的《中國詩與中國畫》、《讀〈拉奧孔〉》、《通感》、《詩可以怨》以及楊周翰的《預言式的夢在〈埃涅阿斯紀〉與〈紅樓夢〉中的作用》、《中西悼亡詩》等都是跨文化研究與跨學科研究的典範之作。70年代，以錢鍾書《管錐篇》更是別開生面的平行貫通的楷模。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後，特別是在中國比較文學的復興初期，美國學派所提倡的平行研究一時遍地開花，公開發表的相關文章每年數以百計。在平行研究中，人們有意識地在中外文學現象的平行比較中，尋求對中國文學及中國文化的新的理解和新的認識，並在平行比較中嘗試為中國文學做進一步科學的定性和定位。但對於平行研究中的可比性問題，陳寅恪等一輩學者早就提出了質疑，隨著80年代後平行研究的熱潮洶涌，有識者很快及時指出它的弊端和問題。季羨林等先生嚴厲批評了那些「X比Y」式的生拉硬扯、牽強附會地胡亂比附，遂使得90年代後期「X比Y」的比較模式有所收斂和遏制。平行研究中出現的這些問題，主觀原因是中國比較文學的學習與研究者對比較文學的學科精髓沒有深刻領悟，而客觀原因是美國學派在平行研究的實踐上並不豐富，理論上並不成熟，一味拘泥於美國學派的理論和方法，中國比較文學勢必難以擺脫這些誤區。在為平行研究付出了一定代價之後，中國比較文學也在實踐上做了自己的探索，在理論上做了修正。70年代錢鍾書的多項式平行貫通的研究實踐，成為平行研究之楷模；而90年代後發表的有關比較文學學科理論與方法的著作和論文，在對中國比較文學的研究實踐進行總結的基礎上，使平行研究的方法論更趨於科學化和成熟化。另一方面，對美國學派提出的「跨學科研究」，中國比較文學界也給予相當的認同，絕大多數的學科理論著作和教科書都在努力提倡和闡述「跨學科研究」，但二十年來跨學科研究的成果卻很有限，與理論上的大力提倡不相稱。在這種情況下也有人對「跨學科」研究在實踐和理論上做了反思。「跨學科研究」究竟是研究方法，還是研究領域？換言之，它是文學與其它學科之間的關系研究，還是在文學研究的方法和視角上對其它學科的借鑒？對此美國學派在理論上並沒有講清楚。針對這種情況，中國比較文學界有人提出，不宜把「跨學科研究」無條件地視為「比較文學」，否則一方面就會使比較文學喪失必要的學科界限，而使比較文學自身遭到解構，另一方面容易誤導研究者和學習者把研究「對象」當作研究「課題」，從而催生某些大而無當、大題小作的空疏之作；認為「跨學科研究」是當今各門學科中通用的研究方法，也是文學研究中通用的方法，而不是比較文學的特有方法，因而只有當「跨學科」的同時也「跨文化」，才能視為比較文學……。對跨學科問題有種種不同的看法，而且至今仍在探討、爭論和磨合過程中，無論如何，還是楊周翰教授1989年在為《超學科比較文學研究》一書所寫的序言中的一句話最為中肯：「我們需要具備一種『跨學科』（interdisciplinary）的研究視野：不僅要跨越國別和語言的界限，而且還要超越學科的界限，在一個更為廣闊的文化背景下來考察文學。」正因為如此，「跨學科的文學研究」仍然在曲折中摸索前進，而對於「跨學科研究」的這些爭論和質疑卻只能更加表明，中國比較文學並非只是被動地接納外來的學科理念，而是在自己的研究中試圖做出自己的判斷；中國比較文學作為世界比較文學的第三個發展階段，不是外來學派的一個分支，它發出了自己獨特的聲音，表現了自己深入的思考，顯示了自己固有的特徵。

比較文學在中國的興起，使得中國文學研究中乃至中國學術文化發生了一系列變化。這主要表現在研究視野的擴大、新的研究對象的發現和研究方法的更新這兩個方面。

先說研究視野的擴大和研究對象、研究領域的拓展。比較文學觀念與方法的引入，使中國傳統學術視野中一直被忽視的許多領域得以呈現，得以納入學術文化體制中。例如，關於中國神話及民間故事的研究，中國傳統學術是不屑為之的。而20年代以後，這一研究卻成為現代學術的一個顯著的亮點。比較文學的跨文化視野使中國神話和民間文學顯示了獨特的價值。茅盾、趙景深、周作人、鍾敬文等人在神話與民間文學的研究中普遍採用了跨文化的歷史地理學派的傳播研究方法、平行研究的主題學方法，從比較文學角度看就是在神話與民間文學研究中運用比較文學的方法，此一方法的使用不僅將學術研究的觸角深入到了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學的根部，而且將最民族和最民間的東西賦予了世界性價值，90年代以後，又有新一代學者在神話與民間文學比較研究的基礎上，使人類學研究與文學研究相交叉，嘗試建立了「文學人類學」，成為中國比較文學跨學科研究催生出的頗具活力的新領域之一。再如翻譯文學的研究，20世紀20年代梁啟超在《翻譯文學與佛典》中率先嘗試從跨文化的立場將翻譯文學作為一個獨立的研究對象。到80年代後，人們發現翻譯文學研究作為跨文化的文學研究，是比較文學學科中的天然的研究對象，正是比較文學在學科理念上對翻譯文學研究的支持和鋪墊，使得翻譯文學研究成了中國比較文學研究中的一個新興的繁榮部門，翻譯文學史的研究和翻譯文學基本理論的研究這兩大研究領域越來越受到重視。又如，在法國比較文學的「形象學」理論與實踐的啟發之下，20世紀90年代後有不少研究者對中國文學中的外國形象、外國文學中的中國形象問題展開了富有成效的研究，更有人從「形象學」概念中進一步引申出「涉外文學」的概念，並把它視為比較文學特有的研究對象。「形象學」乃至「涉外文學」的研究，為90年代後中國比較文學研究的開辟了一片廣闊天地。

❹ 請問考研當中，跨學科和跨專業有什麼區別

(1)跨學科是指以前學的專業和現在要考的內容一點關系沒有，比如說你以前是學化工的，現在考金融，這就是跨學科。

（2）跨專業是指所考專業和所學專業相近，比如說你是學化工的，現在考材料的研究生。

其實很多情況兩者可以混用的，沒必要分這么清。

❺ 跨學科錯綜復雜的領域與單一研究有什麼不同社會發展是這兩種研究嗎這兩種研究區別是什麼

跨學科研究是近來科學方法討論的熱點之一。跨學科的目的主要在於通過超越以往分門別類的研究方式，實現對問題的整合性研究。目前國際上比較有前景的新興學科大多具有跨學科性質。近年來一大批使用跨學科方法或從事跨學科研究與合作的科學家陸續獲得諾貝爾獎，再次證明了這一點。就其深刻性而言，跨學科研究本身也體現了當代科學探索的一種新范型

❻ 跨學科研究對於比較文學有哪些意義

您是北師大的學生？
哈哈~

❼ 為何說比較文學是1門跨語言、跨文化、跨民族、跨學科的文學研究

文學的血脈不來同，但是自，都直指人性，也就是木心先生所說，文學就是人學。那末，比較文學比較的，自然就是文脈。文脈所涉，包括語言，文化，民族，學科的別類，所做的文學研究，固然也就是逾越，語言，文化，民族，學科的文學研究了， 查看更多答案>>

❽ 比較文學 跨學科研究

在中國，自80年代中期以來，比較文學中提倡跨學科研究的呼聲日漲，各種嘗試性研究方興未艾，成為比較文學研究中的熱點。這種研究的突出表現之一，是1989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樂黛雲、王寧主編的《超學科比較文學研究》一書。此書雖然是各種文章的集結，但所涉及的范圍是比較廣的，如文學與自然科學、文學與哲學、文學與宗教、文學與語言學、文學與其他藝術等等。作為一本首倡全面開展跨學科研究的著作，其推進與促進的作用是很大的。
放眼當前的比較文學領域，跨學科比較文學研究已不再僅僅限於呼喚或復興的時候了，而是正處在蓬勃開展、成果不斷涌現的階段。預計在今後的十年中，跨學科比較文學研究將會更為扎實，更為深入，更為吸引人。它完全可能成為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又一顯著特徵，並為國際比較文學界所注目。
其理由可有如下兩點：
一、新方法論的運用已成為學者們的自覺實踐，使文學學科內部的研究發生了極大的變化。自1986年方法論熱以後，文學學科對新方法論的認識與接納，經歷了一個從騷動走向沉靜，從外在壓力走向了內在要求的過程。學者們越來越清醒地認識到，沒有綜合性的跨學科研究，本學科內的研究是難有突破性進展的。隨著科學的發展，學科邊界正在不斷交叉、融匯，產生出層出不窮的新學科。文學研究在新方法論的推動下，也正在形成各自具有特色的新學科。如藝術人類學，雖然目前尚未形成一門完整的學科，但大量的研究實踐與成果卻強有力地顯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藝術與人類學的研究學派正在崛起。它之所以為人重視，除了它開掘了許多為世人未知的人類學資料以外，在新方法論指導下所做的重新審視與研究工作是重要因素。這從蕭兵、葉舒憲、宋耀良等人的研究可以看到這一點。葉舒憲的研究可能更具代表性。他是從翻譯介紹西方原型批評方法起家的，但他以後對中國神話、中國先秦文學的研究成果幾乎都是在自覺運用西方新方法的實踐中產生的。他承認這是援西套中，但他又認為這並不意味著生搬硬套，而是一種立足於中國國學根脈的一種雙向選擇的「溝通」和「互釋」。它是使西學化入國學並使之更新的同時，又使國學化入世界學術總體的一種極好途徑。他同時以錢鍾書的研究進一步闡述了這一觀點(具體參見葉舒憲《人類學視野與考據學方法更新》，載《中國比較文學》1993年第1期)。
又比如文學史的撰寫問題，無論中國古代文學史還是現當代文學史的研究者們都進行過多次的討論。這也是在方法論討論與文化研究熱的推動下開始的。理論意識的覺醒與方法論的自覺運用幾乎是同時展開的。盡管在目前，我們還未看到一本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學通史，但在方法論上有突破性進展的斷代史著作、個案作家研究的著作也已出現了，如有論老舍與中國文化的，有論周作人與中國文化的，最近漳州師院的林繼中博士還出版了一本《文化建構文學史——中唐至北宋》，在此書中，他明確把文學現象看作整個社會文化構型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他認為文學史和社會總體文化構型之間存在著互涵互動的關系，它受社會文化建構過程中的整合作用驅動，而又以自身的變革參與了文化的建構。雖然此書只有四章，字數也就14萬字，但其研究的視角與方法是可取的，它至少使我們對中唐至北宋這一時期的文學史運動有了一個嶄新的認識。可以說，文學的文化史研究已成為多數學者的趨向，一個具有「文化史派」特徵的文學史研究學派正在逐漸形成。這也是跨學科研究推動的結果。
二、社會科學中各門學科自身發展與建設的成績為跨學科研究的蓬勃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礎。1988年以來，隨著文化熱的涌動，社會科學中的各門學科得到了驚人的發展，如宗教學研究(尤其是關於中國佛教、道教、民間宗教的研究)、民俗學研究、語言文字的文化學研究等等，在短短的幾年內就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昌盛。這對比較文學研究無疑是極大的推動。正是在各門學科自身發展的基礎上，出現了跨學科研究的新勢頭。比如，一些宗教學者跨入到文學領域來研究宗教與文學的關系，象賴永海；而一些文學研究者也對宗教與文學的關系進行探討，象葛兆光、張伯偉、蔣述卓、馬焯榮等等；形成了宗教與文學關系的研究熱。又如隨著文化語言學的興起，申小龍、臧克和、朱良志等青年學者，又開始了從文化角度把中國文學的審美特徵與中國的語言文字結合起來進行深入探討的征程。它走的是與西方語言學派完全不同的道路，更不是移中就西，而是根源於中國語言文化的根去探溯中國文學與美學特徵的大膽嘗試。這些現象都充分說明，跨學科比較文學研究必須是以各門學科的發展為前提的，反過來，跨學科比較文學研究又必將推動各門學科的更大發展。
跨學科比較文學研究要走向成熟與完善，自然需要加倍的努力。我以為，在未來的研究中，跨學科比較文學研究者應該注意到：
首先，一定要有扎實的基本功，要有自己的學術支點，並在這支點上盡可能對與之相關的學科作多而深的研究，這樣才能避免那種空泛的、晴蜓點水式的跨學科比較文學研究。
其次，進行跨學科比較文學研究，必須是以文學為中心的研究，要突出文學的審美批評與分析。
再次，跨學科比較文學研究還應不斷開拓新的邊緣課題研究，比如文學與音樂、文學與史學、文學與家族傳統、文學與廣告藝術、文學與影視藝術等等，都有待加強研究。

❾ 什麼是文學性如何在比較文學研究中把握文學性

何為文學性？
概括的說，「文學性」是人類在長期認識過程中逐漸形成的一個比較籠統、廣泛，可明顯的意會但是又難以言傳的文學特性。
關於文學性的定義，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各大家都持有不同的觀點，在本文中所探討的文學性多為文學性的直觀表現方面的內容。文學性首先表現在形象性上面，為了更好的刻畫人物形象，、渲染氣氛等，採用形象生動的語言加以文學加工，呈現出文學上美的體驗，文學性在小說中表現出的特點最為明顯，諸如性格刻畫、心理描寫、環境渲染、細節鋪陳等方面。
除此之外，關於文學性的定義還有以下幾種說法：文學本體論的定義，認為文學語言的參照物不是歷史的真實，而是幻想中的人和事；文學語言的陳述條件與某些特殊的條件相關。文學的「可敘述性」取代了信息的地位。
我贊同的文學性就是文藝的表現手法和藝術技巧。提到文學性，我想就和很多學習理科的人聽說文學一個樣，我們對於文學，並不能給出它具體的定義，但是對於感覺到的那種藝術魅力，卻是難以否認它的存在的。
其次，何為比較文學？
比較文學是對兩種或兩種以上民族的文學之間相互作用的過程，以及文學與其他藝術門類和其他意識形態的相互關系的比較研究的文藝學分支。它包括影響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學科研究。作為一門學科，它興起於19詩集末20世紀初。
比較文學最起初是由法國學者提出的，在提出之初，各國文論家對於比較文學都開始了探索，但是由於它的發展時間較短，對於比較文學下所涵蓋的范圍有很多研究的都沒有得到很好的重視。
回到我們開篇提出的問題，文學性在比較文學中的地位。我所探究的文學性並不是經過翻譯或者加工過的作品的文學性，而是原作品的中的文學性在翻譯流傳的過程中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的文學性。本文主要探究的就是在比較文學的研究中注重了忽略了的文學性問題何在？又或者是對原文學作品的思想藝術以及人物刻畫等發生了變化上新生出來的文學性是否能將其作為原文學作品中潛在的文學性作為探究。
對於不同民族的文化研究，第一步都是先按照翻譯者對於文本的認識進行解剖的，同樣的一部文學作品，不同的翻譯家會持有不同的意見。在翻譯的過程中，由於翻譯者本身所受到的文學文化的影響，必定對原文本的理解達不到最透徹的認識，又或者是進行進行了加工和改造，可以說是翻譯家在第一次對文本作品解讀的時候就已經發生了一次影響巨大的他國化的傾向。就我自己的觀點而言，能將他民族的作品進行翻譯的人學術上的造詣自然是不用懷疑的了。只是在學術研究的過程中，依舊沒有能夠很好的站在原作品的文化氛圍中進行探討，畢竟各自民族的文化氛圍對翻譯家的影響是最大的，即使作家刻意注重了文化氛圍的影響，也不能很好的將原作品中的文化內涵用自己民族的文化來表現，由於文化氛圍的眼中影響，於是原文獻作品的文學性問題便被擱置了。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由於受科學研究領域各學科互相滲透、互相融合發展趨勢的影
響，究中又出現了「泛文化」的傾向。 泛文化的傾向與美國學派的「跨學科研究」有相似之處，比較文學研在一些非文學化傾向比較突出的「跨學科研究」課題中，文學被其他學科的內容所排擠，失去中心地位，比較文學的研究就帶有了「泛文化」的意味。但在「跨學科研究」的理論中，文學還能保住其中心地位。但是在泛文化的文學現象中，文學在比較文學的研究中已經失去了它的中心地位。這對於比較文學的研究來說是偏離了文學的基本軌道的，就類似於捨本逐末，舍棄了文學的基本的東西而空洞的研究沒有內涵的軀殼，足以可見到文學性在比較文學中的地位應該受到相對的重視。
在這里，僅舉出朱生豪先生翻譯莎士比亞戲劇中的兩行詩作為例子進行論證原作品的文學性沒有受到翻譯家重視的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