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教學圖片

⑴ 孔子是怎樣教學生的

孔子在教育方面所取得的偉大成就，除了其人格的魅力，思想的精邃及知識的淵博外，也與他完美的教學方法是分不開的。具體說，孔子在教學方法上主要是善於處理六個方面的關系：

一是教與學的關系。在漢字中，「教」與「斆」（學）本是同源字，是同一事物緊密相關的兩個方面。《說文》：「教，上所施，下所效也。」可見，教是指教師與學生兩方面的活動。由「教」又孳生出一個「斆」字，《說文》雲：「斆，覺悟也，從教。」秦以後，斆寫作學。而所謂「覺悟」，也就是「上所施，下所效」的意思。用今天的話來說，教與學實是對立統一的辨證關系。因此，在教的同時，就應該顧及到學的方面，教師不能只顧自己念講義，而不去看學生「覺悟」了沒有。

應該說，在處理教與學的關系方面，孔子是充分體現了教學一體思想的。他對自己教學對象的學習和接受情況是完全掌握的。例如他整天和顏回講學，顏回卻從不提反對意見和疑問，像個愚人。但孔子知道，顏回「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1〕孔子也知道弟子們的悟性是有差別的，「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2〕而能聽他說話始終不懈怠的，也就只有顏回一人。〔3〕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4〕至於其他學生么，仁只是短時期偶然想起一下罷了。當然，學生一旦「覺悟」，孔子也能隨時察覺。如子貢「告諸往而知來者」，孔子便高興地說：「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5〕子貢從《詩經·衛風·碩人》對美女的描寫而聯想到禮樂的產生，孔子也興奮地說：「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6〕

對於學生的性情稟賦和日常生活，孔子也了如指掌，不管別人問到哪一位弟子，他都能脫口而談。如季康子向他打問仲由、端木賜、冉求的情況，他不假思索便說「由也果」、「賜也達」、「求也藝」，〔7〕即子路果敢決斷，子貢通情達理、冉有多才多藝。他還說過「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的話，〔8〕意即高柴愚笨，曾參遲鈍，顓孫師偏激，仲由鹵莽，表現出對各位弟子習性的深知。對學生的課外生活，孔子也無不知曉。他不但知道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9〕而且還知道子貢不安本分，去囤積投機，猜測行情每每猜中，發了大財，即所謂「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10〕對一些身處逆境的學生孔子更是關懷備至。弟子公冶長含冤坐牢，孔子認為「非其罪也」，〔11〕並把女兒嫁給他。冉伯牛患了絕症，孔子親自看望，還來不及進屋便在窗外握著學生的手說：「斯人也而有斯疾也！」〔12〕連連嘆息。顏淵去世，孔子極其悲痛地說：「老天爺要我的命呀！老天爺要我的命呀！」別人勸其節哀，他說：「我不為這樣的人傷心，還為什麼人傷心呢！」〔13〕

正因為孔子既教書，又教人，將教與學融為一體，所以不但師生間關系和諧融洽，其教學質量也是很高的，「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14〕對中國文化的傳播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二是「有教無類」與因材施教的關系。用今天的話來說，便是普遍性教育與針對性教育的關系。

首先，孔子是主張全民教育的，他明確提出「有教無類」，〔15〕即人人他都可以教育，沒有年齡、貧富、地域的區別。在孔門弟子中，既有小於夫子四歲的秦商、小於夫子六歲的顏由，也有小於夫子五十三歲的公孫龍（子石）、小於夫子五十四歲的叔仲會（子期），學生間的年齡差距達五十歲。甚至還有父子同列孔子之門者，如顏由、顏回父子，曾皙、曾參父子，都曾先後成為孔子的學生。從地域而言，孔子學生的來源除了齊、魯外，還有宋、衛、陳、蔡、秦、楚、吳、越等地，幾乎遍及全國。如子路是卞（屬衛）人，子貢、子夏、高柴是衛人，司馬耕是宋人，顓孫師（子張）是陳人，言偃是吳人，秦祖是秦人，公孫龍（子石）是楚人，漆雕開是蔡人。而且，學生的家庭出身及經濟狀況也各不一樣，其中既有魯大夫孟僖子之子孟懿子、衛將軍彌牟之子彌蘭，也有「賤人」出身的仲弓；有家累千金的子貢、乘肥馬衣輕裘的公西赤，也有居藜藿窮巷的原憲、身陷囹圄的公冶長 。以相貌論，有長得像孔子的有若，也有長不盈五尺的高柴、狀貌甚惡的澹臺滅明。凡此，孔子皆一視同仁，納為弟子。

其次，弟子入室後孔子又能根據他們的不同特點有針對性地進行教育，即所謂因材施教。孔子承認人的天賦稟性是有差別的，所以他的因材施教首先是根據人的資質和文化水平而定，即所謂「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16〕意思是說，中等水平以上的人，可以告訴他高深學問；中等水平以下的，不可以告訴他高深學問。有些弟子雖然人很聰明，但孔子也要等他們在某些方面有所「覺悟」之後，才開始給他們講授有關的學問。如孔子之為子貢、子夏講授《詩經》便是。至於日常授課，那更是具有極強的針對性。如同樣是問「仁」，針對不同的弟子，孔子便有不同的解答。顏淵問仁，孔子說「克己復禮為仁」；

〔17〕仲弓問仁，孔子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18〕司馬牛問仁，孔子說「仁者其言也訒」；〔19〕樊遲問仁，孔子說「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20〕子貢問仁，孔子說「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21〕子張問仁，孔子說「能行五者（恭、寬、信、敏、惠）於天下為仁」。〔22〕為何會有如此不同的答案呢？主要是針對各人的不同特點而言的。顏淵、仲弓德行好，孔子就正面回答他們；司馬耕（子牛）「多言而躁」，〔23〕孔子就讓他說話遲鈍些（即訒）；樊遲想學稼圃，孔子不贊同，就讓他注重禮義忠信；子貢好議論人，「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24〕孔子就讓他多向賢士大夫學習，以加強自身修養；子張欲求聞達干祿，孔子就讓他養成能行於天下的五種品德。夫子之用意，可謂深矣！

正是由於孔子既「有教無類」又因材施教，所以他不但有弟子三千，也培養出了一大批學有專長的傑出人才。如德行好的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擅長言語交際的有宰我、子貢，善於辦理政事的有冉有、子路，熟悉古代文獻的有子游、子夏等。〔25〕這些人才既是孔子的高足，又是中國文化的精英。

三是學與思的關系。在這方面，孔子提出了一個著名的論點，即「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26〕意思是說，只讀書而不去思考就會受騙，只是空想而不去讀書便會缺乏信心。在孔子認為，學與思二者必須兼顧，不能有所偏廢，否則便很難學有所成。應該說這是古今有關學與思關系的最辯證、最正確的理解。

先說學。孔子是以《詩》、《書》、《易》、《禮》、《春秋》、《樂》六經為課本來教學生的，要提高學生的知識水平和培養學生的綜合素質，這些文獻是不能不讀的。所以孔子非常鼓勵學生讀書。例如他勸學生學習《詩經》時說：「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27〕意思是說，讀《詩經》可以培養人的聯想力，可以提高對事物的觀察力，可以鍛煉合群性，可以學會諷刺的方法。運用其中的道理近可以事奉父母，遠可以服侍君王；而且還能多多認識鳥獸草木的名稱。在孔子眼中，《詩經》簡直就是一部網路全書。幾千年後，人們對《詩經》所進行的綜合研究，其開先河者便是孔子。其它各經在先秦來說也都是最重要的典籍。正如荀子在《勸學》中所說：「《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孔子還根據自己讀書的體會諄諄告誡學生，要「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28〕即通過學詩以使人振奮，通過習禮使人在社會上站得住，通

過音樂使所學得以完成。這與西人培根所說的「讀史使人明智，讀詩使人靈秀，數學使人精細，物理學使人深沉，倫理學使人莊重，邏輯修辭則使人善變」，〔29〕可謂同得讀書之要妙。

再說思。孔子之「思」，一是要學生深入思考文獻的文化蘊含，不能只停留在表面的理解；二是要學生思考如何聯系實際，學以致用。例如，孔子曾多次同學生討論《詩經》，並談了自己的認識，他說：「《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30〕他認為《詩經》的文化精神就是思想純正。他還通過對《詩經》首篇《關睢》的分析來闡明這一觀點，說：「《關睢》，樂而不淫，哀而不傷。」〔31〕在他的啟發下。弟子們也紛紛談了對《詩經》有關篇章的理解，如子貢對「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句（《衛風·淇奧》）〔32〕的認識，子夏對「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句（《衛風·碩人》）〔33〕的認識，都能「舉一隅而以三隅反」。對《尚書》的研讀也是同樣。當子張談到《無逸》中所記載的殷高宗守孝，住在凶廬，三年不言一事時，孔子立即引導他說：「不僅殷高宗如此，古人都這樣，國君死了，繼承的君王皆三年不問政治，各部的官員聽命於宰相。」 〔34〕

而且，孔子還要求學生在理解文獻的基礎上，盡量將書本知識轉化為實際工作的能力。這也是「思」的一個重要方面。他告誡弟子：「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35〕意思是說，雖然熟讀《詩經》三百篇，但交給他政治任務卻辦不通，讓他出使外國又不能獨立地去談判，這樣的人即使書讀得再多，又有什麼用處？

總之，在孔子認為，「終日不食，終日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36〕而只學不思，又會被古人牽著鼻子走，即孟子所說的「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37〕所以只有學而思，思而學，學思結合，才是唯一正確的讀書方法。

四是溫故與知新的關系。孔子說：「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38〕這里含有兩方面的意思：一，復習舊的功課，便可以幫助理解新的內容，因為學習總有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二，「溫故」也指對已有知識和前人研究成果的掌握，「知新」則指新的發現和新的見解。孔子認為，只有教育學生全面了解某一學科的基礎知識和學術進展情況，用今天的話來說便是要「進到學術前沿」，才能在此基礎上有所發現，有所創新。這在今天，也仍不失為治學的至理名言。誰違背了它，都會受到懲罰。那些基礎不牢便急於創立新說的人，要麼其結論如空中樓閣，一推便倒；要麼就是重復別人舊說，造成浪費。近年來學術研究上所出現的低水平重復問題，究其實，正是違背了孔子的這一教導。

孔子自己則為後人樹立了一個「溫故而知新」的榜樣。例如，當子張問他十世以後之禮是否可以預知時，他便說道：「殷朝沿襲夏朝的禮儀制度，所廢除的，所增加的，是可以知道的；周朝沿襲殷朝的禮儀制度，所廢除的，所增加的，也是可以知道的。那麼假定有繼承周朝而當政的，就是此後一百代，也是可以預先知道的。」〔39〕熟悉歷代禮制的損益情況便可以知道未來禮制的演變，這便是孔子「溫故而知新」方法在禮制研究上的具體運用。

而如何「溫故而知新」呢？孔子強調「學而時習之」，〔40〕即要經常地溫習和實習，因為有些課程如「禮」（各種儀節）、「樂」（音樂）、「射」（射箭）、「御」（駕車）等，也是需要實習的。在不間斷的溫習中鞏固和創新，這便是孔子教學生的基本治學方法。用孔子弟子子夏的體會來說就是，「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41〕即每天知道所未知的，每月復習所已能的。

五是講授與答疑的關系。孔子教學，主要是大班授課與個別輔導答疑兩種形式。在講授中，孔子總是盡可能多的教給學生一些知識，而對於自己還沒有搞懂的事情，則輕易不下結論，寧肯存疑，這便是孔子在教學上所一貫主張的「多聞闕疑」〔42〕原則。

據《論語·述而》所記，孔子主要以「文、行、忠、信」四種內容教學生。其所謂「文」即歷代文獻，所謂「行」即包括射、御、數等在內的社會實踐。孔子在授課時，不但做到了「誨人不倦」，而且也能毫無保留。他曾對學生說：「你們這些學生以為我有所隱瞞嗎？我對你們是沒有隱瞞的。我沒有一點不向你們公開，這就是我孔丘的為人。」〔43〕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即使「厄於陳蔡」，他的心中也仍然想著那些尚留在老家的學生們，急著要回去給他們上課，並不時地念叨著：「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44〕

在輔導答疑方面，孔子更體現了中國傳統的教學方法。《禮記·學記》雲：「善待問者如撞鍾，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孔子就是小叩小鳴、大叩大鳴的。這樣的例子在《論語》中幾乎隨處可見。如孔子到了衛國，冉有替他駕車，孔子邊走邊說：「好稠密的人口！」冉有接著問道：「人口已經眾多了，又該怎麼辦呢？」孔子說：「讓他們富裕起來。」冉有又問：「富裕之後又該怎麼辦？」孔子說：「教育他們。」〔45〕隨著冉有提問的不斷升級，孔子的回答也越來越深刻。再如子貢請問怎樣才可以叫做「士」，孔子說「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子貢請問次一等的要求，孔子說：「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子貢又問再次一等的，孔子說：「言必信，行必果。」最後當子貢問到「今之從政者何如」時，孔子便直截了當地說出了自己的看法：「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46〕真是越提問到最後，回答便越加精彩。

當然，孔子對於自己沒有研究的問題也決不會強不知以為知的。他嚴格遵守「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原則。他說：「有的人不懂裝懂，我是沒有這種毛病的。」〔47〕例如當樊遲向他請教有關種地和種菜的事情時，他便很坦率地說「吾不如老農」、「吾不如老圃」。〔48〕再如衛靈公請教有關軍隊布列之法，孔子也直言不諱地回答說：「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49〕

而尤值得稱道的是，孔子無論上課還是答疑，都非常注意方式方法，循循善誘，從而讓學生在輕松愉快的氣氛中學到了知識，懂得了深奧的道理。如一次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等侍坐，孔子先是和藹地啟發他們談了各自的抱負和志願，然後再加以點評，並提出自己的意見。這樣，弟子們不但了解了老師的志願，也懂得了為國以禮、為人要謙遜的道理。而對於「其言不讓」的子路，孔子雖不贊成他的自負和粗率，但出於愛心，也僅是微微一笑，而讓學生自己去覺悟罷了。〔50〕

六是言傳與身教的關系。孔子在教學中既重言傳，又重身教，他將這兩者結合的完美無缺。

首先，孔子既以學問教人，又以道德教人，並在人格上給學生樹立了一個光輝的典範。孔子說：「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51〕他將莊重的人格、威嚴的儀表與學習的能否鞏固聯系在一起。而如何做到威嚴而不兇猛呢？孔子說：「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52〕在學生的心目中，孔子也確實是既威嚴肅穆而又溫厚可親的。學生們說他「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53〕子夏更稱孔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54〕

其次，在治學方面，孔子也處處以身作則。他沒有「意」、「必」、「固」、「我」的毛病，〔55〕常能聞善而從。他雖然學問淵博，但還是堅持「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56〕他入太廟，也總是「每事問」，〔57〕虛心向別人請教。他還曾向老子問禮，向郯子問官，向萇弘問樂，向師襄學琴。直到晚年，他仍是學而不厭，不知老之將至，「讀《易》，韋編三絕」。〔58〕孔子這種好學的精神也深深地感染了他的學生們，我們看《論語》中所記，凡孔門弟子相聚，幾乎都是在探討學問，有些已經肄業的學生也仍然不時地來向孔子請教問題。

再次，孔子與學生之間始終都保持著一種親密無間的關系，這既有利於身教，也利於言教。學生可以「當仁不讓於師」，向孔子提出不同意見，甚至是尖銳批評。如孔子去見衛靈公夫人南子，子路不滿之色便溢於言表，逼得孔子連連向天發誓：「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59〕孔子有時也同學生們開開玩笑，調侃幾句。如一次孔子來到子游作縣長的武城，聞弦歌之聲，便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意思是說，治理這樣一個小地方，用得著教育嗎？不料子游馬上就把老師的話頂了回去，說：「以前我聽老師說過，作官的學習了就會有仁愛之心，老百姓學習了就容易聽指揮。」於是孔子趕緊說道：「弟子們，言偃（子游）的話是對的，我剛才的那句話不過是同他開了個玩笑罷了。」〔60〕在其樂融融的氣氛中，學生們既感受到了夫子的和藹可親，又再一次地聆聽了老師的教誨。

總之，正是由於孔子正確地處理了以上六個方面的關系，所以他在創立私塾的同時，也在教學方法上為後世樹立了典範。而這些教學方法在經過了兩千多年的檢驗後，直到今天也仍然是值得我們借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