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師德慧
⑴ 譚嗣同傳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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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嗣同傳譯文:
譚君字復生,又號壯飛,是湖南瀏陽縣人。年少時豪爽灑脫,胸有大志,深通群籍,能寫文章,喜歡俠義之舉,擅長劍術。他的父親譚繼洵,官至湖北巡撫。譚嗣同小時候就死了母親,被父親的小妾虐待,受盡孤臣孽子之苦,所以操心危難的事,憂慮禍患比較多,品德才智一天天增長起來。20歲從軍新疆,游巡撫劉錦棠的幕府。劉錦棠很欣賞他的才華,打算向朝廷推薦他,恰逢劉錦棠因為侍奉親人而辭官,事情沒有結果。自此以後十年,譚嗣同來往於直隸、新疆、甘肅、陝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蘇、安徽、浙江、台灣各省,察看風土人情,物色英雄豪傑。然而最終因為他父親為人拘謹,不許他遠游,未能了卻其游覽四方的志向。自1894年中日甲午海戰後,譚嗣同更加發奮提倡西方的新學,起始在瀏陽開設了一個學會,徵集志同道合的人一起琢磨學問品性,這實際上是湖南全省新學的起點。當時,康有為先生正在北京與上海倡設強學會,天下的有志之士,都奔走響應。譚嗣同於是從湖南沿江而下,到上海,再游歷北京,打算拜謁康先生,可是先生正好回廣東,所以沒有見到。我正在北京強學會任編輯工作,始與他相見,告訴他康有為講學的宗旨,治理國家的思想,他聽了很受感動,十分歡喜,自稱是康有為的私淑弟子,從此學識更加長進
當時中日議和的〈馬關條約〉剛剛簽訂,人人心懷國恥,士氣稍有振作。他慷慨激昂,大聲疾呼。海內有志之士,看到他的豐采,聽到他的言論,便知道他不是一般的人。因父親的要求,他做了候補知府,在金陵等待補官一年,閉戶靜心讀書,深探孔子、佛家學說的精奧之處,融會貫通群賢的思想方法,推廣康有為的學說宗旨,寫成了〈仁學〉一書。又經常到上海與同志商量學術,討論天下大事,未曾與污濁的官吏相接觸。他經常對自己說「做了一年的官,無異於躲入深山隱居一般」。這時陳寶箴做湖南巡撫,他的兒子陳三立輔佐他,慷慨激昂,將湖南的開化當作自己的使命。1897年6月,黃遵憲恰好就任湖南按察使,8月,徐仁鑄又來督辦湘學。湖南紳士某某等精神振奮,行動積極,提倡新學於家鄉,有志之士逐漸會集於湖南一帶。陳寶箴父子與前任學政江標,打算在湖南大集豪傑,一起出力經營,做其他省的先導。於是聘任我及某某等做學堂的教習,召集某某回來練兵。譚嗣同也是被陳寶箴所敦促,辭官回家,把家屬安置在瀏陽家鄉,一個人留在長沙,與眾多志士一起辦理新政。於是湖南倡辦的事,像內河小輪船、商辦礦務、湘粵鐵路、時務學堂、武備學堂、保衛局、南學會,都是他提倡論證策劃的,這中間以南學會最為盛大。開設南學會的用意是,打算集合南部諸省的志士,聯結為一氣,相互講述愛國的道理,謀劃救亡的辦法,先從湖南一省開辦,這實際上兼有學會與地方議會的規模。地方上有什麼事情,大家一起議定而行,這其實是學會的意思。這個時候,譚嗣同其實是學會的學長,擔任演說的事務。每次會議集合有幾百上千人,他慷慨激昂,談論天下大事,聽的人無不受到感動。所以說,湖南全省風氣大開,他的功勞是很大的。
今年四月,決定國家大計的詔書頒布後,譚君由於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的保薦,被皇帝宣召。碰上他這時生著大病不能上路,直到七月間帶病進見皇帝。召見時,他回答皇帝的話很合皇帝的心意,光緒破格提升他為有四品卿銜頭的軍機章京,同楊銳、林旭、劉光第一起參預新政,當時稱為「軍機四卿」。參預新政的幾人,猶如唐宋時代的「參知政事」,實際上是宰相的職位。光緒本想重用康有為先生,但是害怕西大後,不敢按自己的想法辦。幾個月來,光緒有詢問的事,就讓總理衙門傳達旨意;康有為有向上報告的事,就寫在他呈給皇帝看的書信里了。自從「四卿」進入軍機處,這以後光緒同康有為之間的意見開始能夠稍稍通達,決心要實行大的改革了。然而西太後及奸臣也就忌恨更厲害了,不到十天,政變就發生了。
起初,譚君剛進京,(有人)跟他談到皇上手中無權和西大後阻撓變法的事情,他不相信那些說法。到七月二十七日,皇上想開懋勤殿設顧問官,指令譚君起草詔書,先派太監拿出歷朝皇帝的遺訓給他,(大監)轉達皇上的話,說康熙、乾隆、咸豐三朝都有開懋勤殿的先例,叫他查出引入詔諭中,因為皇上將在二十八日親往頤和園向西太後請示。譚君退朝回來,就告知同事說「我現在才知道皇上真的沒有權了。」到二十八日,朝廷里人人都知道皇上擬開懋勤殿的事情了,以為今天詔諭將要下達,可是終於沒有下達,於是大家越發知道西大後與皇上已互不相容了。二十九日,皇上召見揚銳,接著交給他一份「衣帶詔」,上面有「我的帝位幾乎不能保住,命令康有為與『四卿』和其他同志從速設法營救」的話。譚君和康有為棒著「衣帶詔」大哭。可是皇上手裡沒有一點權柄,真拿不出好辦法來。當時在許多將領之中,只有袁世凱長時間出使朝鮮,研究過中國和外國的國情,是力主變法的。於是譚君向皇上密奏。用優厚的待遇去聯絡他,希望在危急時或者能得到救助,話說得很激昂痛切。八月初一日,皇上召見袁世凱,特別賞賜他侍郎的官銜。初二日,又再一次召見他。初三日晚上,譚君本人直接到袁世凱居住的法華寺去拜訪,直接了當地問袁世凱:「你認為皇上是怎樣的一個人?」袁世凱說:「是一代少有的好皇帝!」譚君又問:「天津閱兵的陰謀,您知道嗎?」袁世凱說:「是的,本已聽到了一些傳聞。譚君就直截了當地拿出皇上的密詔給袁世凱看,並說:「今天可以援救我們的聖主的人,只有您了。您如願意救就救他!」又用手在自己脖子上一抹,說「如果不願救,就請到頤和園控告我,把我殺掉,你可以憑這『功勞』得到富貴呀!」袁世凱正色厲聲說:「您把我袁某當成什麼人了?皇上是我們共同事奉的君主,我同您一樣,都受到特殊的恩寵,救護的責任,不只是您一個人的。如有什麼指教,我當然願意聽從。」譚嗣同說:「榮祿的陰謀,全在天津閱兵一舉。您和董福祥、聶士成三軍,都受榮祿指揮調遣,榮祿將會依仗你們的兵力來進行廢黜皇上的大事。雖然這樣,董、聶的兵力是不值一說的,天下強有力的,只有您了。如果事變發生,您用您的一支軍隊,就可以敵他們兩支軍隊,保護聖主,恢復皇上的大權,肅清皇上身邊的壞人,整肅宮廷里邊的秩序,指揮起來穩操勝算,鎮定自如,這是一世無比的事業哩!」袁世凱說:「如果皇上在閱兵時急速跑入我的軍營,傳布號令誅討奸賊,那麼我一定能隨同諸位,竭盡死力來補救。」譚君又說:「榮祿待您一向優厚,您將怎樣對待他呢?」袁世凱笑笑,卻不說一句話。
他的一位幕僚說道:「榮賊並不是真的推心置腹對待我們慰帥。過去,某公曾想增加慰帥兵員,榮賊說:『漢人,不能給他們大大的兵權。』原來不過是籠絡慰帥罷了。就拿前年胡景桂上奏章彈劾慰帥一事來說,胡是榮賊的心腹,榮賊指使他揭發慰帥,卻由自己來查辦,為慰帥昭雪,但不久胡就被委任為寧夏道的一個知府,接著又提升為寧夏道員。這就是榮賊心計極端險惡、極端奸詐的地方,慰帥豈有不知道的!」譚於是說:「榮祿本來有曹操、王莽那樣的才幹,稱得上是絕世的奸雄,要對付他恐怕不很容易。」袁世凱立即裝出一副怒容,瞪視譚君說:「如果皇上在我軍營,那麼,殺榮祿就像殺一條狗罷了。」於是兩人共同商談了救皇上的措施。袁世凱說:「現在軍營中的槍枝彈葯都掌握在榮賊的手裡,而且營、哨各級將官也大多是舊人。事情很緊急了,既已定下應付的策略,那我需急速回營,更換這些將官,並設法貯備彈葯才行。」譚君再三囑咐一番才告辭。當時是八月初三日夜晚三更的時候了。到初五日,袁世凱又被皇上召見,聽說也奉有密詔。到初六日,政變就發生了。
當時我正在譚君寓所拜訪,兩人對坐榻上,有所布置,忽然傳來搜查康有為住處、逮捕康有為的消息,接著聽到由慈禧垂簾聽政的上諭,譚君從容地對我說:「以前想救皇上,已經無法可救了;現在想救康先生,也無法可救了,我已經無事可做了,只是等待死期而已。雖然這樣,天下事還得明知它難做,卻盡力去做到它。您試試到日本駐華使館拜訪伊藤博文,請他打電報給日本駐上海領事設法救康先生啊。」這天晚上我就住在日本使館避難,譚君卻整天不出門在家等候逮捕。逮捕的人沒來,第二天他來日本使館同我會面,勸我到日本去,並帶了他寫的著作與詩文稿本幾冊、家信一包託付給我,說:「沒有出走的人,無從謀求將來;沒有殉難的人,無從報答聖明的君主。現在康先生的生死還不知道,那麼程嬰和杵臼,月照和西鄉,就讓我和您分別擔任這樣的角色吧。」就相互擁抱告別。初七、初八、初九三天,譚君又同俠士王五共謀救皇上,這事終於沒有成功。初十日,就被逮捕。被捕的前一天,幾位日本志士苦勸譚君到日本避難,譚君沒有接受。再三再四的勸他,譚君說:「世界各國的變革,沒有不經流血犧牲而成功的,現在中國還沒聽說因變法而流血犧牲的人,這就是中國不昌盛的原因。要有人流血犧牲的話,請從我譚嗣同做起。」他終於沒有出走,因此最後遭了禍難
譚君入獄後,題了一首詩在獄中的牆壁上:「望門投宿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寄以思念南海。於八月十三日被斬於北京南城菜市口,年僅三十三歲。就義的那天,圍觀的有上萬人,譚君神態慷慨沒有一點改變。當時軍機大臣剛毅監斬,譚君叫剛毅上前說:「我有一句話!」剛毅走開不聽,譚君於是從容就義。唉,多麼壯烈啊!
譚嗣同天資超人,在學問方面無不探究,以日日求新作為求學的宗旨,所以能做到無所拘束,善於舍棄自己的短處學習別人的長處,所以他的學問每天都有進步。每隔十天不見面,他的議論學識一定會有所增長。他少年時曾做過考據、箋注、金石刻鏤、詩古文辭之學,也喜歡談論中國古代的兵法。30歲以後,這些都放棄了,專心探究西方天文、自然科學、政治、歷史等方面的學問,都很有心得。又細心研究宗教,他和我最初相見的時候,十分推崇基督教兼愛的教義,卻不知有佛教,不知有孔子,不久,聽到康有為所發明的《易》、《春秋》的義理,徹底了解了大同太平的道理,體會到乾元統天的精妙意思,就十分佩服。又聽到《華嚴》性海的學說,領悟到世界沒有限量,現身沒有限量,無分人我,無分去住,無分垢凈,除了救人之外,就沒有什麼有價值的道理。聽到相宗識浪的學說,領悟到眾生學佛的能力沒有限量,所以說法沒有限量,種種差別,和法界圓融,常住不滅的道理,更加佩服。從此豁然貫通,能融會萬法為一,能衍繹一法為萬,無所牽掛,做事的勇猛勁頭更加明顯。在金陵等待做官的一年,日夜用心探究孔佛之書,金陵有個居士叫楊文會,博覽三學教典,熟悉佛教義理,以流通佛經為自己的使命。譚嗣同經常和他在一起,於是得以看遍佛家的經律論三藏,收獲日益精深。他的學術宗旨,主要的思想見於《仁學》一書,又有一些散見於和友人討論學術的書信中。他所著的書除了《仁學》之外,還有《寥天一閣文》二卷,《莽蒼蒼齋詩》二卷,《遠遺堂集外文》一卷,《興算學議》一卷,這些都已經刊刻。《思緯吉凶台短書》一卷,《壯飛樓治事》十篇,《秋雨年華館叢脞書》四卷,《劍經衍葛》一卷,《印錄》一卷,並《仁學》都收藏在我這兒。還有發表在〈湘報〉上的幾十篇政論,以及與師友論學論事的書信幾十篇,我將和他的好朋友一起搜輯,編為《譚瀏陽遺集》若干卷。他的《仁學》一書,先選擇其中稍微平易的部分,附印在《清議報》中,公諸於世。譚嗣同平生沒有什麼嗜好,修身嚴肅齊整,面部稜角分明,有端莊嚴肅的氣質。沒有子女,妻李閏,是中國女學會的創辦董事」
原文:
譚君字復生,又號壯飛,湖南瀏陽縣人。少倜儻有大志,淹通群籍,能文章,好任俠,善劍術。父繼洵,官湖北巡撫。幼喪母,為父專所虐,備極孤孽苦,故操心危,慮患深,而德慧術智日增長焉。弱冠從軍新疆,游巡撫劉公錦棠幕府。劉大奇其才,將薦之於朝;會劉以養親去官,不果。自是十年,來往於直隸、新疆、甘肅、陝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蘇、安徽、浙江、台灣各省,察視風土,物色豪傑。然終以巡撫君拘謹,不許遠游,未能盡其四方之志也。自甲午戰事後,益發憤提倡新學,首在瀏陽設一學會,集同志講求磨礪,實為湖南全省新學之起點焉。時南海先生方倡強學會於北京及上海,天下志士,走集應和之。君乃自湖南溯江下上海,游京師,將以謁先生,而先生適歸廣東,不獲見。余方在京師強學會任記纂之役,始與君相見,語以南海講學之宗旨,經世之條理,則感動大喜躍,自稱私淑弟子,自是學識更日益進。
譯:譚君字復生,又號壯飛,是湖南瀏陽縣人。年少時豪爽灑脫,胸有大志,深通群籍,能寫文章,喜歡俠義之舉,擅長劍術。他的父親譚繼洵,官至湖北巡撫。譚嗣同小時候就死了母親,被父親的小妾虐待,受盡孤臣孽子之苦,所以操心危難的事,憂慮禍患比較多,品德才智一天天增長起來。20歲從軍新疆,游巡撫劉錦棠的幕府。劉錦棠很欣賞他的才華,打算向朝廷推薦他,恰逢劉錦棠因為侍奉親人而辭官,事情沒有結果。自此以後十年,譚嗣同來往於直隸、新疆、甘肅、陝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蘇、安徽、浙江、台灣各省,察看風土人情,物色英雄豪傑。然而最終因為他父親為人拘謹,不許他遠游,未能了卻其游覽四方的志向。自1894年中日甲午海戰後,譚嗣同更加發奮提倡西方的新學,起始在瀏陽開設了一個學會,徵集志同道合的人一起琢磨學問品性,這實際上是湖南全省新學的起點。當時,康有為先生正在北京與上海倡設強學會,天下的有志之士,都奔走響應。譚嗣同於是從湖南沿江而下,到上海,再游歷北京,打算拜謁康先生,可是先生正好回廣東,所以沒有見到。我正在北京強學會任編輯工作,始與他相見,告訴他康有為講學的宗旨,治理國家的思想,他聽了很受感動,十分歡喜,自稱是康有為的私淑弟子,從此學識更加長進。
時和議初定,人人懷國恥,士氣稍振起。君則激昂慷慨,大聲疾呼。海內有志之士,睹其豐采,聞其言論,知其為非常人矣。以父命就官為候補知府,需次金陵者一年,閉戶養心讀書,冥探孔佛之精奧,會通群哲之心法,衍繹南海之宗旨,成《仁學》一書。又時時至上海與同志商量學術,討論天下事,未嘗與俗吏一相接。君常自謂「作吏一年,無異入山」。 時陳公寶箴為湖南巡撫,其子三立輔之,慨然以湖南開化為己任。丁酉六月,黃君遵憲適拜湖南按察使之命;八月,徐君仁鑄又來督湘學。湖南紳士某某等蹈厲奮發,提倡桑梓,志士漸集於湘楚。陳公父子與前任學政江君標,乃謀大集豪傑於湖南,並力經營,為諸省之倡。於是聘余及某某等為學堂教習,召某某歸練兵。而君亦為陳公所敦促,即棄官歸,安置眷屬於其瀏陽之鄉,而獨留長沙,與群志士辦新政。於是湖南倡辦之事,若內河小輪船也,商辦礦務也,湘粵鐵路也,時務學堂也,武備學堂也,保衛局也,南學會也,皆君所倡論擘畫者,而以南學會最為盛業。設會之意,將合南部諸省志士,聯為一氣,相與講愛國之理,求救亡之法,而先從湖南一省辦起,蓋實兼學會與地方議會之規模焉。地方有事,公議而行,此議會之意也;每七日大集眾而講學,演說萬國大勢及政學原理,此學會之意也。於時君實為學長,任演說之事。每會集者千數百人,君慷慨論天下事,聞者無不感動。故湖南全省風氣大開,君之功居多。
⑵ 關於古文字句.
以學校殺後世,如按劍伏兵
科舉前期還是比較合理的,進步的,可到理學的後期,明清的科舉就玩了,科舉消磨了舉子的精神氣息,消耗了舉子的青春與財富
中舉做官, 卻沒有能力的"為天地立心,為生命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志向了,
因為自己沒有了自己的精神了.
好像現代的大學生,我國的學生雖然說在大學之前在世界石一流的,但是這個一流,付出的代價太大,能量在各種考試中消耗殆盡,又沒能繼承東方文化的精髓,甚至迷信所謂的科學萬能,於文史哲一竅不通,因而也不會出現愛因斯坦式的人才,到了大學就吃喝玩樂,網游,女友.
其實這也不能完全怪他們的,沒有中心思想,不玩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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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篇 儒學演化與國家發展 五九、明清的科舉與宋儒的理學
作者:.南懷瑾.
東方古老中國的文化,經過元朝百年以來的摧折,由平民起義的各路英雄,基本上都不如漢、唐開國的規模。明太祖朱元璋更不例外,既沒有漢高祖劉邦的豁達大度,更沒有唐太宗李世民的雄才大略。雖然朱明一代,與漢、唐、元都是一統山河的帝制政權,但前追唐朝,後觀清代,無論文治武功,都是黯然失色的。有人說,漢朝四百年,是劉家與外戚宦寺(太監)共有天下;唐朝三百餘年,是李家與女後藩鎮共有天下;明朝三百年,是朱家與宦官(太監)共有天下;清朝兩百餘年,是愛新覺羅與紹興師爺共有天下。這樣的史論,雖然過於籠統草率,但也蠻有道理的。
為朱元璋做個心理分析
我們在前面大概約略地提過,在整個的歷史上,反觀任何一朝一代的政風,都和開國之君創業立國的學養見解,有牢不可分的關系。這正是《大學》所講「意誠、心正、身修、家齊、國治,而後天下平」的原則要點所在。
明朝三百年來的帝室政權,之所以如此的陰暗,完全由於朱元璋本身的前因而來。他出生在元朝末代亂世的貧民家庭,在童年孤苦伶仃的生活中,早已埋下了看人世社會都是一片悲慘殘忍的心理因素。後來生活無著,為了糊口,只好列皇覺寺去做和尚。宋、元以來的漢僧寺院,仍然具有叢林制度的嚴格清規。儼然一個政治體制的組織。對於長上和各個職司,既要堅守戒律,又要集體勞務,所謂「敬」和「肅」的遵守,是它基本的精神所在。他做和尚的日了不算太久,對於佛教的慈悲和忍讓的內養修持功夫,雖然也有所了解,但畢競並未深入。況且皇覺寺的和尚,也避不開時艱年荒、流離失所的遭遇,他只好被迫出去化緣,仍然也混不到飯吃。因此才去投軍,參加平民起義的行列。
如果從心理學立場的觀點來分析,以朱元璋從小到長大的遭遇情況來說,假如事業有所成就,這種人就會變成三種個性的典型:
一是對社會人群,始終充滿仇恨和不信任的個性,變成刻薄寡恩的作風。
二是對社會人群,反而具有同感痛苦的同情心,處處推己及人,願意反饋社會,盡量做好事,成為一個大善人。
三是變成雙重人格,既充滿仇恨與刻薄,又很悲觀而具有同情心。但有時仁慈,有時殘忍,很難自製。
我們只要多讀《明史》,仔細研究朱元璋,你就可以了解到孟子所說孤臣孽子的心境了。如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恆存乎疢疾。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可惜他所遭遇的是時勢造英雄,做了皇帝,卻不達觀。如果以他的聰明慧知,做一個中唐時代的和尚,一定會成為一代宗師,稱佛做祖。但他的根本學識習性,仍然沒有脫離少年時代在皇覺寺為僧時的僧院知識。因此在他所創建的明朝政治體制中,有關官職的名稱,有些仍然採用「叢林寺院」僧職的名位,如「都察院」、「都檢」,乃至稱僧職叫「總統」、「統領」等名詞,都是與「禪林寺院」職司的名號相同。
可是在他稱「吳王」開始,到登位稱帝以後,的確勤奮讀書,努力學習。但很可惜,沒有得到良師益友的輔導。如宋濂、劉基,他都是以臣工視之,並非尊為師友。如史載他對兩人的評語說:「宋濂文人,劉基峻隘。」所以對於他們,始終是有距離,用而不親,影響不大。在他心理上最大的缺點,就是始終有揮之不去的自卑感。古今中外的人性心理,凡是過分傲慢的人,都是由心理上有一種自卑感在作祟。他自小由環境所造成嚴肅忮刻的生活習慣,很難兼容並蓄,更談不到有「格物致知」的容人容物之量。
但他在登位稱帝以後,正如唐、宋開國的皇帝一樣,總想找出一個具有顯赫有名的祖宗,作為自己的背景。李唐皇帝,找到老子李耳。有道教教主的「李老君」做背景,是夠神氣的。趙宋也用道教的帝君來陪襯自己。朱元障找誰呢?開始他是想用朱大夫子朱熹的關系。當他還正在疑難不決的時候,剛好碰到一個理發的司務(相當於今天所稱的師傅)也姓朱。他便問他,你是否也是朱熹的後人?誰知那個理發匠卻答說,我姓朱,是另有祖先的。朱熹和我沒有關系,我為什麼要認他做祖先啊!這句話,使他感覺到很慚愧,因此,就決心不認朱熹做祖先了。這個典故,不是憑空捏造的,是記在明人一部史料筆記中,我一時記不起書名來了,你們查對,一定會發現的。
科舉取士的利弊
但從明朝開國,創建科舉取士的考試體制,規定用朱熹的《四書章句》為標准,推崇《大學衍義》等傳統,實在出自朱元璋的創制規定,以後一直沿用到由明朝乃至清朝約六百年而不變,並非事出無因。另如以宋儒理學家的嚴峻規范思想,制定對婦女的節操觀念,限制重重,也是由他手裡所開始的。大家不可以把這些過錯,隨便歸到儒家的禮教和孔子、孟子的罪名上去,那是很不公平的。
現在為了縮短講課的時間,我們只引用明初朱皇帝有關這一方面的史料,大家看了,就可明白了。
元順帶至正二六年,即公元一三六六年,朱元璋正在稱吳王的第三年。即詔求遺書,如史載:
上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於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略,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開闡聖賢之學,又有功於後世。吾每於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
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底壁間。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予書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
第二年,開始第一次創制文武科取士之法。如雲:
「然此二者,必三年有成,有司預為勸諭,民間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時勉學。俟開舉之歲,充貢京師。其科目等第,各出身有差。」
洪武元年,公元一三六八年。
謂學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修身為本,正家為先。觀歷代宮閫,政由內出,鮮有不為禍亂者也。卿等纂修《女誡》,及賢妃之事可為法者,使後世子孫知所持守。」
洪武三年,第二次
詔設科取士,定科舉法。初場,各經義一道。四書義一道。二場,論一道。詔、誥、表、箋、內科一道。三場,策一道。中式者,後十日,以騎射、書、策、律五事試之。
洪武十七年,第三次
頒行科舉成式。凡三年大比,鄉試,試三場。
八月初九日,試四書義三。經義四。四書義,主朱子集注。經義、詩,主朱子集傳。易,主程朱義(程傳與夫子本義)。書,主蔡氏(沉)傳及古註疏。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張洽傳。禮記,主古註疏。
十二日,試論一。判語五。詔、誥、章、表、內科一
十五日,試經史策五。
禮部會試。以二月,與鄉試同。其舉人,則國子學生,府州縣學生,暨儒士未仕,官之未入流者應之。其學校訓導,專主生徒。罷閑官吏,倡優之家,與居父母喪者,俱不許入試。
同時,另有一件故事,從現代人的觀點來看,一定覺得他很愚蠢,不懂得科學技術,因此而限制了科技的發明和應用,非常可惜。事實上,科技的發展,給人類帶來無比的方便,而且大有好處,那是事實。但科技的發展,給人類帶來精神文明上的墮落和痛苦,那也確是有相等的負面損失,這也是事實。所以在中國歷史上,類似有朱元璋這種想法和作法的事,還不止他一樁而已。這件事,便是史載;「洪武元年冬十月,欽天監(管天文台的台長)進元(元代)所置水晶刻漏(最早發明的自鳴鍾)備極機巧。中設二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鉦(鈴聲)鼓。上(朱元璋)覽之,謂侍臣曰:廢萬機之務,用心於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命碎之。」這樣一來,由元朝時期,從西洋引進的一些最初的科技知識,就很少有人再敢製作和發明了,實在很可惜。假如當時一反過去歷史上壓制「奇技淫巧」的政策,加以提倡獎勵,恐伯中國的科技,就早早領先世界各國了。
由朱元璋開始,制定科舉考試取士的程式以後,朱明王朝歷代子孫的職業皇帝們,便嚴守成規,奉為定例。但當時的知識分子,也有人認為把儒學局限在宋儒和程、朱一派的思想見解上,是很不恰當的。所以到了朱棣趕走他侄子建文帝允炆以後,自稱皇帝,改元「永樂」的第二年,便有江西饒州鄱陽儒士朱友季,「詣闕(自到北京皇宮大門外)獻所著書,專毀濂(周敦頤)洛(二程兄弟)關(張載)閩(朱熹)之說。」永樂帝看了,便說:「此儒者之賊也。遣行人押還饒州,會司府縣官,聲其罪杖之,悉焚其書。」並在永樂十二年,命儒臣纂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開館於東華門外。書成,永樂帝親自寫序。從此便使朱明一代的儒學,偏向專注於性理的探討,推極崇高而不博大了。
過了四十年後,在明憲宗朱見深成化二十二年,有禮部右侍郎邱浚進所若《大學衍義補》一書。他認為真西山的《大學衍義》,雖是帝王學的中心思想,但缺乏治國平天下的事跡可供參考。因此,他採集經傳子史有關治國平天下的事跡,分類匯集,加上自己的意見,以備帝王們學習治國平天下的學識。紀宗特別賞識,賜給金幣以外,又進封他做禮部尚書,並命將此書刊行流布。邱浚是瓊州(海南島)人,少年時便有神童之譽,是一個才氣縱橫的人物。如他詠海南島五指山的詩,便有「疑是巨靈伸一臂,遙從海外數中原」之句,大有嶺南學派人物的豪情壯志,目空一切的氣概。
陽明學說的興起
從此以後,到了明武宗朱厚照的時代,已經是公元十六世紀的初葉,在中國文化史或哲學史上產生了一位名人王陽明,他本名王守仁,儒家學者稱之為「陽明先生」。他在明代歷史上的事功,是以平定江西寧王「宸濠之亂」而出名。但在文化哲學史上,他是以「知行合一」的學說,影響當時和後世。最為突出的,就是東方的日本,在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之間明治維新的成功,便是接受陽明學說的成果。因明治維新的影響,當清末民初,中國一般留學日本的學生,回國以後,重新撿起陽明之學,作為革命救國的張本,提倡研讀王陽明的《傳習錄》,乃至陽明的治兵語錄,和曾國藩的家書等做典範,儼然日本在明治維新前期的作風,用來抗衡由西方輸入的各種文化思想潮流,形成一代的悲劇,為現代歷史增添了太大的不幸。
王陽明學說的由來,開始也和南北宋時期一般儒家的理學家們相同,也是為了追求形而上道和入世致用之學相結合,先是由道家和佛家的一般學理入手,而且努力參禪靜坐,曾經發生有遇事先知的功能。但他卻能自知,神通妙用的特異功能還不是道。因此退而反求儒家的經學,別有深入之處。恰好碰著在仕途上和當權的宦官劉瑾結怨,被貶到貴州的龍場驛以後,更有進益。總之,他後來心性學養的成就,如照朱熹所主張的道問學,和陸象山所主張的尊德性來講,他也是以尊德性為本。而且更與朱、陸不同之處,他在尊德性入道的同時,又特別強調以事功的實踐,與即知即行的良知良能相契合。實際上,王陽明的學問造詣,是由禪入儒,引儒入禪相結合,比宋儒朱熹的見地,實在別有勝處。他是極力反對朱熹的四書章句之說,認為朱注的章句,其禍害尤甚於洪水猛獸。因此,與當時宗奉朱熹學說,崇拜程朱學派的人,儼然對立。好在他有平寧王之亂的一段容功,震撼朝野,所以他在當時程朱學派的天下中,還能立足,這也是並非偶然的事。
如果我們把明武宗時期和王陽明倡導知行合一儒家理學的時期,和西方歐洲歷史文化作一對照,那也正是公元一五一七到一五六一年之間,德國人馬丁·路德開始從事宗教革命的同一時代。除此之外,也正是西方在這一時期(十六世紀)歷史文化上開始轉運的階段,如文藝復興運動的發生;波蘭天文學家哥白尼倡太陽中心及地動學說;維斯浦奇發現南美洲東岸;哥倫布發現中美洲;麥哲倫遠航周遊世界一周成功;葡萄牙人到了廣東租澳門為通商地,為近世歐洲人到中國的開始;葡萄牙人又到日本的種子島,首先掌握了東洋的貿易權;西班牙人征服了墨西哥;英國女王瑪利登位,禁信耶穌教,接著是女王伊麗莎白即侊,厲行新教;德國開宗教會議,重許信教自由,新舊教之爭結束;法國新舊教開始戰爭。西方的歐洲,在這個時期所發生的這些等等事故,和我們雖然還遠隔重洋,說是沒有關系,卻是很有關系,所以也在此順便提起大家的注意。
至於明朝在武宗時期,因有王陽明的學說出現以後,同時也影響了道家和佛家出家的和尚、道士,也有向王陽明參禪學道的出家人。王陽明雖然不像宋儒那樣,左批佛,右批道,但對佛道兩方,多少也有微言。不過,他和宋儒理學家相同,對性命之理,人生
的生命之學,仍有存疑。他在晚年又研究道家的外丹,或者為證長生,果因為服食信石(砒霜)中毒而歿。
我們對陽明學說的是非暫不評論。總之,在明朝三百年來,特別注重以朱注「四書」為主的儒學,影響所及,到了晚明時期,如對宮廷具有影響力的佛教大師憨山德清,便以儒、佛、道三教一致觀點,著有《中庸克指》,以及《老子道德經解》、《莊子內七篇
注》等。稍後,他的再傳弟子蕅益法師,又有《四書蕅益解》等著作。這些種種事實,都是說明由初唐(公元六二七)年起,到明末清初(公元一六四四)年間,有關儒、佛、道三家學說,卻已經歷紛爭了千餘年之久,由各自殊途而歸趨於一致,共同成為中國文化的主流,才得匯流而集成。但也正如道家老子、莊子的觀點,「成者毀也」。由於西方的歐洲,正從物質文明之中逐漸發展,促使唯物哲學思想的光芒,正從地平線西面升起,在十六世紀以後,漸已東來了。
總結明朝的政治文化
我們現在不必讀歷史而流淚,為古人擔憂。只對朱明三百年來的政治文化,作一簡單的結論:
一、明朝的文運,由朱元璋(洪武)和朱棣(永樂)父子、制定以宋儒程朱理學為主導的儒學以後,同時既不尊重相權,又更輕視文臣學者。朱家子孫十五個職業皇帝,除了被太監宮女們玩弄在股掌之間以外,幾乎找不出一個對歷史社會有很好貢獻的君主。其中兩三個稍有特別天才的,如英宗朱祁鎮,如果不做皇帝,專學天文,應該可以成為名家。神宗朱翊鈞,不做皇帝,專業經營,或從山西票號做學徒,以他愛錢如命的個性,一定可以經商致富。熹宗朱由校,不做皇帝,專學建築設計或土木工程,也應該大有成就。但很可惜,他們都不幸而生在帝王家,當了職業皇帝,反而在歷史上留下許多劣跡,真是不幸。
二、朱元璋從佛門和尚出身,做了皇帝以後,除了本身太過嚴厲,殺戮太過,留給後代以刻薄寡恩的榜樣以外,其他功過善惡,很難定評。最大的缺憾就是「不學無術」。但「佛門一粒米,大如須彌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角還」。所以他的子孫,仍然必要出家為僧償還這個因果。起初是由他的孫子建文帝朱允炆,被永樂所逼而出家。最後仍由崇禎的斷臂公主出家為尼,了卻佛門一代公案。
三、明朝三百年來的文運,規守在宋儒理學的范圍以內,使傳統的諸子百家之學,更無發揮的餘地。在《明史》上的儒學文臣,如於謙、海瑞、王陽明、張居正等少數特殊之士以外,其餘大多不得展其所長。因此,在代表一個時代的文學方面,也沒有格外的特點。如唐詩、宋詞、元曲之外,唯一可以代表明代的文藝,就是小說。如《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封神傍》、《金瓶梅》等等,便是明代的作品。這些著作,也代表了明朝一般知識分子的心聲,生在一個無可奈何時代的反感和悲鳴。所以在神宗嘉靖時期。就早有李蟄(李卓吾)一類憤世嫉俗的學者出現。李卓吾明說當時的道學先生們為「鄙儒、俗儒、腐儒」,又說他們是「言不顧行,行不顧言,陽為道學,陰為富貴,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人。但他不只反對道學,自稱「不信道,不信仙釋」,甚至討厭見任何人,既討厭和尚,更討厭道學先生,貶斥六經,認為不能專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因此而「得罪名教,遭劾系獄,自刎而死」。古人所謂的「名教」—詞,就是指以儒家孔孟之教的意識形態。單是一個「名」字,有時便代表論理的邏輯觀念。「遭劾」就是被當時在朝廷的儒臣們所彈劾,認為他犯了意識形態上的大反動,所以就入獄坐牢了。事實上,他最初是從王陽明的學說中脫穎而出,因對時代社會的不滿,太過偏激,形成狂態。另如神宗萬曆時期的袁宏道(中郎)、袁宗道、袁中道三兄弟,都有才名,當時人稱「三袁」。尤其以袁中郎的聲名更盛,但他也是對時代不滿,早年就辭官不做,專以詩文名世,不與世俗相爭了。
明代的文運,諸如此類,所以到了萬曆後期,就形成以太監頭子魏忠賢為首,指顧憲成、高攀龍等兩百多名學者為東林黨,興起黨獄,隨便定罪殺戮儒臣學者。一直到了李闖的民兵入京,崇禎朱由檢自殺,滿清入關,才結束了從皇覺寺開始,到東林書院而變為東林黨的黨爭的歷史,使朱明與太監共天下的三百年王朝了結完案。因此而刺激了明末清初的大儒遺老,如顧亭林、李二曲、傅青主、王船山等,揚棄理學專講性理的義理的弊病,轉而重視實用和考據之學,才使中國文化,從清朝開始,歸於義理(哲學)、考據、詞章三大類的學問。對於獵取功名科第的科舉八股文章,都是餘事而已。
⑶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出自先秦那個
道德經
第十八章
大道廢,有仁義;
智慧出,有大偽;
六親不和,有孝慈;
國家昏亂,有忠臣。
理解:
在一個有大道的社會中,人人平等、友愛、包容、理解,社會公平公正,沒有貧富、沒有貴賤、沒有剝削、沒有欺騙等等。後來大道被廢棄了,社會上仍有很多仁愛之人,這些人樹立仁義標准維持社會秩序,希望恢復大道社會。
當仁義標准被建立後,利用仁義標準的智巧就開始萌發。漸漸的,一套智謀精明的管理技巧出現了,很多人就開始學會見縫插針,弄虛作假。那時無論民眾還是管理層都想方設法的以合法手段對付彼此,為自己謀取私利,這就是大偽。
當智巧治國都崩潰了,社會盛行欺騙之風,就連六親之間都已越發不和,父母子女之間相互指責對方、要求對方慈愛、孝順。此時,那些真正孝順父母、慈愛孩子的人就會被社會所推舉所誇贊。
整個社會無論官民紛紛貪污腐化、以權謀私等等,國家昏亂將要滅亡,忠臣就會站出來挽救社會於傾頹之際。
注意:
本章是緊接著第十九章講的。呼應第二章。
介紹:
《李鴻章年譜》載:「李投閑京師,門庭冷落,對時政頗多憤懣之詞。嘗自謂:予少年科第,壯年戎馬,中年封疆,晚年洋務,一路扶搖,遭遇不為不幸;自問亦未有何等隕越。乃無端發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業,掃地無余。……功計於預定而上不行,過出於難言而人不諒,此中苦況,將向何處宣說?」
李鴻章一輩子的特點就是想要辦實事!然而力不從心,處處受到牽肘,往往事與願違,變成表面文章。他反躬自問:「我辦了一輩子的事,練兵也,海軍也,都是紙糊的老虎,何嘗能實在放手辦理?不過勉強塗飾,虛有其表,不揭破猶可敷衍一時。如一間破屋,由裱糊匠東補西貼,居然成是凈室,雖明知為紙片裱糊,然究竟決不定裡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風雨,打成幾個窟窿,隨時補葺,亦可支吾應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預備何種補葺材料,何種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術能負其責?」
注釋:
廢,廢棄。仁,溫良者,仁之本也《禮記·儒行》。
智,計謀、智謀。慧,精明。偽,詐也《說文》。和,調和、協調、和解。
孝,善事父母者《說文》。慈,慈愛。昏亂,指昏庸無道;糊塗妄為。
譯文:
大道被廢棄,才有仁義;
智巧出現了,偽詐盛行;
六親不和睦了,有了孝慈。
國家昏亂了,才有忠臣。
⑷ 求《譚嗣同傳》譯文
譯文:
譚君字復生,又號壯飛,是湖南瀏陽縣人。年少時豪爽灑脫,胸有大志,深通群籍,能寫文章,喜歡俠義之舉,擅長劍術。他的父親譚繼洵,官至湖北巡撫。譚嗣同小時候就死了母親,被父親的小妾虐待,受盡孤臣孽子之苦,所以操心危難的事,憂慮禍患比較多,品德才智一天天增長起來。
20歲從軍新疆,游巡撫劉錦棠的幕府。劉錦棠很欣賞他的才華,打算向朝廷推薦他,恰逢劉錦棠因為侍奉親人而辭官,事情沒有結果。自此以後十年,譚嗣同來往於直隸、新疆、甘肅、陝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蘇、安徽、浙江、台灣各省,察看風土人情,物色英雄豪傑。
然而最終因為他父親為人拘謹,不許他遠游,未能了卻其游覽四方的志向。
原文:
譚君字復生,又號壯飛,湖南瀏陽縣人。少倜儻有大志,淹通群籍,能文章,好任俠,善劍術。父繼洵,官湖北巡撫。幼喪母,為父專所虐,備極孤孽苦,故操心危,慮患深,而德慧術智日增長焉。弱冠從軍新疆,游巡撫劉公錦棠幕府。劉大奇其才,將薦之於朝;會劉以養親去官,不果。
自是十年,來往於直隸、新疆、甘肅、陝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蘇、安徽、浙江、台灣各省,察視風土,物色豪傑。然終以巡撫君拘謹,不許遠游,未能盡其四方之志也。
出處:出自近代作家梁啟超的《譚嗣同傳》。
(4)京師德慧擴展閱讀:
創作背景:
譚嗣同一生致力於維新變法,主張中國要強盛,只有發展民族工商業,學習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制度。公開提出廢科舉、興學校、開礦藏、修鐵路、辦工廠、改官制等變法維新的主張,是維新派中的最激進者。
傳播了資產階級新文化、新思想,批判封建主義舊文化、舊思想。雖然資產階級的博愛、平等、自由是虛假的,但是他用博愛、平等、自由來沖決封建專制主義和封建倫常,在舊中國那個史況下,在激烈的反封建專制主義這點上,有它突出的進步性。
早年在湖南舉辦新政,利用時務學堂培養了大量的維新志士;後來參與領導了發生在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的戊戌變法,期間他力輔光緒皇帝推行變法,整頓官制,革除弊政,最後懷著「願以頸血刷污政」的決心為變法而犧牲。
梁啟超以此為背景為這位為了時代而捐軀的維新志士撰寫的一篇傳記。
⑸ 翻譯:」仁 義 禮 智 信」五個字!
仁就是寬厚,義就是正直,禮就是謙讓,智就是才能,信就是誠實。
孟子提出「仁、義、禮、智」,董仲舒擴充為「仁、義、禮、智、信」,後稱「五常」。這「五常」貫穿於中華倫理的發展中,成為中國價值體系中的最核心因素。
仁,不僅是最基本的、最高的德目,而且是最普遍的德性標准。以仁為核心形成的古代人文情懷,經過現代改造,可以轉化為現代人文精神。
義,與仁並用為道德的代表:「仁至義盡」。義成為一種人生觀、人生價值觀,如「義不容辭」,「義無反顧」,「見義勇為」,「大義凜然」,「大義滅親」,「義正辭嚴」等;義是人生的責任和奉獻,如義診、義演、義賣、義務等,至今仍是中國人崇高道德的表現。
禮,與仁互為表裡,仁是禮的內在精神,重禮是「禮儀之邦」的重要傳統美德。「明禮」從廣義說,就是講文明;從狹義說,作為待人接物的表現,謂「禮節」、「禮儀」;作為個體修養涵養,謂「禮貌」;用於處理與他人的關系,謂「禮讓」。這些已經成為一個人、一個社會、一個國家文明程度的一種表徵和直觀展現。北京為迎奧運正大力開展禮儀教育。「禮之用,和為貴」,其價值取向為「和諧」。繼承發揚禮,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需要。
智,從道德智慧可延伸到科學智慧,把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結合和統一起來,這是我們今天仍要發揚的。
信,是做人的根本,是興業之道、治世之道。守信用、講信義是中華民族共認的價值標准和基本美德
仁benevolent/kind
義virtuous/loyalty
禮courteous/polite
智intelligent/wise
信sincere/cordial/honest
哇你是要中文的還是英文的翻譯啊???
benevolence仁
justice 義
courtesy禮
wisdom 智
trust 信
仁就是寬厚,義就是正直,禮就是謙讓,智就是才能,信就是誠實。
孟子提出「仁、義、禮、智」,董仲舒擴充為「仁、義、禮、智、信」,後稱「五常」。這「五常」貫穿於中華倫理的發展中,成為中國價值體系中的最核心因素。
仁,不僅是最基本的、最高的德目,而且是最普遍的德性標准。以仁為核心形成的古代人文情懷,經過現代改造,可以轉化為現代人文精神。
義,與仁並用為道德的代表:「仁至義盡」。義成為一種人生觀、人生價值觀,如「義不容辭」,「義無反顧」,「見義勇為」,「大義凜然」,「大義滅親」,「義正辭嚴」等;義是人生的責任和奉獻,如義診、義演、義賣、義務等,至今仍是中國人崇高道德的表現。
禮,與仁互為表裡,仁是禮的內在精神,重禮是「禮儀之邦」的重要傳統美德。「明禮」從廣義說,就是講文明;從狹義說,作為待人接物的表現,謂「禮節」、「禮儀」;作為個體修養涵養,謂「禮貌」;用於處理與他人的關系,謂「禮讓」。這些已經成為一個人、一個社會、一個國家文明程度的一種表徵和直觀展現。北京為迎奧運正大力開展禮儀教育。「禮之用,和為貴」,其價值取向為「和諧」。繼承發揚禮,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需要。
智,從道德智慧可延伸到科學智慧,把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結合和統一起來,這是我們今天仍要發揚的。
信,是做人的根本,是興業之道、治世之道。守信用、講信義是中華民族共認的價值標准和基本美德
⑹ 求好看的穿越種田文宅鬥文,女主聰慧美麗低調的,男主深情從一而終的。類似《天啟悠閑生活》《平清》。
窈窕庶女
剩女不淑
穿越之後娘難為
穿越之好事多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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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子不爭寵
先愛上你
不良少夫
妻子好合
妻為君綱
穿越後的悠閑生活
醋酸田園
好女十八嫁
家和
名門喜事
如花的日子
把酒話桑麻
再嫁前夫
⑺ 慧育家是不是在2019「回響中國」騰訊新聞教育年度盛典上獲獎了
2019「回響中國」騰訊新聞教育年度盛典於11月28日在北京召開, 慧育家榮獲「2019年度知名素質教育品牌」,力證廣大學員和行業專業人士認可慧育家在素質教育上做出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