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要籍
《中国人史纲》：从神话时代不可信史到晚清的历史均在其列，文笔老辣、锱版铢毕现，对春秋战国权以及五胡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这种大混乱史亦有精准的记载。令与中国史事的同时，简单的罗列全球同时期文明历程，实乃不可多得的历史书籍。但个人认为作者的观点受时代影响性较大，可批判式吸收。《上下五千年》通俗易懂，老少皆宜、是历史的入门书籍。《历代政治的得失》钱穆著，深入历史层次，不可多得的典藏良作；从制度、政治、经济、气候、文化以及环境等多方面深度解析中国历朝历代与史上大事件。
B. 求中国历史要籍介绍及选读的《魏孝文帝迁都》翻译
《魏孝文帝迁都》翻译：
魏孝文帝因为平城气候寒冷，夏季六月时还在下雪，而且经常狂风大作，飞沙漫天，所以，准备把京都迁到洛阳。但他又担心文武官员们不同意，于是，提议大规模进攻南齐，打算以这种名义胁迫大家。在明堂南厢东边的偏殿斋戒之后，让太常卿王谌占卜，得到“革卦”，孝文帝说：“‘商汤王和周武王进行变革，是适应上天之命，顺应百姓之心的。’没有比这更吉祥的了。”文武官员没有人敢说什么。尚书、任城王拓跋澄说：“陛下继承几代累积下来的大业，并使之发扬光大，拥有了中原土地，而如今却要讨伐还没有臣服的对象，在这时得到了商汤王和周武王变革的象辞，恐怕这并不全是吉利。”孝文帝立刻严厉地说：“繇辞说：‘大人物实施老虎一样的变革’，你为什么要说这不吉利呢？”拓跋澄说：“陛下作为飞龙兴起已经很久了，怎么到今天又实施如同老虎一样的变革？”孝文帝立刻发怒说：“国家，是我的国家，任城王打算要阻止大家吗？”拓跋澄说：“国家虽然是陛下所有，而我是国家的臣属，怎么可以明知危险而不说出来呢？”孝文帝过了很长时间才缓和了气色，说：“每个人都该说出自己的看法，这又有什么关系！”
孝文帝回到皇官，立刻召见拓跋澄，劈头就说：“刚才关于‘革卦’的事，现在要进一步和你讨论一下。在明堂上，我之所以大发脾气，是因为害怕大家争先恐后地发言，破坏了我一个大的决策，所以，我就声色俱厉，以此吓唬那些文武官员罢了。我想，你会了解朕的用心。”于是命令左右侍从退下，对拓跋澄说：“今天我所要做的这件事，确实是很不容易的。我们国家是在北方疆土上建立起来的，后来又迁都到平城。但是，平城只是用武力开疆拓土的地方，而不宜进行治理教化。现在，我打算进行改变风俗习惯的重大变革，这条路走起来确实困难，朕只是想利用大军南下征伐的声势，将京都迁到中原，你认为怎么样？”拓跋澄说：“陛下您打算把京都迁到中原，用以扩大疆土，征服四海，这一想法也正是以前周王朝和汉王朝兴盛不衰的原因。”孝文帝说：“北方人习惯留恋于旧有的生活方式，那时，他们一定会惊恐骚动起来，怎么办？”拓跋澄回答说：“不平凡的事，原来就不是平凡的人所能做得了的。陛下的决断，是出自您圣明的内心，他们又能有什么办法呢？”孝文帝高兴地说：“任城王真是我的张子房呀！”
孝文帝派录尚书事、广陵王拓跋羽，手持皇帝的符节前去安抚六镇，并征调六镇的突击骑兵。丁亥（初九），孝文帝叩别永固陵。已丑（十一日），孝文帝亲自率领三十多万步、骑兵，从平城出发，大规模向南征伐。命令太尉拓跋丕和广陵王拓跋羽留在平城镇守，并加授使持节。拓跋羽说：“太尉最好全权负责管理，臣可以做他的副手。”孝文帝说：“年纪大的人有经验，能深谋远虑，年纪轻的人有气魄，遇事坚决果断，所以，你不要推辞了。”
孝文帝从平城出发，直到抵达洛阳，天一直下雨，没有停过，丙子（二十八日），诏令各路大军继续向南进发。丁丑（二十九日），孝文帝身穿战服，手持马鞭，骑马出发。文武官员赶紧拦住马头，不断叩拜。孝文帝说：“作战计划已经决定，各路大军将要继续前进，你们还想要说什么呢？”尚书李冲等人说：“我们现在的行动，全国上下都不愿意，只有陛下一个人想实现它。臣不知道陛下一个人走，将要到什么地方去。我们有一心报国效忠皇上的心愿，却无法表达出来，只好冒死向陛下请求。”孝文帝勃然大怒，说：“我现在正要征服外邦，希望统一天下，治理国家，可你们这些文弱书生，却多次怀疑这一重大决策。杀人用的斧钺有它们使用的地方，你们不要再多说什么！”说完，又纵马要走，这时，安定王拓跋休等人一齐来好言劝谏，流泪阻止。孝文帝又告诉大家说：“这一次，我们出动军队的规模不小，出动而没有什么成就，我们将来拿什么让后人看？朕世世代代居住在幽朔，一直想要南迁到中原。如果我们不再向南征伐，那么，我们就应该把京都迁到这里，你们认为这样做怎么样？同意迁都的人站在左边，不同意迁都的人站在右边。”南安王拓跋桢靠近孝文帝说：“‘干成大事业的人，并不向众人征询意见。’如今，陛下如果放弃向南征伐的计划，将京都迁到洛邑，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是老百姓的幸运。”文武百官都高呼万岁。当时，鲜卑人虽然不愿意向南迁移，但是又害怕再向南征伐，所以，也就没有人敢说些什么。北魏的迁都大计，于是确定了下来。
李冲对孝文帝说：“陛下将要迁都洛邑，可是，皇家祖庙和皇宫、府宅都要重新建造，我们不能只骑在马上走来走去，等待它们建成。希望陛下暂时回到代都，等到文武百官把这一切事情做好之后，陛下再备齐仪仗，在宁静祥和的銮铃声中莅临新的京都。”孝文帝说：“朕正要到各个州郡巡查，现在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先到邺城，暂作停留，明年一开春就返回，而不应该先回北方。”于是，派遣任城王拓跋澄返回平城，向留守在那里的官员们宣布迁都的情况，对任城王说：“如今才是‘革卦’上真正的‘革’，你要把事情办好。”
由于文武官员的意见并不一致，孝文帝就对卫尉卿、镇南将军于烈说：“你是怎么想的呢？”丁烈回答说：“陛下圣明的谋略，是为了国家长远的利益，这不是愚昧、肤浅的人所能预测得到的。但如果推测大家的心意，愿意迁都的人和依恋故土的人，正好各占一半。”孝文帝说：“你既然没有公开说自己反对，那就是表示认同了，我深感到你不说话的好处。”于是，派于烈回到平城镇守，说：“留守在朝廷里的一切事情，全都托付给你了。”
乙亥（二十九日），北魏孝文帝到了洛阳西宫。中书侍郎韩显宗向孝文帝上书讲陈了四件事情：其一，认为：“我听说陛下今年夏天舆驾出行，不是去巡视三齐，就是临幸中山。往年冬天大驾停在邺城，虽然正当农闲之时，但仍使每家每户出资出力供奉，不胜辛劳破费。何况现在正是蚕麦刚熟的农忙时节，您大驾所至，百姓将如何忍受得住呢？而且六军冒着酷暑护驾，恐怕要生疠疫。臣希望早点回到北京平城，以便能节省各州张罗供奉的费用，这样就能使营建修缮洛阳都城的工程早日完成。”其二，认为：“洛阳宫殿的旧基，都是魏明帝所建造的，在那时人们就批评他太奢侈了。如今我们的营建，应该缩减规模。还有，近来北都平城的富室大户，竞相比逐宅舍房宇的高下，应该借这次迁都搬移的机会，在这方面定出一个制度。同时，对于都城的道路交通要拓宽加直，水沟渠道也要加以疏通。其三，认为：“陛下您往还洛阳，随从保卫的武器人员很少。皇帝平时住在宫中，还要施行警戒保护措施，何况出外巡察山河呢？对此不可不加以三思。”其四，认为：“陛下耳听雅乐，眼观圣人典籍，口对百官言谈，心虑万机，日头偏西方才吃饭，午夜时分才能入侵。再加上自文明太后去世之后，陛下对她的孝思随着时日的推移而日日加深；陛下还撰写文章，每日都有篇章写成。虽然陛下聪明睿智，这些都不足以成为烦若，但是终非修心养性、爱惜圣体，以保万寿无疆之良策。所以，俯请陛下无为而治，只管重要之事，不必事事亲躬。”孝文帝对上述建议颇有采纳。
韩显宗又上书上帝，指出：过去周成王居处洛阳，但仍保存丰镐为故都；东汉迁都洛阳，而在长安仍置京兆尹。根据《春秋》大义，有宗庙的叫‘都’，没有宗庙叫‘邑’。况且平城这个地方，是宗庙和先帝陵墓所在之地，是朝廷王业的根基所在，其作为一块神奇福地，意义是非常久远的，如今就把它等同于一般的州郡，我私下里非常不安。所以，我认为应该如过去的惯例那样，在平城建置京兆尹，以示崇尚根本，重视过去，光昭万世。
“还有，古代士、农、工、商分别居处，不使杂混，以便他们能各专其业、各安其志。太祖道武皇帝创基立国之始，拨乱反正，日夜操劳，无有闲暇之时，然而仍然不忘区别士族与庶族，不让他们杂混居处，工匠、技人、屠夫、商贩等各有所处，但没有制定禁止措施，时间久了就互相混淆而住了。现在听说洛阳城居民居处制度专以官位来分划，而不以士族庶族分类。官职并非是永久不变的，有时朝得之而夕失之，所以以官位来划分居处，则势必使衣冠之士和仆隶之徒不日而相杂混处。假如同一里居之内，有的人家调教演习歌舞，有的人家讲读《诗》、《书》，在此情况之下，即使让孩子们选择自己的爱好，则必定不能弃歌舞而接近《诗》、《书》。但是，让工匠、伎艺人家学习士人的礼仪习俗，一百年也难以学成；让士人的子弟仿效工匠、伎艺们的举止言谈，一朝半夕就可以学成。所以，孔子指出人选择居处，应居于仁者之里，如此就是美；孟母三次择邻而居，以便使孟子远下贱而近礼仪。这乃是风俗礼仪的根本所在，不可不加以明察。朝廷每次选拔人才，考察其婚姻和仕宦情况作为升降的标准，何其严密认真啊！可是，在安置民众居住事情上，却尊卑贵贱不辨，使他们杂混居住在一起，又是何等的疏略啊！如今正是迁徙初始之时，洛阳城中皆是空地，使工匠、伎艺等行当的人分别居住，甚为容易，一言之令即可以办到，有何疑难而不为，以致使如此盛美之事付之阙如呢？“还有，南朝过去占有淮北之地时，自己比作是中华，在那里设置了侨郡侨县。但是，自从淮北归附本朝管辖之后，这一情况仍然沿而未改，以致名实交错，给文书方面带来诸多不便。所以，现在应该依照地理上的旧名，一一核实，重新加以规定，小的合并，大的分开设置。至于中原地区的郡县，过去我们因为户少人稀而合并撤消了一些，如今人口既然多起来了，就可以恢复旧有设置了。孝文帝看了韩显宗的奏章，非常称赞他的意见。
壬寅（二十七日），北魏孝文帝到北方巡视；癸卯（二十八日），渡过黄河；三月壬申（二十七日），到了平城。孝文帝让诸大臣再次议论迁都的利害关系，各位臣子们都表述了自己对此问题的看法。燕州刺史穆罴说：“如今天下四方没有安定，所以不宜于迁都。况且到时军中缺少战马，这样如何能克敌取胜呢？”孝文帝回答说：“养马的地方在平城地区，何愁没有马呢？如今的都城代京到处恒山的北边，九州之外，并不是理想的帝王之都。”尚书于果接着说道：“我并不是认为代京这块地方就比洛阳好，但是自从道武皇帝以来，就一直居住在这里，老百姓已经安居于此，一旦让他们往南边搬迁，恐怕会产生不满情绪。”平阳公拓跋丕说：“迁都是一件大事，应当通过卜筮来决定。”孝文帝说：“古代的周公、召公是圣贤之人，所以才能卜问宅居。如今没有他们这样的圣贤了，卜筮又有什么用处呢？况且古人曾言：‘卜筮为了决疑，没有犹疑，何必占卜？’过去，黄帝灼龟甲卜吉凶，龟甲烧焦了，黄帝的臣子天老说是‘吉’，黄帝听从了。那么，至美至善的完人知晓未发生的事情，是通过龟兆而审悉的。但是，统治天下做王称帝的人以四海为家，南北不定，哪有常常居留一地而不动的呢？朕的远祖，世世代代居住在北方荒凉之地，到平文皇帝之时方才建都于东木根山。其后，昭成皇帝又营建了盛东而迁居。道武皇帝之时，又迁都于平城。朕很幸运遇上了能平定天下、施行教化的时运，为什么就不能迁都呢？”群臣百僚们不敢再表示反对意见了。
C. 什么是历史要籍
尚”即“上”，《尚书》即是上古之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上古历史文件的汇编。战国时期总称《书》，汉代改称《尚书》，即“上古之书”。因是儒家五经之一，又称《书经》。其内容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现存版本中真伪参半。一般认为《今文尚书》中《周书》的《牧誓》到《吕刑》十六篇是西周真实史料，《文侯之命》、《费誓》和《秦誓》为春秋史料，所述内容较早的《尧典》、《皋陶谟》、《禹贡》反而是战国编写的古史资料。今本《古文尚书》总体认为是晋代梅赜伪造，但也存在争议。 “尚”即“上”，《尚书》意即上古之书。相传由孔丘编选而成，传本有些篇是后人追述补充进去的，如《尧典》、《皋陶谟》、《禹贡》等。西汉初存二十八篇，用当时通行文字书写，即《今文尚书》。另有相传汉武帝时在孔丘住屋壁中发现的《古文尚书》，已佚。东晋梅赜(一作梅颐、枚颐)又伪造《古文尚书》。后来《十三经》中的通行本，即《今文尚书》与梅氏伪书的合编，宋人开始怀疑梅氏伪书，至清渐成定论。今文各篇内容包含商周等代的一些重要史料，如《盘庚》反映商代奴隶社会的情况、《禹贡》记述战国时黄河、长江两流域的地理等。
《尚书》的目录如下
●虞书·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益稷
●夏书·禹贡·甘誓·五子之歌·胤征
●商书·汤誓·仲虺之诰·汤诰·伊训·太甲上·太甲中·太甲下·咸有一德·盘庚上·盘庚中·盘庚下·说命上·说命中·说命下·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
●周书·泰誓上周书·牧誓·武成·洪范·旅獒周书·金滕·大诰·微子之命·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蔡仲之命·多方·立政·周官·君陈·顾命·康王之诰·毕命周书·君牙·冏命·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
2、《逸周书》
班固认为是周代的史书，刘向则认为是周代的“诰誓号令”文献集。但自唐以来，学者多怀疑《逸周书》非古人原本，成书时间约在战国、秦汉间。其中有些史料，如世浮、克殷、商誓篇的文字体例当属西周初，其中所载社会情形与习尚，亦多与甲骨卜辞和古金文所载相合，当属周初。
《逸周书》中的篇题，有的是后人作作注解时增加的，如书中的第一篇“度训解第一”的“解”字，就是晋代的孔晁作注时加上去的，这是我们在阅读时要注意的。
3、《春秋》
是周末鲁国的编年史，记载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0）间242年的历史。因相传经过孔子的删定整理。所以成为儒家的“五经”之一。
《春秋》是我国史书中编年体之祖。后世如荀悦的《汉纪》、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刘恕《通鉴外纪》、毕沅《续资治通鉴》、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十多种史书等皆仿此体例。它与后来司马迁《史记》的纪传体成为中国历史著作两种最基本的体裁。
D. 西方文明有什么重要的史藉
古代希腊罗马的史学 西方史学导源于古希腊。希腊最早的史迹是靠荷马史诗流传下来的。相传在公元前9世纪,盲诗人荷马把民间流传的希腊人战胜特罗亚人的事迹编删为两部史诗：一为《伊里亚特》，一为《奥德赛》。这两部史诗大约到公元前 6世纪中期才用文字写下来。荷马史诗充满着神话和文学的渲染，然而从中可以想见公元前12～前9世纪时希腊人的社会概况。
希腊人在爱琴海东岸、小亚细亚西部所建立的殖民地伊奥尼亚是希腊文化的摇篮。公元前6世纪后半期,伊奥尼亚出现了许多用散文来写作的纪事家，如赫卡泰厄斯、狄奥尼修斯和查隆等。纪事家所写的题材范围很广，他们或是把口舌相传的故事记载下来，或是用古人的事迹来进行道德教育，或是把自己在异邦绝域的见闻写成游记，或是根据口碑和文献资料来编写历史。他们有闻必录，力求使自己的记载与事实相符。后来，这种求真的精神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成为希腊史学中最宝贵的传统。
古希腊史学的开山之作是希罗多德所著之《历史》。此书以描述希波战争为中心内容，亦称《希波战争史》。希罗多德著书的目的，如他本人所说“是为了保存人类所达成的那些伟大成就，使之不致因为年代久远而湮没不彰，为了使希腊人和异邦人的那些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其应有的光彩，特别是为了要把他们之间发生战争的原因记载下来，以永垂后世”。
希罗多德所著之《历史》最初约在公元前 430年问世，比中国孔子所著的《春秋》要迟四五十年，但它是西方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备的历史著作，所以后来罗马哲学家西塞罗称希罗多德为“史学之父”，以后这个美名一直在西方沿用下来。
与希罗多德同时的修昔底德是古希腊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他所著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体现了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缜密的史学方法，记载翔实，可称为信史。他把当时希腊哲学家们那种追求真理的精神和逻辑方法应用到历史研究中去，为后世的历史编纂学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修昔底德写道：“在叙事方面，我决不是先入为主，一拿到什么材料就写，我甚至不敢相信我自己的观察就一定可靠。我所记载的，一部分是根据我亲身的经历,一部分是根据其他目击其事的人向我提供的材料。这些材料的确凿性，总是尽可能用最严格、最仔细的考证方法检验过的。……我的著作不是为了迎合人们一时的兴趣,而是要作为千秋万世的瑰宝。”凭着这种精神,修昔底德的著作是不朽的。
在修昔底德之后,古希腊著名的史学家有色诺芬。他是个多产作家,著有《希腊史》、《长征记》（亦译《远征记》）、《居鲁士的教育》、《斯巴达政体论》、《回忆苏格拉底》、《经济论》、《论税收》等书。在这些著作中，比较出色的是《长征记》。
公元前2世纪中期,希腊世界被罗马人的武力所征服，成为罗马帝国的一部分。然而这时希腊的史学仍在发展，产生了古代欧洲最杰出的历史学家波利比奥斯。
波利比奥斯所著的《通史》(亦称《罗马史》)，系以罗马的武力扩张及其政治制度的演变为中心，始自公元前218年第二次布匿战争的爆发，止于公元前146年迦太基的灭亡和希腊各邦的被征服。然而，他所记载的不仅是罗马的历史，而是他所知道的那个“世界”的历史。在他的著作中，地中海沿岸各国、各民族的历史都占到其所应有的比重。波利比奥斯可称为“史学家中的史学家”，在古代西方史学家中，波利比奥斯的著作最合乎科学方法的要求。
罗马的史学兴起比较晚。从公元前 8世纪中期至公元前3世纪中期这500年间，罗马竟没有产生过一个历史学家。一直到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罗马才开始出现堪称为历史的著作。
第一位著名的罗马历史学家是Q.费边·皮克托尔(约生于公元前254)。他写了一部《罗马史》，始自传说时期，止于公元前 3世纪末年，对第二次布匿战争的经过有精详的记载。波利比奥斯和T.李维都曾读过费边·皮克托尔的著作，李维曾以崇敬的心情称费边·皮克托尔为罗马最古老的历史家。
罗马史学真正的奠基者是M.P.加图（老）（公元前234～前149）,他著有《罗马历史源流》7卷，他认为历史著作必须达到“垂训”的目的，宣扬爱国思想，把古圣先贤的事迹当做进行道德教育的教材，以培养青年一代的优良品质。这部书早已失传，后世只能从其他古典作家的引述中略知其梗概。
公元前 1世纪中期，罗马的史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代表人为 G. 萨卢斯特。他著有《喀提林叛乱记》和《朱古特战争史》。这两部书对理解罗马共和时代末期的政事均甚重要。
G.J.凯撒不但是政治上、军事上的风云人物，而且在史学上也有贡献。凯撒在戎马倥偬之际，留下了两部重要的历史著作：一为《高卢战记》；一为《内战记》。前者是记述他经营高卢的始末,其中包括他对高卢人、日耳曼人所进行的一系列战争以及他于公元前55、前54年两次侵入不列颠的经过；后者是记述他战胜庞培及其党羽的经过。这两部史著都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而且文笔简练，晓畅可读。
在“奥古斯都时代”（即屋大维执政时期，约公元前31～公元14），罗马的国势强盛，学术上也呈现出高度繁荣，产生了伟大的历史家李维。他竭毕生之力，写了一部通史性质的《罗马史》，始自罗马建城时期，止于公元 9年。在西方史学中，首创通史体例。李维的历史著作，洋溢着爱国热忱，意存劝诫而且褒贬分明。其书原有 142卷，惟大部分已散佚，今仅存35卷以及少数残篇。古罗马最伟大的历史家,无疑当推C.塔西佗,他的主要著作有《关于雄辩术的对话》、《阿格里科拉传》、《日耳曼尼亚志》、《历史》(亦称《罗马史》)和《编年史》（亦称《罗马编年史》）。公元 1世纪罗马帝国的历史，主要是靠塔西佗的记载而流传下来的。他在政治上倾向于贵族共和，对帝制深为不满。他的史著被称为“惩罚暴君们的鞭子”。
与塔西佗同时的普卢塔克是古代最著名的传记家。他的传世之作是《希腊、罗马名人合传》（简称《传记集》）。他所写的这些传记，实际上都是通过具体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来宣扬自己的伦理思想。而其文瑰丽多姿，夹叙夹议，极其生动有致，所以传诵甚广。
中古时期欧洲的史学 在中世纪西欧史学中占支配地位的是基督教史学。基督教史学家用基督教神学的观点解释历史,认为人类的一切都是上帝预先安排好的,一部历史就是上帝意志的体现。基督教神学家圣·奥古斯丁所著的《上帝之国》支配着西欧的思想界。基督教史学家认为《圣经》中所说的一切都是不容置疑和争辩的。而希腊、罗马古典作家的著作则受到鄙薄，往往束之高阁甚至散佚失传了。
基督教史学是不足为信的。然而，基督教史学家的纪年方法，以后却被沿用了下来。基督教史学家以传说中的耶稣基督诞生之年为准，大大简化了纪年方法，并且为各国历史纪年的统一提供了一个方案。
拜占廷的史学 在公元7世纪以前,拜占廷在文化上大致还保持着希腊、罗马的传统。基督教会的势力不像在西欧那样至高无上，它是隶属于皇帝，作为专制政体的支柱而存在的。因此，与同时期西欧各国的文化比较起来，拜占廷文化具有较多的世俗性。查士丁尼一世皇帝在位时，拜占廷帝国的国势最为强盛，出现了最著名的史学家普罗科匹厄斯。他留下两部重要的著作：一为《当代史》（即《查士丁尼皇帝征战史》）。主要是记述东罗马帝国兴兵灭汪达尔王国、东哥特王国，并移师向东与波斯帝国争衡的经过；一为《秘史》，描述查士丁尼时代的宫廷内幕，对当时的显贵人物颇多讥评。
拜占廷的学者致力于古籍的整理，其中贡献较大的是大教长佛提乌（约820～891）。他编纂了一部《群书摘要》,辑录的古典著作达280种之多。有不少古典著作赖有佛提乌的辑录而保存了下来。
5～13世纪西欧各国的史学 在中世纪的西欧,史学和其他的学科一样，是神学的奴仆。当时西欧的载笔之士多为僧侣，他们留下一些编年史和传记。兹按照国别略述如下：
① 意大利。在中世纪初期,意大利著名政治家、史学家F.M.A.卡西奥多鲁斯(约490～585)著有《哥特史》12卷，是研究东哥特王国历史的第一手材料。惟此书原本已经散佚，只能从朱尔丹尼斯所作的节本中略见其梗概。
伦巴德人入侵意大利北部的历史，是由基督教执事保罗（约720～799）记载下来的，保罗所著之《伦巴德史》是中世纪欧洲史学的要籍之一。
中世纪后期，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约1254～1324）口述、鲁斯蒂恰诺（或鲁斯蒂切洛）笔录的《马可·波罗游记》，即《东方见闻录》，广泛介绍了东方各国特别是中国的概况，被称为“世界一大奇书”。
② 法兰克王国。法兰克王国的第一位历史学家是都尔城的主教格列高利（约538～594）。他著有《法兰克人史》10卷，始自传说时期，止于591年,对法兰克王国早期的历史作了精详的记载。
9世纪初著名的传记家爱因哈德(约770～840)。用华美的文笔写了一部《查理大帝传》，此书是世界历史文库中的要籍之一，传诵甚广。
③ 西班牙。中世纪早期西班牙最著名的历史家是伊西多尔（约560～636）。他曾当选为塞维利亚城的主教。著有《西哥特、汪达尔、苏维汇诸王的历史》，记叙西哥特人、汪达尔人、苏维汇人迁徙和建国的经过。
④ 英格兰。英国史学的奠基者是比德。他著有《英国教会史》，所叙史事止于 731年。此书虽然主要是叙述天主教在不列颠传布的经过，但也涉及到当时英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
英国早期的史事，主要是赖有《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而流传下来的。从7、8世纪起，盎格鲁、撒克逊各邦的宫廷和寺院中已经有人开始撰写编年史，及至英国统一后，阿尔弗烈德大王在位时，组织了一批学者，把从前各地所积累下来的编年史加以删改和增益，汇编在一起，命名为《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
英国的第一位通史作家是亨廷顿的副主教亨利（约1084～1155）著有《英国史》，所叙史事始自G.J.凯撒时代，止于1154年。
13世纪，英国产生了编年史家M.帕里斯（约1200～1259）。他的著作对1215年《自由大宪章》的制订和英国国会的起源均有记述。
⑤ 德意志。在西欧各国中,德意志的史学兴起比较晚。11世纪中期,德意志出现了编年史家兰伯特·冯·黑尔斯费尔德(1025～1088)。他用宗教史观写了一部《编年史》，始自远古，止于1077年的“卡诺莎事件”。
埃克哈德·冯·奥拉(?～1125)著有《世界编年史》5卷。前3卷叙述自上古直至查理曼时代的史事,后2卷记载自查理曼直至亨利五世当政时期的史事。此外，他还写了一部《神圣罗马帝国史》。
中世纪德意志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是弗赖辛的主教奥托（约1111～1158）。他留下两部历史著作：一为《编年史》，以《圣经》中所说的“创世记”作为开端，一直写到1146年；一为《皇帝腓特烈传》，记述这位皇帝连年用兵的经过。
14世纪以前东欧各国的史学 东欧国家形成比较晚。这些国家的史学兴起于10世纪以后。
捷克最早的一位历史学家是布拉格的科斯马斯（约1045～1125）。著有《波希米亚史》3卷,是捷克第一部堪称为历史的著作。
在12、13世纪之际，波兰产生了历史学家W.卡德武贝克（约1160～1223）。著有《波兰史》 4卷，始自传说时期，止于1203年，是波兰史的开山之作。
这时匈牙利最早的史籍是记述阿尔帕德王朝第一位国王斯蒂芬一世（977～1038)生平事迹的《大实录》和《小实录》，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俄国最早的一部历史著作，是涅斯托尔的《编年纪事》。相传涅斯托尔生活在12世纪初年。其所撰之《编年纪事》，始于公元 9世纪中期，止于1110年，为基辅罗斯时代最重要的史籍。
中世纪俄国最重要的一部文献资料，是《诺夫哥罗德编年史》。在诺夫哥罗德大公国的一个寺院里，从11世纪初叶起就有人开始撰写编年史，逐年把重大事件记载下来。此项工作一直继续到15世纪末期。所以，从11世纪初叶直到15世纪末期这 500年间俄国历史上的大事，其中包括金帐汗国统治时期的史事，在《诺夫哥罗德编年史》中都有反映。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史学 意大利第一个著名的人文主义历史学家是L.布鲁尼(1369～1444)。他首先在史学领域内打出“人文主义”的旗帜,用华美的文笔,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普卢塔克等名家的作品译为拉丁文，并用意大利方言为文艺复兴的先驱者但丁、F.彼特拉克撰写传记。此外,他还著有《佛罗伦萨史》12卷,始自建城时期，止于1404年，把佛罗伦萨城邦的发展过程作了精详的叙述。
与布鲁尼同时而稍晚的人文主义历史学家F.比昂多(1388～1463)，著有《罗马衰亡以来的千年史》。比昂多把从 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直到文艺复兴这约1000年间叫做“中世纪”，意为介于两个文化高峰之间的一段历史时期。“中世纪”一词，最初就是这样提出来的。
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的疑古精神和考证学有所发展。在这方面,意义特别重大的是L.瓦拉(1406～1457)对《君士坦丁的赠与》这一文件的辨伪工作。瓦拉以渊博的知识和精密的考证方法，令人信服地证明这一文件出于伪造，从而狠狠地打击了教皇的权威。
以政治理论家著称的N.马基雅维利也是一位杰出的人文主义历史学家。1513年,马基雅维利写成《君主论》（亦译《霸术》）一书，侈谈君主为了国家的利益可以蔑信弃义。晚年，著有《佛罗伦萨史》 8卷，始自日耳曼“蛮族”入侵时期，止于1492年。马基雅维利是用新兴资产阶级政治家的眼光来写历史的，他以古喻今，借历史事实来宣扬改革之道，读之令人知所鉴戒。
比马基雅维利稍晚的F.圭契阿迪尼(1483～1540)也是一位有成就的人文主义历史学家。圭契阿迪尼第一次打破地区的界限，把意大利各邦的历史熔于一炉。著有《意大利史》20卷，是近代西欧民族主义史学的先导。
在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繁荣，也产生了艺术史家G.瓦萨里（1511～1574）。著有《意大利艺苑名人传》。
文艺复兴时期西欧其他国家的史学 中世纪晚期法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是J.弗鲁瓦萨尔（约1337～1410）。他生活在英、法百年战争期间，用法文写了一部《法国、英国、苏格兰、西班牙编年史》，所叙史事始自1326年，止于1400年左右。主要是记载百年战争的战况和有关各国的外交活动。
法国的第一位人文主义历史学家应该首推P.de康明（1447～1511）。他是个政治活动家，晚年写成《回忆录》8卷,追述15世纪后半期法国的政事。他强调历史学的实用价值，告诫政治家和外交家必须熟读历史，因为那是理解现实生活的一把钥匙。
文艺复兴时期英国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 T.莫尔，也是一位人文主义的历史学家。在名著《乌托邦》之外,他还写了一部精粹的历史著作《理查三世传》，以敏锐的观察力和生花之笔，绘形绘声地刻画了理查的阴险狠毒及其最后的被杀，鞭挞了这个历史上罕见的暴君。
16世纪下半叶，英国产生了编年史家R.霍林谢德(?～约1580）。他编写了一部体大思精的《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编年史》，始自传说时期，止于伊丽莎白当政初年。霍林谢德的著作被认为是信史，许多文学家都从中吸取创作的素材。W.莎士比亚的名剧如《李尔王》、《麦克白》、《辛白林》等，大部分均取材于此。
伊丽莎白一世时代(1558～1603)英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还应当推W.卡姆登(1551～1623)。他代表新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利益,用历史来为资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卡姆登留下两部重要著作:一为《大不列颠志》,一为《伊丽莎白女王在位时期的英国史》。有人认为，近代英国的史学是从卡姆登开始的。
被K.马克思誉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的F.培根(1561～1626)，也是一位历史学家。除了《新工具论》、《论学术之进步》等名著外，他还写了一部《亨利七世在位时期的英国史》。培根认为历史是最好的政治教材，多识前言往行，能启人心窦。他说："哲学使人深邃,数学使人严密,历史使人明智。"
荷兰人文主义学者P.C.霍夫特(1581～1647)，著有《尼德兰史》20卷，描述尼德兰革命期间那些可歌可泣的事迹，读之令人奋起。
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是个多方面的人物，以一身兼为哲学家、诗人、戏剧家、政论家和历史学家，著述宏富。伏尔泰把“理性主义”应用于历史研究，主张要理智地看看过去，衡量前人的功过得失，写出“有哲学意味的历史”。他扩大了历史学的领域，认为举凡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诸如政治、科学、文艺、风俗习惯、农业、工艺、商业、生产技术的演进、饮食起居、人口的增加等等，均为历史研究的范围。在这一点上可以说，他是文化史的真正的奠基者。伏尔泰留下 4部比较重要的史著:《瑞典王查理十二传》、《路易十四时代》、《风俗论》、《彼得大帝时代的俄国史》。其中最足以代表其史学观点和文章风格的是《路易十四时代》。
启蒙时期德意志最博学的历史学家应推 A.L.von施勒策尔(1735～1809)。他著有《俄国史》、《北欧诸国史要》和《世界历史概略》。
与施勒策尔同时的L.T.施皮特勒(1736～1794)，也是启蒙时期德意志杰出的历史学家。他留下两部比较重要的史著：一为《基督教会史》，叙述基督教会在历史上的作用；一为《欧洲各国史要》，着重叙述西欧各国文化的演进轨迹。施皮特勒的著作反映了资产阶级自由派的观点，要求达成德意志的统一并建立资产阶级代议制的政府。
德意志文学家 J.C.F.von席勒(1759～1805)，也是一位有成就的历史学家。他的两部文情并茂的历史著作：一为《尼德兰革命史》，叙述尼德兰人民反抗西班牙封建统治的斗争及荷兰共和国的成立；一为《三十年战争史》，记载三十年战争期间那些惊心动魄的事迹和德意志人民所遭受的种种苦难。此外，他还写过很多历史剧，如《瓦伦斯坦》、《威廉·退尔》、《奥尔良的姑娘》等。席勒是个才华横溢而又富于革命情操的人，他的著作在反封建的斗争中起过积极作用。
17世纪末～18世纪末英国的史学 17世纪末、18世纪初，英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是G.伯内特(1643～1715)。他著有《英国宗教改革史》和《我这个时代的历史》。他代表辉格党人的观点，竭力赞美1688年“光荣革命”所达成的妥协。18世纪英国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D.休谟也是一位历史学家。著有《英国史》 6卷，始自公元前55年罗马统帅凯撒入侵不列颠，止于1688年的“光荣革命”。此书为18世纪出现的最为详备的英国通史，传诵甚广。 与休谟谊兼师友的W.罗伯逊(1721～1793)，在历史学方面的成就比较大。主要历史著作有：《苏格兰史》、《皇帝查理五世在位时期的历史》、《美洲史》和《印度古史谭》。罗伯逊的治学态度颇为谨严。他认为历史家记事载言，必须有文献根据。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每一章后面都附有注释和参考书目，注明出处，以昭信实。
18世纪英国最杰出的历史学家无疑要推E.吉本，他用“罗马帝国的衰亡”这一概念来概括2～16世纪这1500年间欧洲的史事。他竭毕生之力，写了一部卷帙浩繁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此书共分71章，从奥古斯都时代开始，以16世纪的宗教改革作为结束。吉本虽然主要是记述罗马帝国由盛而衰的经过,但也提到波斯、匈奴、日耳曼诸部族、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在他以前，欧洲还不曾有过这样规模宏大的通史著作。
吉本认为罗马帝国的衰亡是由于“基督教和野蛮主义”的胜利。其书的第15章和第16章，专论基督教的兴起及其本质，寓褒贬于深沉，既是历史性的叙述，也是辛辣的讽刺。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代表着英国资产阶级史学的高峰，是启蒙时期西欧最重要的历史著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