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人和生物

⑴ 天地人和三者之间讲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在中国古人的世界观里，天地是有灵的，有它自己的运行规律，人生在天地间，能与其它生物不同，也是有灵的，也有自己的规律，所以天地人三者合称“三才”，它们的规律称为“道”，即天有天道，地有地道，人有人道。

但这三者又不能各自独立，它们是互相依赖，互相支持，互相制约，互相影响。（简称“相生相克”）。它们的关系以和谐为最好。尤其是人，应该遵循天地的规律，与天地万物和谐相处。

因而，天地人三者和谐是世界的最美好状态。简言之，就是“天地人和”。这种观念经过世代相传发展，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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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人三才的作用：

三才《周易》最早最明确最系统最深刻地提出了“天、地、人”三才之道的伟大学说。这个学说早就深入中华民族之心，贯穿于中华民族的人伦日用之中，牢固地培育了中华民族乐于与天地合一、与自然和谐的精神，对天地与自然持有极其虔诚的敬爱之心。

中华民族与天地和谐相处，对于今后改进、调整、理顺、整合、协调人与天地即自然环境的平衡和谐发展的关系。

以及人与社会、人心与人身的平衡和谐发展的关系(即使生态、世态、心态的三态都得到同步平衡和谐发展)，对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对实现世界和平发展，对创造人类更美好的明天，必将具有巨大的启迪。

⑵ 天地人和是什么意思

天地人和在中华民族独有的处世观念，其核心文化思想，为一“和”字，经过5000多年的心心相传，已演变为一精神，升华为一种境界。

人与自然合为一体，是道家的主要思想。是庄子思想的精髓。是对老子思想的承接。对中国文化起到深远的影响。中国道教文化就是受其影响。

”天地人和”将人置于天地之间，将人处于”和谐”与”平和”的世界之中．它所阐述的是一种思想，更应该是一种境界．”天地人和”，传承于古而宣扬于今，坚守”中庸”之道，顺应社会发展，共建”和谐”与”和平”．更有”天时，地利，人和"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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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们生存的这个时空来说，“三才者”，天、地、人。人是顶天立地的，天、地、人在道中运行。运行的规律是：人取法于地，地取法于天，天取法于道，道取法于自己的本然。

“道”是总规律，总括整个宇宙物质形态运行的法则。而“天、地、人”，是仅仅从人类生存的这个“特定的”小时空而言的。 道的内涵，无量无边，在不同的生存时空中，不同的“生命形态的人”，对“道”的认识和理解是不相同的。

⑶ 天时地利人和生活中指什么

天地人和,礼之用,和为贵,王之道,斯之美”是在中华民族独有的处世观念,其核心文化思想,为一“和”字,经过5000多年的心心相传,已演变为一精神,升华为一种境界.

天地人和,礼之用,和为贵,王之道,斯之美”如何正确理解?这句话源于《论语·学而》.原句是“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就是说：礼的应用,以和谐为贵.古代君主的治国方法,可宝贵的地方就在这里.

三国演义中为了扬刘抑曹,产生了一句名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天时,天,包括天气,气候变化等.人们常说靠天吃饭,比如适度下雨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时,选择就是做事的时间.比如农业的春播秋收,就是顺应了天时.《说文》：“时,四时也.”即春夏秋冬的季节变迁.又说：“旹,古文时,从之日.”查甲骨文“时”作“?”,正是从之从日,意指“日之行”,即太阳的运行.这表明人们很早就直观地感觉到太阳运行引起季节的变迁,而称之为“时”.

天时,有天下大势和机会,也有自然环境的影响,这里面包括疾病的流行.唐末梁晋之争,开始梁军占尽优势,几次包围太原,都因为大疫,士卒损失过半而罢兵,最后输给了晋军.天时,可为我们所运用,正所谓顺天而行道.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巧用了天时草船借箭,就是很好的例子：

三国演义中,吴国的元帅周瑜,在研究了魏军的情形后,决定用弓箭来防守来犯之敌.可是怎么在较短时间内造出作战所必需的十万枝箭呢?回为根据当时吴国的工匠情况,要造出这么多箭,至少要用十天时间,而这对于吴国的防守来说,显然是时间太长了.

当时蜀国的军师诸葛亮正好出访吴国.诸葛亮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周瑜于是向他请教怎样以最快的速度造出所需的箭.诸葛亮对周瑜说,三天时间就可以了.诸葛亮接受任务后,并不着急.他向吴国的大臣鲁肃说,要造这么多箭,用普通的办法自然是不可能的.接着,诸葛亮让鲁肃为他准备二十只小船,每只船上要军士三十人,船上全用青布为幔,并插满草.

诸葛亮说三天时间就能备好十万支箭.第三天半夜时分,诸葛亮命令二十只小船用长绳子连接在一起,向魏军的宿营地进发.

当天夜里,大雾漫天,诸葛亮命令船队快速前进.到船队接近魏军营地时,诸葛亮命令把船队一字排开,然后命令军士在船上擂鼓呐喊.听到擂鼓呐喊声,魏军派出约一万名弓箭手赶到江边,朝着有呐喊声的地方猛烈射箭.一时间,箭象雨点一样飞向诸葛亮的船队,不一会儿,船身的草把上都扎满了箭.

诸葛亮的船队到达吴军的营地时,吴国的主帅周瑜已经派五百名军士等着搬箭了,经过清点,船上的草把中足足有十万支箭.吴国的元帅周瑜也不得不佩服诸葛亮的智慧了.诸葛亮怎么会知道当天晚上水上会有大雾呢?原来,他善于观察天气变化,经过对天象的仔细推算,也得出当天晚上水面上有会大雾的结论.就是这样,诸葛亮运用自己的智慧巧妙地从敌军那里弄来了十万支箭.

可以说,草船借箭是诸葛亮成功的利用了天时的经典之作.

地利,古人把“地”看成是“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管子·水地》）,“利”字后人多从“锋利”、“利益”等意义上使用它.“地利”完全是从农业生产中得出的概念.“利”虽用“以刀割禾”会意,但“禾”只是作代表,“利”可泛指土地之所出.与“地利”密切相关的还有“地宜”或“土宜”的概念.《左传》成公二年：“先王疆理天下,物（视也）土之宜而布其利.”讲“土宜”正是为了尽“地利”,因为只有用其宜,才能得其利.地,选择做事的地方,在军事上常讲占有有利地形,说明地利也很重要.

《地道战》曾经是一部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的影片.影片中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造了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地道战,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地道成为拥有地利的表现形式,成功的利用有利地形取得了胜利.当然,这里也离不开人和.

人和的主体是“人”,中心思想则为“和”.这里的“和”取意“中和”、“平和”、“和谐”之意.

人,是做人,为人处事.人为万物之本,亦为万世之主.做人,是一种态度,也是一门学问．学会如何做人,则人生无忧也．我欲做人,应先学会立足于“天地”之“中”.

人,生长于天地之间．下立足于”地”,上敬奉于”天”.在”天地”之间休养生息本意应该是取其”中”.

“天地人和”－－－将人处于”和谐”与”平和”的世界之中,处于天地之中.它所阐述的是一种思想,更应该是一种境界．”天地人和”,传承于古而宣扬于今,顺应社会发展,共建”和谐”与”和平”．更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意境,如果真如此,则事业昌盛,人生吉祥也!

阐述人和的重要,或许下面的故事更能说明问题.

猎人在湖边布下罗网,许多鸟儿落网了,然而这些鸟很大,带着网飞走了.猎人跟在鸟儿后边跑,农夫看到说：“你要跑到那里去呀,你能用一双腿追上鸟儿吗?”猎人回答说：“如果只有一只鸟,我是没有办法把它捉住的,但像现在这样,我是十拿九稳的.”

后来证明果然如此,那些鸟儿各自朝自己的方向飞回去,一只要去森林,一只要去沼泽,一只要去田野,到头来就一起连网掉到了地上,猎人把它们捉住了.

故事的启示：一群鸟儿的目的都是为了逃跑,但由于群鸟没有共同的方向最终失败.说到底就是不和造成的.一只鸟就能成功逃脱的原因就是一个字“和”.可见,人和的重要.其实,古人也十分重视人和：
比如说三国演义中魏吴蜀三国,会讲魏得天时,吴占地利,蜀有人和.三国能在群雄混战中割据一方,各有立国之本.其实,得天下的战略表面看来有天地人各种因素,说穿了只有一条：人和.曹魏集团能统一北方,势力最大,不过是人才最多而已.刘备重视人和,三顾茅庐传下美名,桃园三结义是人和的具体体现.但也只能是文用孔明,武用关张,心胸有限,人才也有限.蜀国伐魏不成,先主攻吴丧师,均是人才战略上出了问题.而曹操一生败袁术、破陶谦、平张邈、杀吕布、灭袁绍、定乌桓、降刘琮、走赤壁、克马超、收张鲁、封魏王.戎马四十载,多胜少败,究其根本,乃是人才济济,你看谋士方阵：荀彧、荀攸、程昱、郭嘉、刘晔、贾诩、华歆……武将有：乐进、李典、于禁、张辽、许褚、徐晃、庞德……文武群臣中,先事他人再降曹操者多矣,曹操不以为疑；刘备、孙权不行———刘备要讲哥们义气,孙权要讲来路出身.曹操困住关羽,关羽降汉不降曹,曹允之；关说待打听到刘备去处,就跳槽,曹再允之；关过五关斩六将,曹不究；知刘备乃枭雄,也几度容之,还与其煮酒论英雄.可见,曹操在人和上表现突出.这说明人和是关键,而天时、地利均是辅助条件.人气为贵,人和为王.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先秦·孟轲《孟子·公孙丑下》）.这段话：孟子在这里则主要是从军事方面来分析论述天时、地利、人和之间关系的,而且是观点鲜明：“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者之中,“人和”是最重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地利”次之,“天时”又次之.这是与他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一贯思想分军开的,同时,也是与他论述天时、地利、人和关系的目的分不开的,同时,也是与他论述天时、地利、人和关系的目的分不开的.正是从强调“人和”的重要性出发,他得出了“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结论.因为天地人和没有运用好的例子也很多,如美国将军评朝鲜战争时说,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对手打了一场的错误的战争.那么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选择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合适的人物才行.也就是把握好天时、地利、人和.

在天地人和中,“人”与“天”“地”并列,既非大自然（“天”、“地”）的奴隶,又非大自然的主宰,他是以自然过程的参与者的身份出现的.《荀子·天论》：“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是之谓能参.”最能反映“三才”理论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个天地人的统一体里,人和自然是相互协调的,而不是相互对抗的.进一步说,天地万物都是和谐统一的,“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很早就出现了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人们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中认识到“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孟子·告子上》）的道理.《荀子·天论》说：“财非其类以养其类,夫是之谓天养.”这里的所谓“养”已包含了自然界各种生物之间互养共生的意义在内.人们要注意不去打断天地万物互养共生的这种自然再生产过程,进而采取适当的措施去辅助它和促进它,并有节制地加以利用,以期达到和谐发展、永续利用的目的.

当然,“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不仅是名言,而且,还更为广泛地应用于各个领域.包括商业竞争、体育比赛尤其是足球比赛的狂热之中.这充分说明它所蕴含的哲理是丰富、深刻而具广阔的延展性的.

天之美,在乎于浩瀚广宇匆匆划过流星的印痕.地之美,在乎于锦绣山河如诗如画.人之美.在乎于奔涌腾湃热血中炼狱的灵魂.和之美,在乎于与之相辅相承相衬相依的默契.掌天时之机,获地利之先.拥人和之便,成吉祥之家.

天地人和,它阐述了一种思想,颂扬了一种精神,顺应了社会文化的发展趋势,更为我们的生活指引了方向.

⑷ 天地人和做四个产品名字

茶叶的产品文化，

天系列：天爱万物，庇佑众生；
日月雨露，滋养心神；
秉浩然之正气，书盛世之华章。
雨过“天”青，对知己、品香茗，聆自然之声，悟平生之乐。

地系列：地以厚德载物，化育百样性情。
容崇山之峻，容汪洋之深，容万物之索取。
立地生根，成千丈大树；落叶化泥，养百步葱茏。
纵远游他乡，只一杯清茶在旁，悠悠扬扬，便可温故“地”之情。

人系列：乾坤交泰，凝聚五气；
岁月养神，得以为人。
天地间，人者贵；众生相，贵以仁。
钟灵毓秀成一叶，香满“人”间。

和系列：和，谐也；
调苦乐，溶左右，承一气。
和则能合，相生相长，元亨利贞。
入口苦涩、回味甘甜，“和”乐融融，品多面人生。

⑸ 绿色环保是不是在古代的文献中已经有提及可以有详细的解说的，和出处的吗

在中国古代，人们就已经具有环保思想，他们很早就认识到，要想利用自然资源，尤其是生物资源，必须要注意保护，合理开发，反对过度利用，特别是破坏性的开发。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典籍论述了关于尊重自然、尊重生命、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环保思想。这种环保思想最初是不自觉的，甚至带有迷信色彩。《诗经》中有“是飨是宜，降福既多”的说法，同时又有：山川乃资源的产处，要与百神一同祭祀。《礼记·月令》中也包含了气候、生态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思想，文中说：孟春，草木萌动时，“牺牲毋用牝（母兽），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管仲指出，“春政不禁则百长不生，夏政不禁则五谷不成。”《国语》中有九州山川河湖，生产物质资源，所以要保护和祭祀。《易》以生生不息为准则，认为“天地之大德曰生”，因此，“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先天而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就是说，人类要顺从自然，适应自然，达到天地之间的和谐。
一、古代的环保立法
中国第一个朝代夏朝就已经有了保护自然资源的法规，叫“禹之禁”。“禹之禁，春三日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长，入夏三日，川泽不施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不麛不卵，以成鸟兽之长。”这可能是我国最早的关于环保的法规了。早在殷商时期就有“刑弃灰于街营”的法律。古代还设立了一些环境管理的官员，如“林”，“虞”，“牧”等官，他们分别管理山林，川泽和畜牧。《韩非子》记载，商代已有不得随意倾倒垃圾的法律，“殷之法，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可见处罚之重。秦国商鞅变法，他制定的秦律中有“弃灰于道者被刑”的条文，这是商朝法律的延伸。
在周朝，周人对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已有初步认识。传说，周文王曾告诫儿子周武王对大自然不要进行过度开发，要按自然规律合理使用。他说：“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不麛不卵，以成鸟兽之长。”周文王时期颁布的《伐崇令》以法律的形式规定：“毋坏屋，毋坏井，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这个保护生态环境的法令，规定得极为严厉。
秦汉时期（约公元前220年—公元220年）保护生物资源的理论达到了高水平。西汉淮南王刘安在《淮南子》中对古代生物资源保护政策做了最完善的论述。他指出：禁止砍伐生长的树木，不能捣毁鸟巢、不捕杀怀孕孵卵的动物，特别要保护好幼小的麋和鹿等。秦朝的《田律》、《厩苑律》、《仓律》、《工律》、《金布律》中都有一系列的关于按照季节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森林、土地、水流、野生动植物等自然资源的规定。1975年12月，在湖北云梦县发掘出土的大量秦代竹简中的一些竹简上刻着内容具体的《田律》，其中已用法律规定：“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壅）堤水。……唯不幸死而伐绾（棺）享（椁）者，是不用时，……百姓犬入禁苑中，而不追兽及捕兽者，勿敢杀；其追兽及捕兽者，杀之”。这里既规范了一般的保护范围——森林、水植被、其他植物及动物（包括野生物）；又照顾到特殊的例外——人死入葬，伐木成棺，不受时间限制。在秦代的立法中就能有这样的环境保护法规，其意义颇值得后人借鉴。规定：从春季二月开始，不准进山砍伐林木；不准堵塞林间水道；不到夏季不准入山采樵，烧草木灰；不准捕捉幼兽幼鸟或掏鸟卵；不准毒杀鱼鳖；不准设置诱捕鸟兽的网罗和陷阱。以上禁令，到七月得以解除。这份《田律》禁令，不但保护植物林木、鸟兽鱼鳖，而且还保护水道不得堵塞。这一珍贵文献，可算得上是我国乃至世界最早的环境保护法了。
西汉的《四时月令五十条》颁布于公元五年汉平帝时期，这是一份以诏书形式向全国颁布的法律。这部法律规定，每年一月禁止伐木（无论树木大小，都不得砍伐）。二月不能破坏川泽。三月则修缮堤防沟渠。四月不得砍伐树林。五月不能烧草木灰。六月官员派人到山上巡视。从这部法令中可以看出，物要因时禁发，在非开发的季节，不得进山砍伐小树取材，不得捞水草烧灰，不得带捕捉鸟兽的器具出门，不得携网捕鱼等。汉宣帝为保护益鸟，下诏曰：“其令三辅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弹射飞鸟。”
唐代把山林川泽、苑囿、打猎、城市绿化、郊祠神坛、五岳名山纳入政府管理的职责范围。还把京兆、河南两都四郊三百里划为禁伐区或禁猎区。管理范围超过了先秦时期。中国最为完备的封建法典《唐律》专设“杂律”一章。“杂律”对自然环境和生活环境的保护作了较为具体的规定。例如，“诸弃毁官和器物及毁伐树木、稼穑者，准盗论。”明朝和清朝基本上延续了《唐律》的环保规定，但是，明朝到仁宗时，朝廷开始放弃管制措施。当时在社会中规定：“山场、园林、湖泊、坑冶、果树、蜜蜂官设守禁者，悉予民”。由于驰禁湖泊，使许多湖泊被盗为田，破坏了生态平衡，造成了人为的自然灾害。明万历年间，官府张榜全国，严禁民间擅捕青蛙，违者“问罪枷号”。《唐律》规定：“诸侵巷街、阡陌者，杖七十。若种植垦食者，笞五十。各令复故。虽种植无所妨废者，不坐。其穿垣出秽污者，杖六十；出水者，勿论。主司不禁者与同罪”。
宋代注重了对生物资源的立法保护。从宋代起，人们对围湖造田导致蓄泄两误，滥砍乱伐导致水土流失的问题已经有所觉察，说明当时的有识之士对环境问题的敏感。
明代对山林川泽的保护承袭了前代的规定，并且管制范围相当广泛。到仁宗（公元1425—1426年）时，政府开始放弃管制措施。“山场、园林、湖泊、坑冶、果树、蜜蜂官设守禁者，悉予民。”由于驰禁湖泊，使许多湖泊被盗为田，破坏了生态平衡，造成了人为的自然灾害。这是保护方面的倒退，对环境损害很大。
清朝时由于人口剧增，进而开放了东北、西北及江南的无度开垦，许多草原和山地被开垦为农田，造成了草原退化，沙漠扩展，林木破坏和水土流失。当时的有识之士针对这种无度开垦曾提出警告，但未引起清王朝的重视。清朝的生态环境也在“禁”与“驰禁”中受到掠夺。
二、古代的环保文献
儒家的“制天”与“可持续”思想。儒家认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因此，尊重自然就是尊重人自己，爱惜其他事物的生命，也是爱惜人自身的生命。先秦时期管子、荀子、孟子的思想中，也闪耀着环境保护的光芒，如管仲认为，“为人君而不能谨守其山林菹泽草莱，不可以为天下王”。他提醒人们保护山湖草木，注意防火，按时封禁和开放，反对过度采伐。荀子根据生物资源消长规律，提出了一套保护生物资源的理论和措施。他说：“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
《周礼·春官·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为之厉，而为之守禁。”郑玄注：“物为之厉，毎物有蕃界也。为之守禁，为守者设禁令也。”“厉”与“列”字同音通假，这里是遮列的意思。对山林中的各种资源（“物”）设立“蕃（藩）界”而“遮列”之，实际上就是建立某种资源保护区。当时的各种“时禁”，主要是在这些“保护区”内实施的。所以《周礼·春官·山虞》又说：“春秋之斩木不入禁。”郑注：“非冬夏之时，不得入所禁之中斩木也。斩四野之木可。”所谓“禁”就是上文的“厉”，即山林遮列之处——“保护区”。非禁区春秋可以斩木，但也不是亳无限制。制定了防火法令。《周礼》中还有一个专门“掌行火之政令”的“司”。《周礼·夏官·司爟》：“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时变国火，以救时疾，季春出火，民咸从之。季秋内火，民亦如之。时则施火令。凡祭祀，则祭爟。凡国失火，野焚莱，则有刑罚焉。”《周礼·秋官·司烜氏》：“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以鉴取明水于月，以共祭祀之明齍、明烛，共明水。凡邦之大事，共坟烛、庭燎。中春，以木铎修火禁于国中。军旅，修火禁。邦若屋诛，则为明□焉。”
《礼记·曲礼》中说：“国君春田不围泽，大夫不掩群，士不取麛卵。”
《周易》曰：“节，亨，刚柔分而刚得中，苦节不可，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没有节制，自然环境就会日益恶化，人类最终将走向毁灭。《周易》中写到“井甃无咎，……井冽，寒泉食”，就是说井被污染了，不要消极地舍弃不用了，而应该进行修理整治，使之变成“井冽，寒泉”。
《论语·述而》记载孔子“钓而不网，弋不射宿”，孔子曾说：“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孝经》)从这些话语中我们不难看出，他们非常反对对山林的过度采伐和对鱼虾的滥捕滥杀，这体现了古人伟大而朴素的环保意识和“可持续”发展观，也反映了我国人民质朴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愿望。《论语·阳货》：“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说：“仁者，爱人。”（《论语·颜渊》）他认为，人与自然应建立一种爱的关系。人对自然不能只讲索取与征服，必须把自然看作人类的朋友，像爱护朋友一样爱护自然。孔子说：“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后汉书·章帝纪》注引《礼记》）我们知道，孝是为人之本，这就意味着他把人们对生态环境的珍惜上升到道德要求的高度。
孔子也主张“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就是说只用钓钩钓鱼不用大网捕鱼，从数量上进行捕捉的限制，达到保护生物的目的。这些思想归结起来，就是要告戒我们要节制，人口要节制，对自然资源的索取要节制，一切可能造成环境破坏的事情都要有所节制，从而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也就是人和自然的和谐发展。
孟子强调了保护生物资源的重要性。《孟子·梁惠王上》讲的就是这个问题，“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树木不可胜用也。”
荀子说：“列星旋转，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荀子·天论》，以下凡引该书，只注篇名。）就是说，诸如日月星辰、阴阳四时、风雨霜露、山川草木等林林总总的自然物象及其生化运动的规律或秩序，都是构成“天”的物质要素；所谓“天”不过是客观存在着的自然界本身而已。正是基于对“天”的这种自然而客观的存在实质的界定，荀子做出了“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天论》）的哲学判断。荀子主张“制天命而用之”(《荀子·解蔽》)，强调改造自然，战胜自然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同时荀子的思想中还体现了朴素的“可持续”思想，表现在他想到了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具体办法，他指出：“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荀子·王制》) 《荀子·王制》中载：“五谷不时，果实不熟，不粥（鬻）于市；木不中伐，不粥（鬻）于市；禽兽鱼不中杀，不粥（鬻）于市”。从这两条我国古代早期的环境法律规定不难看出，当时的立法对自然资源主要是生活资源的保护。荀子还曾说：“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鱼鳖鳅孕别之时，网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污地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这与当今所谓“可持续发展”也不无可比之处吧。《荀子·王制》把保护自然作为圣王之制，书中说：“圣王之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绝其长，鼋鼍鱼鳖孕别之时，网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气也。”荀子谈到了生物与环境之间的依存关系，“树成荫而众鸟息焉，硫酸而螨聚焉。川渊深而鱼鳖归之，山林茂而禽兽归之。川渊枯则龙鱼去之，山林险则鸟兽去之。”
《韩非子·内储说上》载：“殷之法刑弃灰于街者，子贡以为重，问之仲尼。仲尼（孔子）曰：‘知治之道也。夫弃灰于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则斗，斗必三族相残也。此残三族之道也，虽刑之可也。且夫重罚者人之所恶也；而无为，人之所易也。使人行之所易，而无离所恶，此治之道’”。先秦时就规定：“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以成鱼鳖之长”。
《吕氏春秋》一书中。其中颇有“顺时立政”的意味。书中写道：
孟春之月：禁止伐木，无覆巢，无杀孩虫、胎夭、飞鸟，无麛无卵。
仲春之月：无竭川泽，无漉陂池，无焚山林。
季春之月：田猎罼弋，罝罘罗网，喂兽之药，无出九门。
孟夏之月：无伐大树，…… 驱兽无害五谷，无大田猎。
仲夏之月：令民无刈蓝以染，无烧炭。
季夏之月：令渔师伐蛟取鳖，升龟取鼋。…… 树木方盛，…… 无或斩伐。
孟秋之月：鹰乃祭鸟，始用行戮。
季秋之月：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
仲冬之月：山林薮泽，有能取疏食田猎禽兽者，野虞教导之。…… 日至短，则伐林木，取竹箭。
《管子》一书发挥了《易》天地人和的思想。书中说道“凡人之生也，天地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吕氏春秋》也有关于生态保护的思想。
道家的“顺天”和“天人合一”思想，道家以老庄为代表，是中国古代哲学流派之一。道家思想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天人关系，提出“天”与“人”合而为一，肯定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但并不是自然的主宰。这对中国古代保护环境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庄子曾提出“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庄子·大宗师》)和“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庄子·秋水》)的顺天思想，对自然听之任之的思想固然不可取，但他道出了自然界的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易经》进一步发展了庄子的学说，提出了“天人合一”的观点，书中提出“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里“先天”是指在自然变化未发生前加以引导，“后天”是指遵循天的变化，尊重自然规律、用哲学原理来解释，就是告诉人们既要顺应自然，尊重客观规律，又要注意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改造自然，从而建立起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
《淮南子》主张要想获得更多更好的自然资源，人类就要优化环境，“欲致鱼者先通水，欲致鸟者先树之，水积则鱼聚，木茂则鸟集。”古人也非常强调一种环境整治观，即污染了的环境通过整治也可以变成好环境。汉淮南王刘安发展先秦的环保思想，提出了协调发展农林牧渔大农业的可贵思想。他总结前人的经验说，打猎的不能把野兽全部打尽，不要猎取幼小动物，不要把水排干而捕鱼，更不能烧林而捕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