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學科的研究

『壹』 跨學科研究的專家觀點

美國密歇根大學校長瑪麗·蘇·科爾曼說，在這個全球化時代，技術和貿易似乎在摧毀一切障礙。通過跨學科、跨文化、跨國界的合作來追求學校的遠大未來，看來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今天，大學面臨的挑戰是，如何把優秀的、不同學科的人才組合起來，然後支持他們，放手讓他們自己做主。
科爾曼介紹說，在進行開創性的跨學科研究方面，密歇根大學的社會研究所有悠久的歷史。50多年前，密歇根大學的一些教授組成了一個小組，運用在二戰期間開發的手段，開創了「現代社會科學調查研究」。他們建立了社會研究所。今天，這個研究所是世界上最大的學術調查研究中心，匯集了經濟學家、社會學家、統計學家等多學科研究人員。他們的研究是跨學科的，而且力圖影響企業和政府在各個領域的決策——優秀的研究都應如此。
在密歇根大學，研究人員還在探索其他的跨學科研究前沿領域，如化學基因組學中心把物理學、化學、工程學、計算機科學以及深海潛水和草葯研究聚合在一起。這個新的「化學基因組學中心」正在利用人工智慧實驗設備和計算機，篩選數以萬計的化合物，尋找未來的可能葯物。跨學科研究需要以多樣性為前提，而知識的多樣性僅僅是一個開端。
在談到知識產權問題時，科爾曼說，大學不是商品和服務的交易市場，而是一個思想的市場，其目標是盡可能有效地轉化創新成果，將其引進商業領域。在美國，大學教職員工究竟應該享有哪些知識產權，在20多年前曾有過一場爭論。但爭論現在已經結出了碩果。例如，2004年，密歇根大學的教師有285項發明，開辦了13個新公司，流感疫苗鼻噴劑和在美國各地數以千計的手術中心成為標准技術的激光角膜瓣切削技術，更是令密歇根大學引以為榮。
科爾曼最後表示，由中美兩國合辦的人文社會科學跨學科研究中心，將大力扶持計量社會科學研究，扶持新的跨學科的中國問題研究。據介紹，從19世紀50年代到20世紀50年代，在密歇根大學學習過的中國學生，在數量上多於在其他任何一所美國大學學習的中國學生。這些留學生中有中國物理學之父吳大猷博士、中國工程院首任院長朱光亞博士、1976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丁肇中博士等。

『貳』 跨學科研究的研究典範

司馬遷說過「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豪言壯語，也就是說讀書與實踐是他的治學准則，按照現在的話語系統來說，就是文獻材料與田野考察相結合。因此，如果我們非要追尋歷史人類學在中國的起源，我看完全可以追到司馬遷那裡。司馬遷給中國的史學家樹立了好的榜樣，但後來的史學家大多並未像司馬遷那樣去做。直到今天，史學家研究歷史的主要手段依然是梳理文獻、辨證考據，如果沒有正史、實錄、檔案、筆記、方誌、家譜等等的文獻材料，史學研究簡直是寸步難行。社會史研究雖然拓展了研究內容，也擴寬了史料運用的范圍，然而社會史研究並未對傳統史學產生真正的沖擊，甚至我們可以說，從研究手段上講社會史仍未脫傳統史學研究的窠臼，因為社會史研究同傳統史學一樣基本以文獻材料為主，注重歷時性研究。人類學引進到歷史研究中去後，才使歷史學研究產生了較大的變化，因為人類學除了強調在內容上注重下層平民的日常生活世界、批評國家和政治精英建構的歷史外，在研究手段上更多地注重田野、口述，注重共時性研究。總之，人類學的方法要求史學家走出書齋，走向田野，這與傳統史學是一個根本的不同。因此，我相信人類學有可能幫助歷史學家發現一個新的天地。
目前，中國的歷史人類學研究有了一個很好的開端，以中山大學、廈門大學為中心的一批學者開展的華南社會研究，已經顯現出歷史人類學的誘人之處。這批學者特別重視小社區的研究，他們認為小社區的典型研究對於理解一個社會內部多種因素的相互關系，從總體上把握社會發展的趨向，具有其它研究不能取代的意義。在小社區研究中，田野調查的方法成為他們最基本的工作方式，通過實地深入觀察（即人類學家所強調的「參與體驗」）而獲得對社區內部各種社會關系和各種外部聯系的了解，對於深化整個已顯窘態的社會史研究有積極意義。這種小社區的研究實際上已帶有布羅代爾所揭示的「整體歷史」的意義，也就是「小社區，大歷史」。在田野調查中，他們搜集到極為豐富的民間文獻，包括家譜、族譜、碑刻等資料，還有婚帖、訃告、賬簿、人緣簿、分單、鄉村告示、符紙等以前幾乎從未被史學家注意和使用過的材料。通過與村民的交談和接觸，他們得到很多口碑資料，這些資料所揭示的社會文化內涵往往是文獻記載所未能表達的。比如劉志偉重點研究珠江三角洲的宗族問題，鑒於宗族的祖先以及早期歷史往往增飾虛構，因此他採取人類學的方法，將故事文本放在當地社會歷史的背景與發展中加以解讀，從而使譜牒祖先世系的資料記載重獲生機，揭示出宗族的社會文化意義。陳春聲的研究集中在廣東潮州特別是一個叫樟林的鄉村，主要研究民間信仰與社區歷史發展。他注意挖掘民間文獻的史料價值，探討了地域神三山國王的崇拜問題，對樟林神廟系統表達的信仰空間和潮州民間神信仰的象徵意義都作了深刻的分析。
對華北社會的研究也是近年的一個學術熱點，趙世瑜的成果最為引人注目。作為一個歷史學家，他能嫻熟地運用社會學、民俗學、神話學和人類學的研究方法，將文獻研究與田野調查結合起來，眼睛向下，於細微處發現真實的歷史。比如他對明清時期華北廟會的解讀，從記載民間信仰和祭祀組織的北京碑刻入手研究地域的歷史等，皆發前人之所未發。在他的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一種與精英們的理想圖景完全不同的思想和文化的世界。其代表作《狂歡與日常———明清以來的廟會與民間社會》中的多篇論文，人類學影響的痕跡非常明顯。
在研究中，這批學者充分認識到了人類學研究方法的重要意義，並為許多年輕學者效仿。在此意義上，我們可以將這一取向稱為史學的人類學轉向。
現在有學者提出歷史人類學應該是一門獨立的學科，對此學者們頗有爭議。客觀上分析，這種爭論似乎為時過早，因為現在歷史人類學在中國剛剛起步，其影響也還相當有限，似乎尚無資格為自己爭得一個地盤。從學術發展的角度看，如果早早地畫地為牢，可能它也沒有什麼前途。當然可以坦率地講，我在此文中談論歷史人類學的出發點是歷史學，我是站在歷史學的本位立場來談論歷史人類學的，因為我不認為歷史人類學是一門獨立的學科。尤其是在中國的特殊情況下，歷史人類學只是研究歷史的一種方法，一個視角。正如著名歷史人類學學者安德烈·比爾吉埃爾所說，歷史人類學並不具有特殊的領域，它相當於一種研究方式，這就是始終將作為考察對象的演進和對這種演進的反應聯系起來，和由這種演進產生或改變的人類行為聯系起來。如果非要分門別類，我看也只能劃在歷史學科之內。有學者認為，歷史人類學被歷史學「搶注」了。這個觀點是忽略了中國的特殊情況，中國沒有較為深厚的人類學研究的傳統，很多大學或研究機構的人類學研究者多為歷史或考古出身，也有部分民族學研究者，這種情況決定了中國的歷史人類學研究只能依附在歷史學的庇護之下。有學者指出，之所以進行田野考察，是為了能更好地解讀文獻。此一語道破天機。也就是說，在歷史人類學研究中，歷史學的方法仍是根本，人類學的方法是輔助。
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也可以相互結合發展，形成新的交叉邊緣學科，如進化金融學（Evolutionary Finance）就是近年來興起的介於生物學和金融學的一門邊緣科學，進化證券學則是介於生物學和證券學之間的邊緣學科。此外，技術科學和社會科學之間也可以相互結合發展，形成新的交叉邊緣學科，如網路語言學就是網路技術和語言科學有機融合而成的新興交叉學科，該學科由中國知名學者周海中教授首先提出，並受到學界關注和肯定。

『叄』 比較文學 跨學科研究

在中國，自80年代中期以來，比較文學中提倡跨學科研究的呼聲日漲，各種嘗試性研究方興未艾，成為比較文學研究中的熱點。這種研究的突出表現之一，是1989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樂黛雲、王寧主編的《超學科比較文學研究》一書。此書雖然是各種文章的集結，但所涉及的范圍是比較廣的，如文學與自然科學、文學與哲學、文學與宗教、文學與語言學、文學與其他藝術等等。作為一本首倡全面開展跨學科研究的著作，其推進與促進的作用是很大的。
放眼當前的比較文學領域，跨學科比較文學研究已不再僅僅限於呼喚或復興的時候了，而是正處在蓬勃開展、成果不斷涌現的階段。預計在今後的十年中，跨學科比較文學研究將會更為扎實，更為深入，更為吸引人。它完全可能成為比較文學「中國學派」的又一顯著特徵，並為國際比較文學界所注目。
其理由可有如下兩點：
一、新方法論的運用已成為學者們的自覺實踐，使文學學科內部的研究發生了極大的變化。自1986年方法論熱以後，文學學科對新方法論的認識與接納，經歷了一個從騷動走向沉靜，從外在壓力走向了內在要求的過程。學者們越來越清醒地認識到，沒有綜合性的跨學科研究，本學科內的研究是難有突破性進展的。隨著科學的發展，學科邊界正在不斷交叉、融匯，產生出層出不窮的新學科。文學研究在新方法論的推動下，也正在形成各自具有特色的新學科。如藝術人類學，雖然目前尚未形成一門完整的學科，但大量的研究實踐與成果卻強有力地顯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藝術與人類學的研究學派正在崛起。它之所以為人重視，除了它開掘了許多為世人未知的人類學資料以外，在新方法論指導下所做的重新審視與研究工作是重要因素。這從蕭兵、葉舒憲、宋耀良等人的研究可以看到這一點。葉舒憲的研究可能更具代表性。他是從翻譯介紹西方原型批評方法起家的，但他以後對中國神話、中國先秦文學的研究成果幾乎都是在自覺運用西方新方法的實踐中產生的。他承認這是援西套中，但他又認為這並不意味著生搬硬套，而是一種立足於中國國學根脈的一種雙向選擇的「溝通」和「互釋」。它是使西學化入國學並使之更新的同時，又使國學化入世界學術總體的一種極好途徑。他同時以錢鍾書的研究進一步闡述了這一觀點(具體參見葉舒憲《人類學視野與考據學方法更新》，載《中國比較文學》1993年第1期)。
又比如文學史的撰寫問題，無論中國古代文學史還是現當代文學史的研究者們都進行過多次的討論。這也是在方法論討論與文化研究熱的推動下開始的。理論意識的覺醒與方法論的自覺運用幾乎是同時展開的。盡管在目前，我們還未看到一本令人耳目一新的文學通史，但在方法論上有突破性進展的斷代史著作、個案作家研究的著作也已出現了，如有論老舍與中國文化的，有論周作人與中國文化的，最近漳州師院的林繼中博士還出版了一本《文化建構文學史——中唐至北宋》，在此書中，他明確把文學現象看作整個社會文化構型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他認為文學史和社會總體文化構型之間存在著互涵互動的關系，它受社會文化建構過程中的整合作用驅動，而又以自身的變革參與了文化的建構。雖然此書只有四章，字數也就14萬字，但其研究的視角與方法是可取的，它至少使我們對中唐至北宋這一時期的文學史運動有了一個嶄新的認識。可以說，文學的文化史研究已成為多數學者的趨向，一個具有「文化史派」特徵的文學史研究學派正在逐漸形成。這也是跨學科研究推動的結果。
二、社會科學中各門學科自身發展與建設的成績為跨學科研究的蓬勃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礎。1988年以來，隨著文化熱的涌動，社會科學中的各門學科得到了驚人的發展，如宗教學研究(尤其是關於中國佛教、道教、民間宗教的研究)、民俗學研究、語言文字的文化學研究等等，在短短的幾年內就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昌盛。這對比較文學研究無疑是極大的推動。正是在各門學科自身發展的基礎上，出現了跨學科研究的新勢頭。比如，一些宗教學者跨入到文學領域來研究宗教與文學的關系，象賴永海；而一些文學研究者也對宗教與文學的關系進行探討，象葛兆光、張伯偉、蔣述卓、馬焯榮等等；形成了宗教與文學關系的研究熱。又如隨著文化語言學的興起，申小龍、臧克和、朱良志等青年學者，又開始了從文化角度把中國文學的審美特徵與中國的語言文字結合起來進行深入探討的征程。它走的是與西方語言學派完全不同的道路，更不是移中就西，而是根源於中國語言文化的根去探溯中國文學與美學特徵的大膽嘗試。這些現象都充分說明，跨學科比較文學研究必須是以各門學科的發展為前提的，反過來，跨學科比較文學研究又必將推動各門學科的更大發展。
跨學科比較文學研究要走向成熟與完善，自然需要加倍的努力。我以為，在未來的研究中，跨學科比較文學研究者應該注意到：
首先，一定要有扎實的基本功，要有自己的學術支點，並在這支點上盡可能對與之相關的學科作多而深的研究，這樣才能避免那種空泛的、晴蜓點水式的跨學科比較文學研究。
其次，進行跨學科比較文學研究，必須是以文學為中心的研究，要突出文學的審美批評與分析。
再次，跨學科比較文學研究還應不斷開拓新的邊緣課題研究，比如文學與音樂、文學與史學、文學與家族傳統、文學與廣告藝術、文學與影視藝術等等，都有待加強研究。

『肆』 跨學科研究生問題

1.你的問題表述不清。以我的理解你是問跨專業考時是否既要考本專業所考科目又要考所跨專業的科目。答案是否定的，你報考什麼專業就考什麼專業的科目，與你本科所學專業無關。
2.廣告學專業課非全國統考，是由各學校自主命題。不同學校的廣告學專業所考的課程不同，有些學校的廣告學偏重設計和實踐，考綜合基礎，還需要加試美術基礎。有些學校的廣告學偏重理論，一般考傳播學概論等。
3.好學校分數高，爛學校分數低。看你報考什麼學校了。跨專業考廣告學在很多學校是需要加試的。舉個例子你跨專業考人大的廣告學，在復試時你比那些不誇專業的人需要多考一到兩門科目。難度可想而知。考研跟高考不同，高考總分達線就行。考研不僅要總分達線，單科成績也有分數線。
4.依你個人情況決定是否從現在開始學起。我建議你從現在先把英語學好，考研英語與大學六級英語難度基本相當。過不了六級考研英語也很難通過。大三一年學習專業課，大四第一學期重點放在政治。

『伍』 跨學科交叉研究有多重要呢

一項統計數據表明，在近100年的300多項諾貝爾自然科學獎中，有近半內容是跨學科交叉研究的成果。

「跨學科交叉研究是取得重大科學發現和產生引領性原創成果重大突破的重要方式，推動跨學科交叉研究是提升創新能力的重要途徑，而發展交叉學科需要公共平台來承載。」清華大學主管科研的副校長薛其坤告訴記者，基於此，清華成立腦與智能實驗室和未來實驗室，冀望能打破學科壁壘，開展前沿性、引領性、顛覆性研究。

而此前，北京大學黨委書記郝平也表示，北大近年來正著力培育前沿交叉學科，將其打造為國家創新驅動戰略的生長點和創新源。「交叉研究，已經成為一種普遍共識。一位科學家告訴我，他最愛跟其他學科的人一起交流碰撞。不『碰』，沒戲；有了碰撞，經常能擦出思維的火花。」科技日報社原社長張景安說。

『陸』 跨學科研究的現狀

由於與傳統研究所面臨的問題在類型、規模和難度上都有巨大不同，因此當前的跨學科研究呈現出一些新的態勢和特點。其一，是學科跨度加大、數目增加、非學科類內容日益增多，方式日趨復雜，界限越來越不明晰；其二，科學研究中自覺地組織化程度提高了，通過這種組織，不同的學科和領域的人們自覺地走到一起開展合作性的科學研究，學科封閉越來越沒有市場和發展空間；其三，人文與社會科學成為跨學科研究的活躍領域，它們甚至大規模地向自然科學和技術進行反向滲透；其四，社會開始不斷接納跨學科研究的價值觀。學校中各級各類的通識教育特別是人文素養和社會技能教育都在試圖克服由於分科知識的單一化教育所帶來的多種弊端；社會在人才選擇上也強調專業基礎知識、業務技能、人文素養與社會經驗相結合的重要性，把厚基礎、寬口徑、親和度、拓展能力等作為一種人才標准來追求；各種大的科學和技術研究與開發項目都組織多學科和背景的人員參加並廣泛徵求各方面乃至公眾的意見，等等，這都展現了跨學科研究與發展的興旺勢頭和社會影響。

『柒』 跨學科研究歷史的好處

可以讓知識更全面，觀察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更有針對性，時效性。

『捌』 跨學科研究的歷史

人類進行跨學科性的研究已有較長歷史，但真正稱得上跨學科的，還是在近代有了分門別類的學科建制後才逐漸成形的。其中最著名的當屬笛卡兒將代數學與幾何學交叉而發明的解析幾何，它不僅一改兩千年來這兩門學科彼此分離的局面，而且為微積分的發明創造了條件。此後，隨著科學的發展相繼出現了多種形式和領域間的學科交叉，使交叉學科研究成為科學中的一種常見現象。「跨學科」一詞最早在20世紀20年代美國的紐約出現，其最初含義大致相當於「合作研究」。我國於1985年召開「交叉科學大會」，「交叉科學（或學科）」一詞在科學界廣為傳播。早期，人們對交叉科學和跨學科基本不加區分。20世紀90年代以後，有學者開始用「跨學科」一詞代替「交叉科學」。今天看來，交叉學科或科學研究還屬於跨學科研究的初步階段，因為這樣一種研究僅限於已有學科之間，而學科都是人為設置的，因此為了取得更大的研究進展，就必須突破學科劃分形成的限制，走向更大范圍更高境界的跨學科性的研究。盡管跨學科研究也可能產生一些交叉學科，但它集中突出的是問題，更注重行動本身及其與社會聯結的深廣程度，而不以成立學科為目的，因而天然地蘊涵有吸收和集中學科之外非學科因素的意味，這就不僅比交叉學科突出了對象的復雜性和研究活動的群體性，而且明顯地具有實踐效果的放大性。
科學在20世紀以來的一個重要發展趨勢是與技術的融合以及科學、技術與社會的相互滲透，這使科學更加變成了一項社會綜合事業和工程，乃至不通過跨學科研究的方式，就不會有真正的科學突破。人們常說的STS（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就是對這一新興領域和研究方式的集中概括。跨學科研究在快速推進的同時，其興盛也映現了當代科學和技術發展中的幾個基本態勢。首先，科學結構復雜化趨勢。雖然我們不能簡單地把經典時代的科學統稱為簡單科學，但與今天大科學時代的多樣性、多層次性、開放性、非線性、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等的極度復雜相比，分門別類的經典科學在基本理念和存在形式上確實屬於簡單性的范型，是按照「古老」的簡單性原理構造起來的。其次，科學活動有機化趨勢。與近代之初的科學各自並立、彼此不相往來的狀況相比，當代科學表現出了明顯的整體性、自組織性和動態演化性等「有機」特徵；各門學科之間不僅相互聯系增加，而且越來越多地按照自身的「規律」自主地「成長」並對社會形成影響，顯示了發展的相對獨立性。再次，理想目標的「軟」化趨勢。主要表現在科學不再被簡單地看做是價值無涉的，而必須越來越多地顧及存在的影響和應用的後果，科學也不再被普遍地看做是唯一的話語權威，雖然科學依然是科學，科學主義也還是一種強勢話語，但來自科學內外的批評之聲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激烈和浩大。而社會各界對科學的某種人文化詮釋如對科學發展觀所作的「以人為本」的內涵界定，也是在人文的意義上擴展對科學的理解。這使得「讓科學回歸人文」成為未來科學發展中不可逆轉的一種社會潮流。此外，20世紀後半葉特別是新世紀以來，由於技術、市場與交往的普遍化需求所帶來的全球化運動以及一些重大社會工程的出現，導致社會問題巨型化，使治理難度大大增加，向人類理智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幾乎可以說，現實中的一切重大課題不通過跨學科研究都是不可能完成的。譬如，尋找SARS病毒和禽流感的病源，對艾滋病的有效防治，人類基因組測序、航天探索、印度洋海嘯災難的救治研究等，都不是任何一門學科或技術甚至一地一國所能承擔的，而這些問題之間有時又是相互聯系著的，從而必需綜合多學科多方面社會力量開展集成性的研究。這種學科的多對象化和對象多學科化趨勢，必然導致跨學科（包括跨技術）研究與「跨界行動」成為必然和普遍的模式，使人類的研究規范從以往的「無學科」階段經由學科研究為主導和學科間交叉滲透階段而進展到跨學科整合研究的層次，跨學科研究名副其實地成為了一種被庫恩所稱之的新的「范型」。

『玖』 跨學科研究的概念是什麼

跨學科抄研究又稱「交叉研究」、「科技整合」、「跨類研究」等。跨學科研究主要探討文學與其他藝術門類（如美術、音樂、雕塑、影視、建築等），文學與文人社會科學（如哲學、心理學、歷史學、宗教、語言學等），文學與自然科學之間的關系，它是溝通文學與自然科學、人文社會科學以及其他藝術門類聯系的良好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