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館歷史

② 故宮博物館的發展歷史

其始建於努爾哈赤時期的一六二五年，建成於皇太極時期的一六三六年，後經康熙、乾隆皇帝不斷地改建、增建，形成了今日共有宮殿亭台樓閣齋堂等建築一百餘座，屋宇五百餘間，佔地面積達六萬平方米的格局面貌。這是清王朝親手締造的第一座大氣庄嚴的帝王宮殿建築群，其濃郁多姿的滿族民族風格和中國東北地方特色，都是北京明清故宮所無法比擬的。
作為滿漢建築藝術融合得盡善盡美的範例，沈陽故宮既是中國最著名的歷史古跡和旅遊勝地，也是當之無愧的優秀世界文化遺產。沈陽故宮的創建有著波瀾壯闊、氣勢恢宏的歷史背景。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初，發祥於中國東北長白山林的建州女真人，在一位充滿激情的傳奇英雄——努爾哈赤的領導下，經過三十六年的征撫，完成了女真的統一大業。在統一包括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東海女真等在內的戰爭中，努爾哈赤在女真人原有狩獵組織牛錄的基礎上，創建了八旗制度，規定每三百人設一牛錄額真（佐領），五牛錄設一甲喇額真（參領），五甲喇設一固山額真（都統），是為一旗，共有正黃、正白、正紅、正藍、鑲黃、鑲白、鑲紅、鑲藍八旗。全民入旗，以旗統軍、以旗統民，將女真社會的軍事、政治、經濟、行政、司法等融為一體，使原分散的女真各部變為一個組織嚴密、生機勃勃的社會機體，為新的民族共同體——滿族登上歷史舞台做好了一切准備。一六一五年，努爾哈赤於赫圖阿拉建立了大金國（史稱後金），自稱撫育列國英明汗。後經過薩爾滸之戰、開（原）鐵（嶺）之戰、沈（陽）遼（陽）之戰、廣寧之戰等多次大捷，金國國勢日盛，都城也幾經遷徙。
一六二五年，努爾哈赤出於戰略考慮，定沈陽為都城，並在沈陽舊城的中心，修建了議政之所——大政殿和十王亭，是為營建沈陽故宮之開端。一六二六年努爾哈赤辭世，其與孝慈高皇後所生之第四子皇太極繼承汗位，又續建了由大清門、崇政殿、鳳凰樓、清寧宮、麟趾宮、關雎宮、衍慶宮、永福宮等組成的大內宮闕。就是在這座宮殿里，皇太極將女真改稱為滿族，於一六三六年將國號改稱為「清」，並正式確定了宮殿之名。
迄皇太極逝世止，幾度歲月滄桑，多少風雲變幻，盛京宮殿始終是清王朝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中心。一六四三年，皇太極與庄妃所生的第九子福臨即位，是為順治帝。此時清朝已足以與明朝抗衡而一爭天下。一六四四年，八旗軍縱橫捭闔，一舉攻佔北京而定鼎中原，確立了清王朝對全國的統治權。
清遷都入關後，盛京皇宮成為「陪都宮殿」，以開國先皇「龍興重地」之宮闕聖跡的崇高地位，倍受清歷代帝王特殊的重視。在一六七一年至一八二九年的一百五十年間，康熙、乾隆、嘉慶、道光四朝皇帝曾先後十次東巡故里，拜謁祖先陵墓的同時，還要瞻仰先皇使用過的舊宮聖跡和遺物，一抒自己對祖先開國創業功德的仰慕之情。
因此，為供東巡盛京的皇帝和後妃居住之用，乾隆帝對盛京皇宮進行了多次改建和擴建，形成了先皇舊宮與皇帝行宮並存的特色；其增修的西路建築，又使沈陽故宮擁有了東中西三路建築中軸對稱的新格局。不僅如此，乾隆帝還源源不斷地從北京運送來洋洋大觀的皇家珍寶於此貯藏，以示「不忘根本」，使沈陽故宮成為當時與北京宮苑和熱河行宮齊名的清代皇家三大文物寶庫之一。

③ 河北省博物館的發展歷史

河北博物院位於石家莊市文化廣場，北起中山路，南到范西路，東臨東大街，西至西大街，是河北省省級綜合性博物館、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國家一級博物館。河北博物院的前身是河北省博物館，成立於1953年4月，館址設在保定古蓮花池院內，1982年搬遷到省會石家莊，借用河北省展覽館辦公並舉辦展覽。1986年展覽館、博物館合並改建為河北省博物館，次年正式開館。隨著博物館事業的不斷發展，2006年河北省委、省政府決定改擴建河北省博物館，同年開工建設。2013年6月8日對外試開放，2014年6月9日正式開放，同時河北博物院揭牌。河北博物院的正式開放，是河北省博物館事業發展新的歷史起點，必將開啟河北文博事業的新篇章。現館舍建築分為南北兩區，北區建於1968年，原為「毛澤東思想勝利萬歲展覽館」，外觀仿北京人民大會堂的廊柱式建築，總建築面積20028平方米，建築風格體現了鮮明的時代特點，2001年被河北省人民政府公布為河北省文物保護單位。南區為新建區，總建築面積33100平方米，總投資6.28億元。新建築周圍環以高大的廊柱，與北區建築形制和主色調相呼應。河北博物院總建築面積53128平方米，展覽面積22000餘平方米，建築巍峨壯麗，和諧統一，是石家莊市標志性文化景觀。河北博物院有文物藏品15萬件，其中一級品334件（套），二級品1910件（套），三級品16313件（套）。以滿城漢墓出土文物、河北古代四大名窯瓷器、元青花、石刻佛教造像、明清地方名人字畫以及抗日戰爭時期文物最具特色。另外，館內藏書5萬余冊，不少是明清善本圖書，為河北省地方誌主要收藏單位之一。河北博物院集合省直文博單位文物藏品優勢，擷取河北歷史上最為精彩的篇章，推出新館基本陳列體系，共9個常設陳列：《石器時代的河北》、《河北商代文明》、《慷慨悲歌——燕趙故事》、《戰國雄風——古中山國》、《大漢絕唱——滿城漢墓》、《百年掠影——近代河北》（暫未開放）、《北朝壁畫》、《曲陽石雕》、《名窯名瓷》。通過5000餘件（套）精美的文物和現代化的展示手段，記錄了河北200萬年來承先啟後的人類發展史。河北博物院每年還舉辦多個有關當代文化藝術、社會熱點透視、國內外文物交流及其它各類型的臨時展覽，極大豐富了人們的精神文化生活。60年來，河北博物院在文物的收藏、研究、陳列展覽、宣傳教育以及國內外交流等方面做出了積極的貢獻。新的河北博物院正憑借其厚重的歷史文化底蘊，現代化的陳列展覽，潔凈、舒適的參觀環境，以嶄新的面貌迎接觀眾的到來。

④ 北京介紹歷史的博物館

故宮是最好的，其實還可以去軍事博物館，裡面有槍支和軍械的歷史發展，有關民族歷史的可以去中華世紀壇。北京到處都是歷史！

⑤ 北京與歷史有關博物館

中國國家博物館：
北京市東城區東長安街16號
乘1、2、10、59、120路，或地鐵1號線天安門東站下
中國國家博物館是一座以歷史與藝術為主，系統展示中華民族悠久文化歷史的綜合性博物館。博物館集文物徵集、考古、收藏、研究、展示於一身，系統地收藏了反映中國古代、近現代、當代歷史的珍貴文物。
首都博物館：
北京市西城區復興門外大街16號
乘1、4、52路工會大樓站下車；或地鐵1號線木樨地站下
首都博物館是一座融古典美和現代美於一體的建築藝術品，既具有濃郁的民族特色，又呈現鮮明的現代感。博物館共分為三棟獨立的建築，包括矩形展館，橢圓形專題展館，條形辦公科研樓。這里的展覽陳列多為首都博物館歷年收藏的珍品和北京地區的出土文物
北京民俗博物館：
北京市朝陽區朝陽門外大街141號
乘101、109、110、112、750、846、855、858路神路街站下
北京民俗博物館設在集元、明、清古建群為一體的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北京東岳廟，是京城唯一一家國辦民俗類博物館。博物館旨在保護、挖掘東岳廟歷史文化，徵集北京地區民俗文物，研究、展示、弘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博物館內常年舉辦老北京民俗風物系列展，每逢春節、端午、中秋等重要傳統節日都舉辦形式多樣，豐富多彩的民俗活動。
宣南博物館：
北京市宣武區長椿街9號
乘6、57、715路牛街站下
京城名剎長椿寺修繕一新後特辟為宣南博物館。該館建築面積2000多平方米，投資近千萬元。博物館設有「悠悠宣南」、「宣南士鄉」、「英烈足跡」、「梨園勝景」、「城南樂園」、「百年興商」、「民族團結」、「宣南文化保護開發成果」八個展廳。
北京戲曲博物館：
北京市宣武區虎坊路3號
乘6、57、70、102路虎坊橋路口西站下
北京戲曲博物館坐落在宣武區虎坊橋湖廣會館內，是北京市建成開放的第一百座博物館。戲曲博物館基本陳列為「北京戲曲史略」，以翔實珍貴的戲曲文獻、文物、圖片和音像資料，向觀眾展示了以京劇藝術為主的北京戲曲發展史。館藏展品有京劇名家王瑤卿、梅蘭芳的拜師圖，武生泰斗楊小樓演出用的戲裝等珍貴藏品。

⑥ 我國歷史最悠久的博物館是哪個博物館

中國最早的博物館是南通博物苑，由清末狀元張謇於1905年創建的。中國最早籌備的第一座公立博物館，是1912年在北京國子監成立的歷史博物館籌備處(中國歷史博物館前身)。中國最早建成的公立博物館，是1914年在北京開放的古物陳列所。

⑦ 博物館的歷史

博物館現象最初萌發於人們的收藏意識。在四千多年前，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的統治者就注意尋找保藏珍品奇物。
公元前4世紀，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大帝把搜集和掠奪來的許多珍貴的藝術品和稀有古物交給他的教師亞里士多德整理研究，亞里士多德曾利用這些文化遺產進行教學、傳播知識。公元前三世紀托勒密·索托在埃及的亞歷山大城創建了一座專門收藏文化珍品的繆斯神廟。這座「繆斯神廟」，被公認為是人類歷史上最早的「博物館」。博物館一詞，也就由希臘文的「繆斯」演變而來。
17世紀後期出現。在18世紀，英國有一位內科醫生漢斯·斯隆，是個興趣廣泛的收藏家。為了讓自己的收藏品能夠永遠「維持其整體性、不可分散」，他決定把自己將近八萬件的藏品捐獻給英國王室。王室由此決定成立一座國家博物館。1753年，大英博物館建立，它成為全世界第一個對公眾開放的大型博物館。 1946年，國際博物館協會在法國巴黎成立。1974年協會對博物館進行了明確的定義，公益性成為它的首要職責。 博物館
從1977年開始，國際博物館協會把每年的5月18日確定為「國際博物館日」，並且每年都會確定一個主題。今年是第27個國際博物館日，主題是「博物館促進社會和諧

⑧ 博物館建築的歷史演變

中世紀，歷史文物、藝術珍品及珍希的自然標本等大都收藏在皇家宮廷、私人官邸、教堂修道院或大學里。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佛羅倫薩出現了第一座專為收藏美術品而設計的房屋建築，即今烏菲齊美術館。1683年英國創建了第一個向公眾開放的阿什莫爾藝術和考古博物館，但房屋建築從平面布局到立面造型，仍然是殿廟宇式的，博物館內部沒有陳列室、藏品庫等功能區分。1793年法國國民議會決定將路易王朝在盧浮宮的收藏向公眾展出，象徵舊秩序的宮殿改成了博物館，這是利用舊建築開辦公共博物館的開端。
19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初期許多專門為博物館修建的建築也都是仿照宮殿寺廟的古典形式。1870年成立於紐約的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1897年建立的芝加哥藝術博物館、倫敦的國家美術館、巴黎的巴黎國立自然歷史博物館、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芝加哥科學與工業博物館等，建築平面、立面，不是宮殿式就是希臘神廟式。這類博物館建築通常以宏大的門廳、樓梯廳等為中心，聯系主要的二層樓展廳，各個展廳之間又互相連通，建築平面多採用「日」字或「田」字形，立面常有典雅的大理石柱廊，內外裝修有繁瑣的雕飾。從現代博物館使用的要求來衡量，這類館舍建築使用上存在著的缺陷是很明顯的，如功能分區不明確、人流路線組織不合理、層高過高、採光照明和藏品保管條件差、輔助用房不足等。
本世紀中期，現代博物館學理論的發展對博物館建築提出了新的功能要求。博物館建築設計也接受了現代建築原則，一切以使用效果為前題，建築設計完全服從功能要求，從而根本改變了博物館建築理論。在現代建築理論影響下，新建的博物館再也見不到宮殿式的平面或廟宇式的立面了，而出現了一大批具有大量實牆面、條形採光口，或玻璃幕牆的具有個性特徵的博物館建築。20世紀50年代末至70年代，涌現了一批有劃時代意義的著名博物館建築，例如路易斯安娜博物館 （丹麥，哥本哈根）、巴黎喬治·蓬皮杜國家藝術文化中心、蘇聯莫斯科國家畫廊、華盛頓國立美術館東館、國家航空和航天博物館、羽毛湖博物館、日本佐倉國家歷史民俗博物館、大阪國立民族學博物館等。這些新穎的博物館建築除了使用功能完善，且有良好的現代化設施外，建築設計趨向於同環境結合，使博物館建築與城市街道、廣場、公園相互融合，既美化了城市，也美化了博物館內外部的視覺環境。博物館事業的高度社會化，促進了現代博物館在保存、展覽、研究、教育、文化休息、游覽觀光等方面向綜合、多功能化方向的發展。博物館建築設計亦服從於這一點，使現代博物館建築中增設了許多服務性設施用房，諸如公共餐廳、咖啡廳、博物館商店、公共圖書館、視聽室、講演廳等。其中，又常常把博物館門廳設計得很大，或專辟「共享空間」，向社會提供社交活動場所。使博物館建築與城市生活相聯系、與城市環境相融合成為現代博物館建築設計的發展趨向。
在現代博物館中，有些館由於其自身的性質特點和歷史的原因只能建在古建築中才能體現其歷史的、藝術的、科學的價值，例如世界著名的法國盧浮宮博物館、英國的不列顛博物館等。許多名人紀念館也都是利用其故居建築改建的。如果離開了這些古舊建築就會削弱博物館的紀念價值。但由於舊建築自身具有的歷史性、藝術性，往往與合理使用的功能要求之間有矛盾，早期博物館專門建築，也有這類矛盾。因而產生了改造舊建築的動議。這類改造常常是結合博物館增建、擴建同時進行的，通常的做法是：在力圖保持建築物原有外貌前題下，改造內部裝修，拆除或遮蔽雕飾彩畫，增加或改變隔牆位置，加裝吊頂，降低展室層高，遮蔽採光口，改善照明設計，加設空氣調節機，使展出的視覺環境適合表現展品內容。藏品庫方面的改造則加強建築物的密封性，安裝防盜報警設施，改進排架方式和庫內照明，為穩定庫內小氣候裝置空調設備等，使庫房環境適合於藏品永久性保管。此外，還調劑出部分房間辟為各種服務設施用房。

⑨ 中國歷史博物館的發展歷史

中國歷史博物館壯觀的建築已使它成為北京市重要的地標，而它悠久的建館歷史又和宏偉的建築相得益彰，它初建於1912年，至今已有近九十年的歷史。
1912年籌建。1912年，在蔡元培（時任教育總長）的關心下，國立歷史博物館籌備處正式成立，聘請京師大學堂教授胡玉縉為主任，以國子監為館址，開始收集各方文物。1918年遷入故宮前部端門至午門及其朝房，為救濟災民、失業工人及「為國傷亡」者，曾展出部分藏品，以門票收入賑災。
1926年10月正式開館。1926年，館藏漸臻豐富，各類藏品已達26類，二十餘萬件，於午門辟陳列室，精選藏品，依類陳列，於同年10月10日正式開館展出，當月觀眾即達45,020人，同時《國立歷史博物館叢刊》開始出版。
1929年8月改名為中央研究院北平歷史博物館。
1933年4月改為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北平歷史博物館。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歷史博物館工作主要以保護文物，避免遭受戰爭破壞為主，進行了少量的圖片、文物展覽。
1945年8月恢復中央博物院北平歷史博物館舊名。 1949年10月改名為北京歷史博物館。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本館更名為北京歷史博物館，隸屬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社會各界人士紛紛向博物館捐贈文物，總數達16962件，極大地豐富了館藏。為適應新的歷史形勢，博物館著手建立新的歷史陳列，使博物館真正成為民族的、大眾的、科學的社會教育機構。
1950至1965年是歷史博物館的高速發展期，由裴文中、賈蘭坡指導的「原始社會陳列」於1951年正式展出，該展覽是我國博物館最早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組織歷史陳列的嘗試。以此為起點，在黨和國家領導人、文化部、文物局領導的熱情關心下，以及全國各文博考古兄弟單位的大力支持下，「中國通史陳列」各個歷史階段陳列逐步完成並進行了預展，包括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在內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社會各界知名學者先後來館參觀、審查，不斷完善通史陳列。
中國通史陳列自原始社會開始，至清朝滅亡結束，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結合中國歷史發展特點劃分歷史階段，其特徵是以考古發掘及傳世文物為基本展出材料，力求全面、系統地展現中國歷史，這不僅在世界上是獨一無二的，也是中國文博事業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要陳列。
1958年8月國家決定建立中國歷史博物館。
1959年10月，位於天安門廣場東側的新館大樓落成，北京歷史博物館更名為中國歷史博物館，與中國革命博物館一起遷入新館。中國歷史博物館由郭沫若先生題寫館名。1961年7月1日，「中國通史陳列」正式對外開放。1962年之後，通史陳列根據實際情況不斷完善修改，並陸續編印了《中國古代服飾資料》、《中國歷史博物館藏彩釉陶俑選輯》、《中國歷史博物館藏青銅器》、《中國歷史博物館藏雕塑選輯》等書。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中國通史陳列」暫時關閉。
1969年9月，中國革命博物館和中國歷史博物館合並，改稱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七十年代開始進行「中國通史陳列」的修改。此次修改在周恩來總理的親自指示下進行，突出秦漢、隋唐、元明清三個歷史時期的統一場面，同時將通史陳列下限延至「五·四」運動。1975年10月，修改後的「中國通史陳列」正式預展。1976年，粉碎「四人幫」之後，全館各項工作逐步恢復展開，成功舉辦了著名的《周恩來同志紀念展覽》，1978年1月，「中國通史陳列」對外開放。
自1978年始，中國歷史博物館進入了新的發展時期，制定了全館八年發展規劃綱要，除繼續完善通史陳列和文物收藏工作外，還積極參加中外文物交流展出活動，相繼出版《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歷史與文物資料》等刊物及《中國古代史常識》、《簡明中國歷史圖冊》、《明藍瑛花卉蘭石冊》、《中國古代史教學參考圖錄》、《中國歷史博物館》、《華夏之路》、《中國通史陳列》等圖書，組織和參加了多項考古發掘，舉辦了多項轟動全國乃至全世界的文物展覽，如「湖北隨縣曾侯乙墓出土文物展覽」、「山西應縣木塔遼代文物展覽」、「醫聖張仲景展覽」、「中國南海沉船文物展」、「絲綢之路與茶之路」、「全國考古新發現精品展」等展覽。
1983年，中國歷史博物館與中國革命博物館恢復獨立建制，將舊民主主義革命陳列劃歸中國革命博物館。1984年，「中國通史陳列」進行了第二次修改，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對歷代社會經濟文化的表現。1988年至1997年，開始進行「中國通史陳列」的第三次修改，在各文博單位的大力支持下，從全國各地征調了近千件文物，絕大多數是近十年來新出土的具有重要歷史價值的文物，同時，陳列形式也作了全新的設計。修改後的「中國通史陳列」原始社會至魏晉南北朝時期於1990年第11屆亞運會開幕之日對外開放，「中國通史陳列」隋唐至明清時期也於1997年9月正式展出。
1987年考古部設立水下考古學研究室，開始水下考古的研究。1989年與日本合作，對廣東南海海域進行調查，並於1990年正式成立中日中國南海沉船調查學術委員會，先後對廣東、山東、遼寧等地水域進行調查。1997年，中國歷史博物館成立遙感與航空攝影考古中心，同德國波鴻魯爾大學簽訂了合作開展現代航空攝影考古意向書，開始進行洛陽及內蒙古東部地區古代大型遺址的航空攝影考古勘察。在新的歷史時期，為了更好的發揮博物館教育大眾的作用，中國歷史博物館的群眾工作也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高潮，先後舉辦了「湖南中學生『擁抱紅太陽』夏令營」、「我愛北京天安門」活動月，在北京市各中小學和部分邊遠郊縣舉辦了「中國近代史圖片展」、「中國古代科技成就展」等圖片展覽。
1999年，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50周年，展示五十年來文物考古工作取得的多方面成就，由國家文物局主辦、中國歷史博物館和中國革命博物館承辦的「中國文物事業50年特別展覽」於國慶節前在本館中央大廳展出。同年該館還成功舉辦了「盛世重光—山東青州龍興寺出土佛教石刻造像精品展」，並參加了「雪域名珠—西藏文化展」和在法國舉辦的「中國文化周」的展覽工作。為迎接21世紀的到來，同時也是歡慶新的龍年的到來，中國歷史博物館特別推出「迎千禧，賀辰歲—龍的藝術精品展」和「龍文化特展」，於2000年1月分別在北京和台北展出。相信在新世紀的曙光到來的時候，匯聚著古代文明與現代化氣息的中國歷史博物館必將以全新的面貌展現於世人面前。
2003年2月28日，中國國家博物館在合並中國歷史博物館與中國革命博物館的基礎上，正式掛牌成立。

⑩ 河南鄭州歷史博物館簡介

一、從河南博物館到河南博物院
河南博物院是我國歷史上創建較早的博物館之一。早在1927年6月，時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河南省政府主席的馮玉祥將軍在治豫政綱中就提出了「教育為立國根本要政」的主張，並身體力行，極力扶持文化教育事業。同年7月，在馮玉祥將軍的親切關懷下，由省政府委派郭須靜、徐金泉 、何日章三人為河南博物館籌備委員，隸屬省教育廳，指定開封法院西街前法政學校校舍為館址(即今開封市三聖廟街)，是為河南博物院發韌之始。
然而，這座解放前河南唯一的博物館，從其誕生之日起，便隨著時局的動盪，走上了一條坎坷之路。1928年5月，原河南省政府為表現各民族的歷史和現狀，宣傳民族共和和世界大同的理想，遂將河南博物館改名為「民族博物院」，並改由省政府直接領導，同時劃撥 劉師古堂充公遺產的一部分為專款，限期開放。民族博物院以「啟發民眾知識文明、激增命思想、促進社會文明」為辦院宗旨，廣泛徵集歷史、自然科學、農業、藝術、生理衛生等方面的實物料。同年10月10日，在藏品缺乏的情況下，大量運用模型等手段，成功舉辦了第一次陳列展覽。
1930年12月1日，河南省政府將「民族博物院」恢復為「河南博物館」，並確定為社會教育機關，直屬省教育廳領導。12月23日教育廳委任關百益為館長，並收回民眾師范房舍為古物陳列室。1931年1月20日，河南省教育廳又頒布了《河南博物館組織條例》，其中明確博物館的宗旨為：「一、發揚固有文化；二、提倡學術研究；三、增長民眾知識；四、促進社會文明」。同時設立了保管部、搜集研究部兩個大部，成立了由民政廳廳長、教育廳廳長、河南大學校長、博物館館長等組成的7人理事會，將原民族博物院的19個陳列室調整為7個，撤去了大量民族服飾和模型，充實了歷史文物。1930年至1937年的8年間，是河南博物館空前發展的時期，藏品中的歷史文物最為豐富、精緻，具有河南地方特點，而且涌現出以關百益為代表的一批高水平的研究人員。從此，河南博物館名聲鵲起，得到了國內外的廣泛贊譽。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日本帝國主義大肆侵入。為避免文物被毀，館藏主要文物68箱被迫移運重慶，工作處於停滯狀態。1940年日偽期間，河南博物館被更名為「河南省立博物館」，下設事務部、保館部、研究部等。抗戰結束後，國民黨河南省政府派謝孟剛為接收委員，接收了日偽當局控制下的河南省博物館，但終因解放戰爭的爆發，國民黨政府忙於內戰，經濟嚴重匱乏，經費拮據，博物館步履維艱。
1948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勢如破竹，一舉解放了古都開封。黨和政府十分重視文化教育和文博事業，立即成立了以趙干亭為主的三人管理小組，進駐博物館，整飭館務。1949年11月，河南省政府任命省教育廳廳長曲乃生兼任館長，開始組織人員，整理文物、展室，修繕房舍、設施，進行業務活動，博物館再次出現生機，蓬勃發展。
1953年，根據中央文化部頒發的《對地方博物館的方針、任務、性質及發展方向的意見》，河南省博物館被確定為地誌性博物館。1961年，河南省博物館由開封遷至省會鄭州，有了較好的陳列展覽場地。然而，正當博物館有計劃、有秩序地全面開展各項業務活動的時候，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
文革10年中，博物館組織癱瘓，業務荒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河南省博物館漸入佳境，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發展時期。尤其是進入80年代，博物館力量不斷壯大，機構設置趨於合理，設立了陳列部、保管部、社會教育 部、圖書室、研究部、《中原文物》編輯部、辦公室、行管科、保衛科等科室，建立建全了崗位責任制和各項規章制度，博物館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新景象。
日月交替，滄桑更迭。歷史的車輪駛入90年代。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國際間日益頻繁的文化交流，旅遊事業的飛速發展，進一步促進帶動了全國博物館事業的發展。由於河南省博物館建築是1958年大躍進時期突擊在鄭州興建的，它無論在建築形式、建築規模、還是在內部設施上，都很難適應今天博物館日益發展的需要。為此，河南省委、省政府領導高瞻遠矚，決定「八五」期間在省會鄭州建設一座具有當今先進水平的現代化博物館。1991年秋，根據李瑞環同志的有關指示，經原省委書記侯宗賓、原省長李長春等領導同志的積極爭取，國務院決定由國家和河南省共同投資籌建新館舍。
新館位於鄭州市農業路中段，佔地10 余萬平方米，建築面積7.8萬平方米，累計投資近3億元人民幣，歷時5年建成。主體展館位於院區中央，呈金字塔形，後為文物庫房，四隅分布有電教樓、綜合服務樓、辦公樓、培訓樓等。整體建築結構嚴謹、氣勢宏偉，造型古樸典 雅，具有獨特的藝術風格，同時也體現了中原文化的特點。
按照國家級現代化博物館的要求，新館內部設施完善，功能齊全。內有自動消防系統、安防監控系統、辦公自動化管理系統、文物保護系統、電教系統、樓宇自動化系統等設施。1997年7月，河南省政府決定，將中原石刻藝術館與河南省博物館合並，成立河南博物院。河南博物院的成立，是河南博物館事業發展的一個里程碑，也是中國博物館發展史上的一樁盛事。
二、從白手起家到文物收藏大館
河南地處中原，歷史悠久，文物豐富，是中華文明重要的發源地之一。自古以來，我們的祖先就在片遼闊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創造了絢麗多彩的古代文化，這就為河南博物院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河南博物院創建之初，就十分重視文物的徵集工作，但由於當時缺泛經驗，博物館工作帶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隨意性，徵集藏品往往是單純的"網羅珍奇"，藏品頗為復雜，而且良莠不齊。
1930年至1936年間，是舊河南博物館藏品保管工作的繁榮時期，無論是在藏品的徵集、整理或在對藏品的研究上，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尤其是在關百益先生的帶領下，先後接收了古物保存委員會所存的所有文物，其中包括1923年新鄭出土的春秋銅器，1925年11月鄢陵城關出土的宋代窖藏瓷器，洛陽等地的歷代石刻等。1934年、1935年又先後徵集了大量的古代名人書畫及現代藝術品，從而大大豐富和提高了博物館藏品的數量和質量。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博物館還主動進行了幾次田野發掘，獲得了大量的出土文物。這個時期擁有的藏品不僅數量多，而且質量精，彌足珍貴。如新鄭出土的蓮鶴方壺、大型列鼎、王子嬰次爐、編鍾等；登封縣的九柄玉如意；石刻中的北魏石棺，劉根造像碑、魏志8種、隋代四面造像、舍利塔銘、唐代泉男生墓誌、宋代二體石經、金代進士題名碑等。正因為擁有大量的文物精品，所以在全國博物館界的地位大大提高，在國外也深受贊揚。當時曾有這樣的評論：「統中國博物館所藏物品，除故宮博物院外，河南博物館堪居第二之位置。」
抗日戰爭時期，為了確保文物安全，河南博物館工作人員以滿腔的愛國熱忱和高度的責任心，精心挑選文物珍品5678件，拓片1162張，圖書1472套（冊），分裝68箱運漢口，存放於法國租界。1938年9月，隨著國內形勢日趨危急，存放於漢口的文物又輾轉運至重慶，從而避免了日寇的劫掠和破壞。而存留於開封的文物，在開封淪陷後，大部分銅器、鐵器下落不明。存放於重慶的68箱文物，於1949年11月，由國民黨政府挑選38箱，其中文物5119件，圖書1450套（冊）運往台灣。至此，河南博物館元氣大傷，苦心經營20餘年的文物大館，已無精品可言，博物館名存實亡。
新中國成立後，在黨和政府的關懷支持下，河南博物院得天時，佔地利，重整旗鼓，大力開展文物徵集工作，通過調查、收購、接受捐贈、發掘、揀選、調撥等，很快恢復了元氣。而且，館藏文物的數量和質量已非昔日可比。迄今為止，館藏文物達十萬件，特別是史前文物、商周青銅器和歷代陶瓷器，享譽世界，具有較高的歷史、科學、藝術價值。如鄭州的大河村遺址出的新石器彩陶、臨汝出土的彩繪鸛魚石斧圖陶缸、鄭州窯藏青銅器、淅川下寺出土的楚國青銅器、平頂山應國墓地出土銅器、三門峽虢國墓地出土銅器、扶溝出土的楚國金銀幣、洛陽唐三彩、汝瓷、鈞瓷等。另外，從1954年開始，博物院還曾多次派出徵集人員，分赴革命老區，進行調查訪問，徵集了一大批寶貴的革命文物。同時，還接收了省軍區、省民政廳等單位撥交的部分革命文物和有關資料，其中有許多珍品，如太平天國的布告、義和團的旗幟、吉鴻昌烈士就義時的血衣、彭雪楓烈士的遺物、《響導》周報、《新青年》雜志、《紅旗報》、《中州評論》、《拂曉報》等。
近十年，隨著文物工作的不斷深入，湮埋已久的地下文物精品，終於重見天日，再現風采。為了配合河南博物院建設，發揮河南文物大省的優勢，從不同側面再現燦爛的河南古代文化，在省委、省政府及文化廳、文物局大力支持和關懷下，又陸續從中央、省直及各地市文物單位征調一大批文物精品。這些文物精品，猶如鑲嵌在中原大地上的顆顆明珠，放射出斑斕璀燦的光華，它必將以無窮的魅力，吸引無數海內外的觀光客。
三、從《民族模型陳列》到《河南古代文化之光》
陳列展覽是各項業務工作的中心環節。河南博物院創建伊始，就圍繞這個中心開展工作。"民族博物館"時期的《民族模型展覽》，是河南博物院歷史上舉辦的第一次陳列展覽。陳列以塑像為主，配合照片，展出古今中外各民族模型。展出後，引起了當時開封各階層和市民的轟動，"參觀者為之途塞"。
1930年至1937的"河南博物館"時期，在廣泛收集歷史文物、民俗文物和各類自然標本的基礎上，先後開放的陳列室有13個。如安陽殷墟出土器物陳列室、新鄭古器物陳列室、洛陽古物陳列室、岩石陳列室、民族模型陳列室、開封相國寺舊藏文物陳列室、石刻室、藏經陳列室、植物、礦物標本陳列室、書畫陳列室等。由於當時的陳列水平有限，在"唯器物論"的思想指導下，採取器物堆砌的辦法，陳列質量較差，但仍能看出當時的"河南博物館"已初具規模，是我國博物院中的皎皎者。
1937年，在館藏文物精品運抵重慶後，開封本館所屬藏品仍繼續陳列開放，但數量和質量均大為遜色。1938年日本侵略軍佔領開封，博物館被迫停止活動，直到1940年日偽統治下，把博物館改名為"河南省立博物館"，才將原陳列開放。
解放後，河南博物院獲得了新生。1949--1961年間，除舉辦《河南自然環境與資源》、《河南歷史》、《河南革命文物》三個基本陳列外，還舉辦展覽數十個，內容多數與各個時期的中心任務和政治運動有關。如《從猿到人展覽》（1950年）、《鎮壓反革命展覽》（1951年）、《偉大祖國展覽》（1952年）、《青銅器展覽》（1952年）、《歷代服飾展覽》（1954年）、《肅反展覽》（1956年）等。
1961年至1966年五六年間，是河南博物院穩步發展的時期，也是舉辦展覽較多的一個時期。遷鄭之初，立即與省文物隊聯合舉辦了《河南省歷史文物展覽》，展出文物2000餘件，每天觀眾如潮，川流不息，贏得了廣大群眾的好評。1963年舉辦的《河南革命文物展覽》、以實物、圖片、繪畫、文字等較為系統地再現了河南革命斗爭史。1964年，在原有《歷史文物展覽》的基礎上，經過深入的研究、設計、製作，舉辦了遷鄭後的第一個基本陳列--《河南歷史陳列》，集中反映了河南古代歷史概況。
"文化大革命"時期，陳列展覽工作受到了極大的沖擊，展覽被污為"黑展覽"而被查封。在這種惡劣的環境下，博物院職工還是以高度的責任心舉辦了幾次富有教育意義的展覽。如《抗大校史展覽》、《焦裕祿事跡展》、《林縣紅旗渠展覽》、《洛陽煤礦史展覽》等。
1977年到1997年的20年，可以說是河南博物院大發展的20年，陳列展覽工作做得有聲有色，並逐步確立了全國文物大館的地位。首先於1980年重新恢復了《河南歷史陳列》。該陳列在"文革"前陳列的基礎上，增加了新的內容，採用了新的陳列設備和手段，使之更趨於科學化和大眾化，真正成為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文化園地。1981年以來，又先後舉辦了《河南革命文物陳列》、《古代雕塑藝術陳列》、《古代建築藝術陳列》、《館藏明清書畫展》、《館藏文物精品展》以及《楚國青銅器展》等幾十個展覽，觀眾人數逐年遞增，年平均觀眾達30餘萬人次。
尤為引人注目是，通過六年多的醞釀和深入研究，集河南博物院集體的智慧，在中央、省、地市各級領導和兄弟單位的支持下，河南博物院在落成之日便隆重推出了《河南古代文化之光》、《中原百年風雲》、《河南古代石刻藝術》、《河南古代玉器》、《河南古代建築》、《楚國青銅器》、《明清工藝珍品》、《恐龍世界》等1個基本陳列和7個專題陳列，內容豐富，蔚為大觀。尤其是《河南古代文化之光》，是70年來河南博物院規模最大、技術最先進，內容更充實的大型陳列，展廳面積達3200多平方米、展覽文物1000多件（套），均屬館藏文物精品，重點展示了河南古代文化的光輝成就。在內容上，一改傳統的模式，盡可能地增加了觀眾參與項目；在形式上，普遍採用了聲、光、電等現代化科學技術手段，使觀眾真正能夠賞心悅目；在講解手段上，配備了電腦控制的自動擴放錄音講解、擴放錄像、聲控幻燈、感應錄音講解等先進設備，增加了觀眾參與的一些項目，能夠最大限度地滿足觀眾對文物的求知鑒賞、娛樂等需求。
另外河南博物院自創建以來，一直在中原文物如何走出河南、走向世界這個問題上做出積極的努力和嘗試。如1935--1936年在英國倫敦舉辦的《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當時河南博物館選送的新鄭出土的8件青銅器，在倫敦引起轟動，受到海外觀眾的高度贊揚。70年來，舉辦和參加的出國展覽還有：1980年丹麥、瑞士的《中國珍寶展覽》，1985年日本的《中國歷代陶俑藝術展》，1986年日本的《黃河文明展》，1987年美國的《中國歷代陶俑藝術展》，1990年日本的《河南省文物展》，1990年新加坡的《中國漢代文明展，1991年法國的《河南省史前文物展》，1992年澳大利亞的《帝王的中國展》，1993年丹麥的《華夏帝王展》，1996--1997年英國、德國、瑞士和丹麥的《人與神展》，1998年的《大黃河文明展》等。通過展覽，增強了我們與各國人民之間的友誼，使更多的海外觀眾進一步了解河南，了解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
四、從《河南博物館館刊》到《中原文物》
有著70年歷史的河南博物院，不僅是文物薈萃之地、文化教育的場所，同時又是科學研究的重要陣地。特別是在解放後的40多年來，河南博物院人才輩出，在科學研究領域取得了豐碩成果。
1929年，殷墟文物進館之後，當時的河南博物館即聘請考古學家關百益為編輯委員，研究考訂甲骨文字和各種器物刊印成書。1930年底，關百益先生接任館長職務，同時成立了研究部，科學研究工作步入正規。據粗略統計，1931-1938年間，河南博物館出版文物圖錄和研究著述達一百多冊、卷。比較重要的如《伊闕石刻圖表》（關百益）、《石華》（關百益）、《殷墟器物存真》（關百益）、《殷墟文字存真》（關百益）、《新鄭古器圖考》（關百益）、《南陽漢畫像集》（關百益）、《河南金石志圖》（關百益）、《老君洞石墨擷英》（關百益）、《繁塔石墨擷英》（關百益）、《南陽漢畫像匯存》（孫文青）、《殷墟文字存真第一集考釋》（許敬參）、《館藏石刻整理匯報》（孫文青）、《河南博物館自然科學匯報》一、二、三冊（傅桐生）等。在研究內容上，具有濃厚的河南地方特色，充分發揮了地方博物館的優勢。在研究方法上，他們重視實踐，研究人員經常走出書齋，親自參加文物、標本的搜集和整理。如1935年8月，關百益在汲縣山彪鎮發掘戰國墓；1936年春，孫文青參加殷墟第十三次發掘；1936年9月至11月，許敬參、郭豫才等在輝縣琉璃閣進行發掘等。
1936年7月，王幼僑任館長後，為了"闡揚文化，研究學術"，創辦了《河南博物館館刊》，到1938年3月因日寇入侵而停刊。短短的兩年時間，共出版15期，其內容豐富，引人入勝，真所謂"琳琳琅琅，萃集一堂，遂為中州古代文化之大觀。"不僅能夠從中詳細地了解到河南博物院的發展史，而且還有一批重要的考古學理論、考古調查報告和考古研究論文，直至今天，仍不失為重要的學術參考資料。
建國以後，隨著博物館事業的迅速發展，科學研究也逐步走向深入。40多年中，雖然經受了多次政治運動的沖擊，但仍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績。考古發掘報告、學術論文數以千計，出版專著目錄和普及讀物也有幾十部之多，比較重要的如《中國陶瓷小品》（河南省博物館編）、《龍門造像題記》（河南省博物館編）、《河南省博物館》（中國博物館之七）、《中國奴隸社會》（許順湛）、《漢代疊鑄》（ 湯文興）、《中原遠古文化》（許順湛）、《夏文化研究論集》（鄭傑祥編）、《中嶽漢三闕》（呂品）、《河南漢代畫像磚》（湯文興、呂品）、《黃河文明的曙光》（許順湛）、《河南文博考古文獻敘錄》一、二（孫傳賢主編）、《漢畫--河南漢代畫像研究》（周到、王曉）、《河南博物院落成論文集》等。
1977年，由河南省博物館主辦的全國第一家省級文博期刊《河南文博通訊》創刊，已故考古學家、歷史學家郭沫若先生親筆題寫了刊名。刊物問世後，很快引起了國內外讀者的關注。1980年，為了進一步擴大其影響，改為國內外公開發行，並於1981年更名為《中原文物》。20年來，《中原文物》始終擔負著向社會宣傳文物保護政策和弘揚優秀民族文化，加強愛國主義教育，促進學術繁榮的多重使命，逐步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和獨特風格的學術期刊，越來越受到文博界的重視，已成為研究史前文化、夏商文化、漢畫、楚文化及科技考古等領域的重要園地，並且連續被評為河南省一級期刊和中國社科類核心期刊。截至目前，《中原文物》出版發行近百期，發表學術論文、考古報告等2000多篇，並出版了《河南省考古學會論文集》、《魏晉南北朝佛教學會論文集》、《論仰韶文化》等特刊，從不同的角度和側面，反映了中原大地文物博物館工作的面貌。
從《河南博物館館刊》到《中原文物》，不僅使我們看到了河南博物館數十年來的光輝歷程，同時也使我們深切地體會到，累累碩果的背後，有著河南博物院幾代人的不懈努力。他們嘔心瀝血，默默耕耘，為河南博物院的發展和科學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貢獻。關百益先生，是30年代著名學者，近代考古學家，也是河南博物院的奠基人。他知識淵博，著述宏富，於史學、金石學、考古學、甲骨學、方誌學等皆有很深的造詣和卓絕的創建。孫文青先生，早在30年代，就開辟了漢畫研究的新天地，為漢畫研究奠定了基礎。解放後，河南博物館更是人才濟濟。諸如許順湛、韓紹詩、楊煥成、孫傳賢、任常中、周到、王瀛三、張維華、湯文興、呂品等同志，著述甚豐，在國內乃至國外享有較高的知名度。如今，他們有的已年屆七旬，有的已接近退休年齡，但在文博戰線默默奉獻，不知老之將至。更為可喜的是，在老一輩專家學者的帶領和鼓舞下，涌現出一大批後起之秀，他們不僅有扎實的文博知識，而且善於接受新思想、新方法，這是我們事業後繼有人，興旺發達的根本保證。從他們身上，可以看到河南博物院美好的未來。
河南博物院輝煌的今天，是各級政府和各界人士關心支持的結果。是河南博物院幾代人共同奮斗的結果。有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豐富的文物資源以及全體職工的不懈追求，河南博物院將會以更加堅實的步伐，以嶄新的姿態、現代化的管理、多功能的服務、優美典雅的環境獨領風騷，為中原大地增添新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