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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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三七开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看历史我们要古为今用，向学生介绍一个中华民族英雄人物，其意可嘉。作者担心的是，以我们急功近利的心态，可能不会把故事背后复杂的历史文化现象厘清，而纯粹把岳飞当成是一种歌颂“守将”的宣传，把一个丰富的历史事件表面化、苍白化，结果弄到最后，岳飞到底是忠于什么，谁也搞不清楚。 吴俊刚先生的宏文《不宜轻侮忠义之士》（刊10月23日《联合早报·言论》版）中所说的“华文报方块作者”，虽未指名道姓，却是指区区在下无疑，这里先不打自招。 吴先生要教训我的是，我们不应该以今天的眼光为忠义之士胡乱安上愚忠的罪名，并加以轻侮。说实在的，这样的指责我担当不起。读者如果曾细读小文《岳飞》，当可发现，那是莫须有的罪名。我只是想说明，在岳飞的故事中，包含着两种“忠”的冲突。如果我们要把岳飞的故事拿来当教材，首先就应该厘清这个文化符号背后复杂的历史文化现象，如此而已。本文旨在进一步阐明这个观点。 但在进入正题之前，要先把一点想法交代清楚。我们今天大谈岳飞是不是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民族英雄，其实是在20世纪民族主义大兴后，“民族国家”(nation-state)被当成是人们无可争议的效忠对象的观念下的产物。事实上，当“民族”、“国家”的合理性被无限扩大，往往会成为暴力的根源，或者是某些人压制另一些人的工具。这点，已有不同领域的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阐述，但由于问题过于复杂，不是本文所能讨论的。这里只想说明，我不认为“爱国”就是一种不可质疑的高尚情操，最低限度，我们也该问：爱什么样的国？如何爱国？但为了行文方便，我们暂且把这个问题搁置一旁，先假定爱国、爱民族是人类伦理道德的最高表现。 谁是黑脸谁是白脸不重要 我以为，我们今天看待历史，可以有两种态度，或者说，两种层次。一是为学问而学问，要设法弄清历史上发生过的事。在进行这项工作的时候，纯粹就事论事，不含价值判断，不以今非古。在这个层次上，谁是黑脸谁是白脸并不重要。比如在研究岳飞时，就不必管岳飞秦桧孰忠孰奸，主战派和主和派，到底谁正义谁邪恶，这样才可以更深入地探讨问题，提出引人深思的观点。如有学者就指出，南宋主和主战两派的斗争，可能隐含了南北两地士绅阶层的利益冲突。这当然是一家之言，我们可以选择接不接受，但显而易见，在这个层次上，善恶的问题是很次要的。 当然，不含价值判断不表示就百分之百的客观，任何历史著作都是某个时代的产物，必然要回答那个时代所关心的问题，所以我们不仅需要把岳飞本人放到他所处的历史背景中考虑，也要把所有关于岳飞的史料做如是处理。吴先生引岳飞的孙子岳珂记载岳飞言行的史料，而不考虑其中是否有对其祖的过份溢美之词，显然有违严谨的治学之道。 更何况，当吴先生说要把历史人物放到他所处的历史背景中，我还以为吴先生是要提醒我们对历史人物应该有一“同情的了解”，可是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吴先生对待以秦桧为首的主和派，却和他自己标榜的态度背道而驰。左一句“奸臣”，右一句“内奸”，一味口诛笔伐，使人怀疑吴先生是否真能如斯客观，真能如他自己所说，要注意历史人物的时代局限，不要一笔抹杀，全盘否定？ 让历史人物到我们的时代 其实所谓时代的局限，是我们自己的，而不是古人的局限，因为我们要古人为我们所用，我们就只好把自己的价值观套到古人头上，这其实就是第二种对待历史的态度。我们着眼于今天，要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就得让历史人物到我们的时代来和我们交流。我们今天谈“逃兵”、“守将”，无端端扯上岳飞，正是在做这样的事。在这个层次，就需要牵涉到价值判断，以及以今天的标准评价历史人物。我们常说，对历史人物的思想言行，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其实所谓精华糟粕，完全是我们自己下的定义，因为我们必须考虑，历史人物的事迹，是不是能够在今天为我们提供某种积极的意义。 刘子健教授关于岳飞的文章，同时兼顾到这两种对待历史的态度。他首先讨论岳飞的事件，试图说明宋高宗是杀岳飞的主谋，秦桧在很大程度上是代罪羔羊。他进一步说，岳飞之死，以及他后来享有如此崇高的地位，是因为在古代中国，“忠”主要是指忠君而不是忠于国家民族，岳飞的故事，正是这一类“忠”的典范。当然，刘教授用意不只是为学问而学问。他本人对中国古代的极权专制深恶痛绝，因此提醒现代人在宣扬“忠”的时候，要注意其中不符合现代民主社会的价值观，别让它成为灌输愚忠愚孝的工具。 对愚忠的批判完全一致 至于吴先生所极力推荐的邓广铭教授，据我了解，也同时兼顾到这两种态度。他以大量的史料证明秦桧是主谋，同时岳飞也是一个敢于反对宋高宗意见的将领，所以绝不能算是愚忠，他最后放弃兵权，完全是为了大局着想。从纯粹史学研究的角度看，刘邓二位教授的结论南辕北辙，但如果从评价历史人物的角度看，他们对于愚忠的批判则是完全一致的。不难想像，如果邓教授经研究后发现，岳飞的确只对皇帝惟命是从，他才不会理会什么时代局限，而是马上对岳飞痛加针贬了。比如邓教授就面对岳飞镇压“农民起义”这个棘手的问题。岳飞镇压杨幺等人的军事活动，如果是在1949年以前，那是完全不存在问题的，可是在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里，邓教授就得特地挑出岳飞的这个“罪行”，说岳飞“欠人民血债”，是一个“负有罪咎的人”，所幸岳飞还有破金兵的事迹可以“将功赎罪”。所以邓教授同样是以他所处的时代的价值观去评判岳飞，可是为什么吴先生对邓教授如此推崇，而对我辈要求检视岳飞的故事，看看其中是否含有不适用于今天的，愚忠的成份，就说是一棍打死一个中华民族的英雄人物？ 我们要古为今用，要向学生介绍一个中华民族英雄人物，其意可嘉。我所担心的是，以我们急功近利的心态，我们会完全不以第一种态度去尽可能把故事背后复杂的历史文化现象厘清，而是直接以第二种态度，纯粹把岳飞当成是一种歌颂“守将”的宣传，把一个丰富的历史事件表面化、苍白化，结果弄到最后，岳飞到底是忠于什么，谁也搞不清楚。 走笔至此，想到小时候读岳飞故事时的疑惑：为什么岳飞要听皇帝的话，不但自己白白牺牲，还失去收复北方的大好良机？岳飞是不是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忠，辜负了国家民族？ 当时的我会这么问，难道今天的学子就不会？我们要把岳飞的故事当成教材，不可能只告诉学生岳飞是如何威风凛凛大败金兵，还得告诉他们，岳飞是怎么死的。到时，我们就不可避免地得面对岳飞到底是忠于什么的问题，那我们是应该仔细向学生解释两种忠的不同，还是大喝一声：“我说岳飞忠就是忠，你多问什么？竟敢如此轻侮忠义之士，也不去照照镜子！”
『叁』 历史的情感为什么只有哀伤
因为你看到的只有哀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