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和語文
錢穆先生在《國學概論·弁言》的開端，寫下一句令人觸目驚心的話：「『國學』一名，前既無承，將來亦恐不立。」如何理解他的這個論斷？我以為，這包含兩個層面的意思：第一，中國過去有「國學」之實，而無「國學」之名，「國學」其實是「五四」以後，面臨「西學」的沖擊而立名的。第二，按照西式的學科分類，學者可以從國學中抽繹出文學、史學、哲學來，待到抽繹完畢，錢先生擔心「國學」也許就會自然解體。
我們認為，錢先生的這個說法前一半是對的，因為現今的國學概念，的確過去沒有，無所師承。後一半的擔心則是過慮了。經過幾十年的學科分立實踐，我們承認，學者確實可以從國學中抽繹出文學、史學、哲學來，但這種抽繹的結果，絕對不會是國學的解體，反而可能是國學的提升。如果處理好國學與文史哲學科的關系，那就不僅不會互相抵消，反而是可能相得益彰的。
在中國古代，「國學」本是國家一級學校的稱謂。《周禮·春官·樂師》有雲：「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禮記·學記》也說：「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國家級學校的稱謂，歷代有所變化。漢代稱太學，晉代稱國子學，北齊稱國子寺，隋代稱國子監，唐宋時則以國子監總管國子、太學、四門等學，元代設國子學，明、清兩代設國子監，至清光緒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開始設學部，國子監的稱呼於是廢止。清末佚名撰《西巡迴鑾始末》：「學堂之設，（光緒）二十四年業已議有章程：縣設小學，府設中學，省設大學，循序遞進，給照為憑；大學卒業學成，乃咨送京師國學，覆加課試，量才授官。所學皆實用，所取皆通才，而國家收得人之效矣。」可見，「國學」從周朝就有了，原來是國家級的貴族子弟學校，逐漸發展為國家的最高學府。優秀的庶民子弟也可進入國學，經過考試，量才授官。
作為國家一級學校的「國學」概念，與今天所謂「國學」的概念是不同的。今天我們所指稱的「國學」概念，不是指中國傳統文化本身，而是指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學問」和「學術」。所謂「學問」，側重於有關傳統文化知識體系的積累與梳理；所謂「學術」，側重於有關傳統文化研究方法的繼承與創新。而作為現代意義上的「國學」概念，是晚清以來逐漸形成的。由於西學東漸的緣故，中西學術交流日益頻繁，為了與「西學」相對應，有人提出了「舊學」或「中學」的概念。張之洞即提倡：「新舊兼學。四書五經、中國史事、政書、地圖為舊學，西政、西藝、西史為新學。舊學為體，西學為用，不使偏廢。」（《勸學篇·外篇·設學第三》）後來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指出：「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者，張之洞最樂道之，而舉國以為至言。」由此，「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成為張之洞的名言。可見，相對於「新學」，「國學」指「舊學」；相對於「西學」，「國學」指「中學」，它是與「西學」不同的自具特色的文化體系。
為了弘揚國學，章太炎發行《國粹學報》，出版《國故論衡》，於是「國學」又有了「國粹」和「國故」的稱謂。胡適即指出：「『國故』這兩字，是章太炎先生提出，比從前用的『國粹』好多了；其意義，即中國過去的歷史、文化史，包括一切。」（《再談整理國故》）胡適又說：「『國學』在我們的心眼裡，只是『國故學』的縮寫。中國的一切過去的文化歷史，都是我們的『國故』；研究這一切過去的歷史文化的學問，就是『國故學』，省稱為『國學』。」（《《國學季刊》發刊宣言》，見《胡適文存二集》）1922年，被尊稱為「國學大師」的章太炎先生，應江蘇教育會之請，公開向上海社會各界做「國學」專題講演，前後共10次，後由聽講者整理成兩個文本，先後以《國學概論》和《國學講演錄》為題出版。此外，在一些學校里也設有「國學概論」的課程，錢穆先生的《國學概論》一書，就是以他1926年至1928年在無錫江蘇省立第三師范和蘇州江蘇省立蘇州中學的講稿整理而成的。因此，盡管社會上和學術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評價分歧仍然很大，但自此以後，「國學」的名稱已在學術界廣為流行。
有交叉，有區別。
國學主要指中國古代流傳下來的文史哲，語文主要包括現代漢語和古代漢語，雙方在古代漢語和古代文學方面是重疊的。
2. 國學和語文的差別在哪
國學能陶冶情操，培養性情，讓一個人真正了解到古代文人的偉大思想。國學之美美在哲學，詩詞之美美在言簡。而語文則是讓中國人民了解自己語言文化的一門學科，多了解國學方面對於深入了解本國語言文化是大有裨益的。所以，在這方面來講，國學和語文是密不可分的換句話說，語文是了解國學的一把鑰匙，是科學系統的拿這把鑰匙去開啟國學的大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