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历史

② 故宫博物馆的发展历史

其始建于努尔哈赤时期的一六二五年，建成于皇太极时期的一六三六年，后经康熙、乾隆皇帝不断地改建、增建，形成了今日共有宫殿亭台楼阁斋堂等建筑一百余座，屋宇五百余间，占地面积达六万平方米的格局面貌。这是清王朝亲手缔造的第一座大气庄严的帝王宫殿建筑群，其浓郁多姿的满族民族风格和中国东北地方特色，都是北京明清故宫所无法比拟的。
作为满汉建筑艺术融合得尽善尽美的范例，沈阳故宫既是中国最著名的历史古迹和旅游胜地，也是当之无愧的优秀世界文化遗产。沈阳故宫的创建有着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背景。十六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发祥于中国东北长白山林的建州女真人，在一位充满激情的传奇英雄——努尔哈赤的领导下，经过三十六年的征抚，完成了女真的统一大业。在统一包括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东海女真等在内的战争中，努尔哈赤在女真人原有狩猎组织牛录的基础上，创建了八旗制度，规定每三百人设一牛录额真（佐领），五牛录设一甲喇额真（参领），五甲喇设一固山额真（都统），是为一旗，共有正黄、正白、正红、正蓝、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八旗。全民入旗，以旗统军、以旗统民，将女真社会的军事、政治、经济、行政、司法等融为一体，使原分散的女真各部变为一个组织严密、生机勃勃的社会机体，为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族登上历史舞台做好了一切准备。一六一五年，努尔哈赤于赫图阿拉建立了大金国（史称后金），自称抚育列国英明汗。后经过萨尔浒之战、开（原）铁（岭）之战、沈（阳）辽（阳）之战、广宁之战等多次大捷，金国国势日盛，都城也几经迁徙。
一六二五年，努尔哈赤出于战略考虑，定沈阳为都城，并在沈阳旧城的中心，修建了议政之所——大政殿和十王亭，是为营建沈阳故宫之开端。一六二六年努尔哈赤辞世，其与孝慈高皇后所生之第四子皇太极继承汗位，又续建了由大清门、崇政殿、凤凰楼、清宁宫、麟趾宫、关雎宫、衍庆宫、永福宫等组成的大内宫阙。就是在这座宫殿里，皇太极将女真改称为满族，于一六三六年将国号改称为“清”，并正式确定了宫殿之名。
迄皇太极逝世止，几度岁月沧桑，多少风云变幻，盛京宫殿始终是清王朝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一六四三年，皇太极与庄妃所生的第九子福临即位，是为顺治帝。此时清朝已足以与明朝抗衡而一争天下。一六四四年，八旗军纵横捭阖，一举攻占北京而定鼎中原，确立了清王朝对全国的统治权。
清迁都入关后，盛京皇宫成为“陪都宫殿”，以开国先皇“龙兴重地”之宫阙圣迹的崇高地位，倍受清历代帝王特殊的重视。在一六七一年至一八二九年的一百五十年间，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四朝皇帝曾先后十次东巡故里，拜谒祖先陵墓的同时，还要瞻仰先皇使用过的旧宫圣迹和遗物，一抒自己对祖先开国创业功德的仰慕之情。
因此，为供东巡盛京的皇帝和后妃居住之用，乾隆帝对盛京皇宫进行了多次改建和扩建，形成了先皇旧宫与皇帝行宫并存的特色；其增修的西路建筑，又使沈阳故宫拥有了东中西三路建筑中轴对称的新格局。不仅如此，乾隆帝还源源不断地从北京运送来洋洋大观的皇家珍宝于此贮藏，以示“不忘根本”，使沈阳故宫成为当时与北京宫苑和热河行宫齐名的清代皇家三大文物宝库之一。

③ 河北省博物馆的发展历史

河北博物院位于石家庄市文化广场，北起中山路，南到范西路，东临东大街，西至西大街，是河北省省级综合性博物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一级博物馆。河北博物院的前身是河北省博物馆，成立于1953年4月，馆址设在保定古莲花池院内，1982年搬迁到省会石家庄，借用河北省展览馆办公并举办展览。1986年展览馆、博物馆合并改建为河北省博物馆，次年正式开馆。随着博物馆事业的不断发展，2006年河北省委、省政府决定改扩建河北省博物馆，同年开工建设。2013年6月8日对外试开放，2014年6月9日正式开放，同时河北博物院揭牌。河北博物院的正式开放，是河北省博物馆事业发展新的历史起点，必将开启河北文博事业的新篇章。现馆舍建筑分为南北两区，北区建于1968年，原为“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外观仿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廊柱式建筑，总建筑面积20028平方米，建筑风格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点，2001年被河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河北省文物保护单位。南区为新建区，总建筑面积33100平方米，总投资6.28亿元。新建筑周围环以高大的廊柱，与北区建筑形制和主色调相呼应。河北博物院总建筑面积53128平方米，展览面积22000余平方米，建筑巍峨壮丽，和谐统一，是石家庄市标志性文化景观。河北博物院有文物藏品15万件，其中一级品334件（套），二级品1910件（套），三级品16313件（套）。以满城汉墓出土文物、河北古代四大名窑瓷器、元青花、石刻佛教造像、明清地方名人字画以及抗日战争时期文物最具特色。另外，馆内藏书5万余册，不少是明清善本图书，为河北省地方志主要收藏单位之一。河北博物院集合省直文博单位文物藏品优势，撷取河北历史上最为精彩的篇章，推出新馆基本陈列体系，共9个常设陈列：《石器时代的河北》、《河北商代文明》、《慷慨悲歌——燕赵故事》、《战国雄风——古中山国》、《大汉绝唱——满城汉墓》、《百年掠影——近代河北》（暂未开放）、《北朝壁画》、《曲阳石雕》、《名窑名瓷》。通过5000余件（套）精美的文物和现代化的展示手段，记录了河北200万年来承先启后的人类发展史。河北博物院每年还举办多个有关当代文化艺术、社会热点透视、国内外文物交流及其它各类型的临时展览，极大丰富了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60年来，河北博物院在文物的收藏、研究、陈列展览、宣传教育以及国内外交流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新的河北博物院正凭借其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现代化的陈列展览，洁净、舒适的参观环境，以崭新的面貌迎接观众的到来。

④ 北京介绍历史的博物馆

故宫是最好的，其实还可以去军事博物馆，里面有枪支和军械的历史发展，有关民族历史的可以去中华世纪坛。北京到处都是历史！

⑤ 北京与历史有关博物馆

中国国家博物馆：
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6号
乘1、2、10、59、120路，或地铁1号线天安门东站下
中国国家博物馆是一座以历史与艺术为主，系统展示中华民族悠久文化历史的综合性博物馆。博物馆集文物征集、考古、收藏、研究、展示于一身，系统地收藏了反映中国古代、近现代、当代历史的珍贵文物。
首都博物馆：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16号
乘1、4、52路工会大楼站下车；或地铁1号线木樨地站下
首都博物馆是一座融古典美和现代美于一体的建筑艺术品，既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又呈现鲜明的现代感。博物馆共分为三栋独立的建筑，包括矩形展馆，椭圆形专题展馆，条形办公科研楼。这里的展览陈列多为首都博物馆历年收藏的珍品和北京地区的出土文物
北京民俗博物馆：
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外大街141号
乘101、109、110、112、750、846、855、858路神路街站下
北京民俗博物馆设在集元、明、清古建群为一体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京东岳庙，是京城唯一一家国办民俗类博物馆。博物馆旨在保护、挖掘东岳庙历史文化，征集北京地区民俗文物，研究、展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博物馆内常年举办老北京民俗风物系列展，每逢春节、端午、中秋等重要传统节日都举办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
宣南博物馆：
北京市宣武区长椿街9号
乘6、57、715路牛街站下
京城名刹长椿寺修缮一新后特辟为宣南博物馆。该馆建筑面积2000多平方米，投资近千万元。博物馆设有“悠悠宣南”、“宣南士乡”、“英烈足迹”、“梨园胜景”、“城南乐园”、“百年兴商”、“民族团结”、“宣南文化保护开发成果”八个展厅。
北京戏曲博物馆：
北京市宣武区虎坊路3号
乘6、57、70、102路虎坊桥路口西站下
北京戏曲博物馆坐落在宣武区虎坊桥湖广会馆内，是北京市建成开放的第一百座博物馆。戏曲博物馆基本陈列为“北京戏曲史略”，以翔实珍贵的戏曲文献、文物、图片和音像资料，向观众展示了以京剧艺术为主的北京戏曲发展史。馆藏展品有京剧名家王瑶卿、梅兰芳的拜师图，武生泰斗杨小楼演出用的戏装等珍贵藏品。

⑥ 我国历史最悠久的博物馆是哪个博物馆

中国最早的博物馆是南通博物苑，由清末状元张謇于1905年创建的。中国最早筹备的第一座公立博物馆，是1912年在北京国子监成立的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中国历史博物馆前身)。中国最早建成的公立博物馆，是1914年在北京开放的古物陈列所。

⑦ 博物馆的历史

博物馆现象最初萌发于人们的收藏意识。在四千多年前，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统治者就注意寻找保藏珍品奇物。
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把搜集和掠夺来的许多珍贵的艺术品和稀有古物交给他的教师亚里士多德整理研究，亚里士多德曾利用这些文化遗产进行教学、传播知识。公元前三世纪托勒密·索托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创建了一座专门收藏文化珍品的缪斯神庙。这座“缪斯神庙”，被公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博物馆”。博物馆一词，也就由希腊文的“缪斯”演变而来。
17世纪后期出现。在18世纪，英国有一位内科医生汉斯·斯隆，是个兴趣广泛的收藏家。为了让自己的收藏品能够永远“维持其整体性、不可分散”，他决定把自己将近八万件的藏品捐献给英国王室。王室由此决定成立一座国家博物馆。1753年，大英博物馆建立，它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对公众开放的大型博物馆。 1946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在法国巴黎成立。1974年协会对博物馆进行了明确的定义，公益性成为它的首要职责。 博物馆
从1977年开始，国际博物馆协会把每年的5月18日确定为“国际博物馆日”，并且每年都会确定一个主题。今年是第27个国际博物馆日，主题是“博物馆促进社会和谐

⑧ 博物馆建筑的历史演变

中世纪，历史文物、艺术珍品及珍希的自然标本等大都收藏在皇家宫廷、私人官邸、教堂修道院或大学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佛罗伦萨出现了第一座专为收藏美术品而设计的房屋建筑，即今乌菲齐美术馆。1683年英国创建了第一个向公众开放的阿什莫尔艺术和考古博物馆，但房屋建筑从平面布局到立面造型，仍然是殿庙宇式的，博物馆内部没有陈列室、藏品库等功能区分。1793年法国国民议会决定将路易王朝在卢浮宫的收藏向公众展出，象征旧秩序的宫殿改成了博物馆，这是利用旧建筑开办公共博物馆的开端。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期许多专门为博物馆修建的建筑也都是仿照宫殿寺庙的古典形式。1870年成立于纽约的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1897年建立的芝加哥艺术博物馆、伦敦的国家美术馆、巴黎的巴黎国立自然历史博物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芝加哥科学与工业博物馆等，建筑平面、立面，不是宫殿式就是希腊神庙式。这类博物馆建筑通常以宏大的门厅、楼梯厅等为中心，联系主要的二层楼展厅，各个展厅之间又互相连通，建筑平面多采用“日”字或“田”字形，立面常有典雅的大理石柱廊，内外装修有繁琐的雕饰。从现代博物馆使用的要求来衡量，这类馆舍建筑使用上存在着的缺陷是很明显的，如功能分区不明确、人流路线组织不合理、层高过高、采光照明和藏品保管条件差、辅助用房不足等。
本世纪中期，现代博物馆学理论的发展对博物馆建筑提出了新的功能要求。博物馆建筑设计也接受了现代建筑原则，一切以使用效果为前题，建筑设计完全服从功能要求，从而根本改变了博物馆建筑理论。在现代建筑理论影响下，新建的博物馆再也见不到宫殿式的平面或庙宇式的立面了，而出现了一大批具有大量实墙面、条形采光口，或玻璃幕墙的具有个性特征的博物馆建筑。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涌现了一批有划时代意义的著名博物馆建筑，例如路易斯安娜博物馆 （丹麦，哥本哈根）、巴黎乔治·蓬皮杜国家艺术文化中心、苏联莫斯科国家画廊、华盛顿国立美术馆东馆、国家航空和航天博物馆、羽毛湖博物馆、日本佐仓国家历史民俗博物馆、大阪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等。这些新颖的博物馆建筑除了使用功能完善，且有良好的现代化设施外，建筑设计趋向于同环境结合，使博物馆建筑与城市街道、广场、公园相互融合，既美化了城市，也美化了博物馆内外部的视觉环境。博物馆事业的高度社会化，促进了现代博物馆在保存、展览、研究、教育、文化休息、游览观光等方面向综合、多功能化方向的发展。博物馆建筑设计亦服从于这一点，使现代博物馆建筑中增设了许多服务性设施用房，诸如公共餐厅、咖啡厅、博物馆商店、公共图书馆、视听室、讲演厅等。其中，又常常把博物馆门厅设计得很大，或专辟“共享空间”，向社会提供社交活动场所。使博物馆建筑与城市生活相联系、与城市环境相融合成为现代博物馆建筑设计的发展趋向。
在现代博物馆中，有些馆由于其自身的性质特点和历史的原因只能建在古建筑中才能体现其历史的、艺术的、科学的价值，例如世界著名的法国卢浮宫博物馆、英国的不列颠博物馆等。许多名人纪念馆也都是利用其故居建筑改建的。如果离开了这些古旧建筑就会削弱博物馆的纪念价值。但由于旧建筑自身具有的历史性、艺术性，往往与合理使用的功能要求之间有矛盾，早期博物馆专门建筑，也有这类矛盾。因而产生了改造旧建筑的动议。这类改造常常是结合博物馆增建、扩建同时进行的，通常的做法是：在力图保持建筑物原有外貌前题下，改造内部装修，拆除或遮蔽雕饰彩画，增加或改变隔墙位置，加装吊顶，降低展室层高，遮蔽采光口，改善照明设计，加设空气调节机，使展出的视觉环境适合表现展品内容。藏品库方面的改造则加强建筑物的密封性，安装防盗报警设施，改进排架方式和库内照明，为稳定库内小气候装置空调设备等，使库房环境适合于藏品永久性保管。此外，还调剂出部分房间辟为各种服务设施用房。

⑨ 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发展历史

中国历史博物馆壮观的建筑已使它成为北京市重要的地标，而它悠久的建馆历史又和宏伟的建筑相得益彰，它初建于1912年，至今已有近九十年的历史。
1912年筹建。1912年，在蔡元培（时任教育总长）的关心下，国立历史博物馆筹备处正式成立，聘请京师大学堂教授胡玉缙为主任，以国子监为馆址，开始收集各方文物。1918年迁入故宫前部端门至午门及其朝房，为救济灾民、失业工人及“为国伤亡”者，曾展出部分藏品，以门票收入赈灾。
1926年10月正式开馆。1926年，馆藏渐臻丰富，各类藏品已达26类，二十余万件，于午门辟陈列室，精选藏品，依类陈列，于同年10月10日正式开馆展出，当月观众即达45,020人，同时《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开始出版。
1929年8月改名为中央研究院北平历史博物馆。
1933年4月改为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北平历史博物馆。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历史博物馆工作主要以保护文物，避免遭受战争破坏为主，进行了少量的图片、文物展览。
1945年8月恢复中央博物院北平历史博物馆旧名。 1949年10月改名为北京历史博物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本馆更名为北京历史博物馆，隶属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社会各界人士纷纷向博物馆捐赠文物，总数达16962件，极大地丰富了馆藏。为适应新的历史形势，博物馆着手建立新的历史陈列，使博物馆真正成为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社会教育机构。
1950至1965年是历史博物馆的高速发展期，由裴文中、贾兰坡指导的“原始社会陈列”于1951年正式展出，该展览是我国博物馆最早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组织历史陈列的尝试。以此为起点，在党和国家领导人、文化部、文物局领导的热情关心下，以及全国各文博考古兄弟单位的大力支持下，“中国通史陈列”各个历史阶段陈列逐步完成并进行了预展，包括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在内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社会各界知名学者先后来馆参观、审查，不断完善通史陈列。
中国通史陈列自原始社会开始，至清朝灭亡结束，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结合中国历史发展特点划分历史阶段，其特征是以考古发掘及传世文物为基本展出材料，力求全面、系统地展现中国历史，这不仅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也是中国文博事业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陈列。
1958年8月国家决定建立中国历史博物馆。
1959年10月，位于天安门广场东侧的新馆大楼落成，北京历史博物馆更名为中国历史博物馆，与中国革命博物馆一起迁入新馆。中国历史博物馆由郭沫若先生题写馆名。1961年7月1日，“中国通史陈列”正式对外开放。1962年之后，通史陈列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完善修改，并陆续编印了《中国古代服饰资料》、《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彩釉陶俑选辑》、《中国历史博物馆藏青铜器》、《中国历史博物馆藏雕塑选辑》等书。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国通史陈列”暂时关闭。
1969年9月，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合并，改称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七十年代开始进行“中国通史陈列”的修改。此次修改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指示下进行，突出秦汉、隋唐、元明清三个历史时期的统一场面，同时将通史陈列下限延至“五·四”运动。1975年10月，修改后的“中国通史陈列”正式预展。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全馆各项工作逐步恢复展开，成功举办了著名的《周恩来同志纪念展览》，1978年1月，“中国通史陈列”对外开放。
自1978年始，中国历史博物馆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制定了全馆八年发展规划纲要，除继续完善通史陈列和文物收藏工作外，还积极参加中外文物交流展出活动，相继出版《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历史与文物资料》等刊物及《中国古代史常识》、《简明中国历史图册》、《明蓝瑛花卉兰石册》、《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图录》、《中国历史博物馆》、《华夏之路》、《中国通史陈列》等图书，组织和参加了多项考古发掘，举办了多项轰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文物展览，如“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文物展览”、“山西应县木塔辽代文物展览”、“医圣张仲景展览”、“中国南海沉船文物展”、“丝绸之路与茶之路”、“全国考古新发现精品展”等展览。
1983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与中国革命博物馆恢复独立建制，将旧民主主义革命陈列划归中国革命博物馆。1984年，“中国通史陈列”进行了第二次修改，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对历代社会经济文化的表现。1988年至1997年，开始进行“中国通史陈列”的第三次修改，在各文博单位的大力支持下，从全国各地征调了近千件文物，绝大多数是近十年来新出土的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文物，同时，陈列形式也作了全新的设计。修改后的“中国通史陈列”原始社会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于1990年第11届亚运会开幕之日对外开放，“中国通史陈列”隋唐至明清时期也于1997年9月正式展出。
1987年考古部设立水下考古学研究室，开始水下考古的研究。1989年与日本合作，对广东南海海域进行调查，并于1990年正式成立中日中国南海沉船调查学术委员会，先后对广东、山东、辽宁等地水域进行调查。1997年，中国历史博物馆成立遥感与航空摄影考古中心，同德国波鸿鲁尔大学签订了合作开展现代航空摄影考古意向书，开始进行洛阳及内蒙古东部地区古代大型遗址的航空摄影考古勘察。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了更好的发挥博物馆教育大众的作用，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群众工作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高潮，先后举办了“湖南中学生‘拥抱红太阳’夏令营”、“我爱北京天安门”活动月，在北京市各中小学和部分边远郊县举办了“中国近代史图片展”、“中国古代科技成就展”等图片展览。
199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展示五十年来文物考古工作取得的多方面成就，由国家文物局主办、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承办的“中国文物事业50年特别展览”于国庆节前在本馆中央大厅展出。同年该馆还成功举办了“盛世重光—山东青州龙兴寺出土佛教石刻造像精品展”，并参加了“雪域名珠—西藏文化展”和在法国举办的“中国文化周”的展览工作。为迎接21世纪的到来，同时也是欢庆新的龙年的到来，中国历史博物馆特别推出“迎千禧，贺辰岁—龙的艺术精品展”和“龙文化特展”，于2000年1月分别在北京和台北展出。相信在新世纪的曙光到来的时候，汇聚着古代文明与现代化气息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必将以全新的面貌展现于世人面前。
2003年2月28日，中国国家博物馆在合并中国历史博物馆与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基础上，正式挂牌成立。

⑩ 河南郑州历史博物馆简介

一、从河南博物馆到河南博物院
河南博物院是我国历史上创建较早的博物馆之一。早在1927年6月，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河南省政府主席的冯玉祥将军在治豫政纲中就提出了“教育为立国根本要政”的主张，并身体力行，极力扶持文化教育事业。同年7月，在冯玉祥将军的亲切关怀下，由省政府委派郭须静、徐金泉 、何日章三人为河南博物馆筹备委员，隶属省教育厅，指定开封法院西街前法政学校校舍为馆址(即今开封市三圣庙街)，是为河南博物院发韧之始。
然而，这座解放前河南唯一的博物馆，从其诞生之日起，便随着时局的动荡，走上了一条坎坷之路。1928年5月，原河南省政府为表现各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宣传民族共和和世界大同的理想，遂将河南博物馆改名为“民族博物院”，并改由省政府直接领导，同时划拨 刘师古堂充公遗产的一部分为专款，限期开放。民族博物院以“启发民众知识文明、激增命思想、促进社会文明”为办院宗旨，广泛征集历史、自然科学、农业、艺术、生理卫生等方面的实物料。同年10月10日，在藏品缺乏的情况下，大量运用模型等手段，成功举办了第一次陈列展览。
1930年12月1日，河南省政府将“民族博物院”恢复为“河南博物馆”，并确定为社会教育机关，直属省教育厅领导。12月23日教育厅委任关百益为馆长，并收回民众师范房舍为古物陈列室。1931年1月20日，河南省教育厅又颁布了《河南博物馆组织条例》，其中明确博物馆的宗旨为：“一、发扬固有文化；二、提倡学术研究；三、增长民众知识；四、促进社会文明”。同时设立了保管部、搜集研究部两个大部，成立了由民政厅厅长、教育厅厅长、河南大学校长、博物馆馆长等组成的7人理事会，将原民族博物院的19个陈列室调整为7个，撤去了大量民族服饰和模型，充实了历史文物。1930年至1937年的8年间，是河南博物馆空前发展的时期，藏品中的历史文物最为丰富、精致，具有河南地方特点，而且涌现出以关百益为代表的一批高水平的研究人员。从此，河南博物馆名声鹊起，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赞誉。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大肆侵入。为避免文物被毁，馆藏主要文物68箱被迫移运重庆，工作处于停滞状态。1940年日伪期间，河南博物馆被更名为“河南省立博物馆”，下设事务部、保馆部、研究部等。抗战结束后，国民党河南省政府派谢孟刚为接收委员，接收了日伪当局控制下的河南省博物馆，但终因解放战争的爆发，国民党政府忙于内战，经济严重匮乏，经费拮据，博物馆步履维艰。
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一举解放了古都开封。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文化教育和文博事业，立即成立了以赵干亭为主的三人管理小组，进驻博物馆，整饬馆务。1949年11月，河南省政府任命省教育厅厅长曲乃生兼任馆长，开始组织人员，整理文物、展室，修缮房舍、设施，进行业务活动，博物馆再次出现生机，蓬勃发展。
1953年，根据中央文化部颁发的《对地方博物馆的方针、任务、性质及发展方向的意见》，河南省博物馆被确定为地志性博物馆。1961年，河南省博物馆由开封迁至省会郑州，有了较好的陈列展览场地。然而，正当博物馆有计划、有秩序地全面开展各项业务活动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文革10年中，博物馆组织瘫痪，业务荒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河南省博物馆渐入佳境，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尤其是进入80年代，博物馆力量不断壮大，机构设置趋于合理，设立了陈列部、保管部、社会教育 部、图书室、研究部、《中原文物》编辑部、办公室、行管科、保卫科等科室，建立建全了岗位责任制和各项规章制度，博物馆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景象。
日月交替，沧桑更迭。历史的车轮驶入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际间日益频繁的文化交流，旅游事业的飞速发展，进一步促进带动了全国博物馆事业的发展。由于河南省博物馆建筑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突击在郑州兴建的，它无论在建筑形式、建筑规模、还是在内部设施上，都很难适应今天博物馆日益发展的需要。为此，河南省委、省政府领导高瞻远瞩，决定“八五”期间在省会郑州建设一座具有当今先进水平的现代化博物馆。1991年秋，根据李瑞环同志的有关指示，经原省委书记侯宗宾、原省长李长春等领导同志的积极争取，国务院决定由国家和河南省共同投资筹建新馆舍。
新馆位于郑州市农业路中段，占地10 余万平方米，建筑面积7.8万平方米，累计投资近3亿元人民币，历时5年建成。主体展馆位于院区中央，呈金字塔形，后为文物库房，四隅分布有电教楼、综合服务楼、办公楼、培训楼等。整体建筑结构严谨、气势宏伟，造型古朴典 雅，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同时也体现了中原文化的特点。
按照国家级现代化博物馆的要求，新馆内部设施完善，功能齐全。内有自动消防系统、安防监控系统、办公自动化管理系统、文物保护系统、电教系统、楼宇自动化系统等设施。1997年7月，河南省政府决定，将中原石刻艺术馆与河南省博物馆合并，成立河南博物院。河南博物院的成立，是河南博物馆事业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中国博物馆发展史上的一桩盛事。
二、从白手起家到文物收藏大馆
河南地处中原，历史悠久，文物丰富，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源地之一。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就在片辽阔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了绚丽多彩的古代文化，这就为河南博物院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河南博物院创建之初，就十分重视文物的征集工作，但由于当时缺泛经验，博物馆工作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征集藏品往往是单纯的"网罗珍奇"，藏品颇为复杂，而且良莠不齐。
1930年至1936年间，是旧河南博物馆藏品保管工作的繁荣时期，无论是在藏品的征集、整理或在对藏品的研究上，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尤其是在关百益先生的带领下，先后接收了古物保存委员会所存的所有文物，其中包括1923年新郑出土的春秋铜器，1925年11月鄢陵城关出土的宋代窖藏瓷器，洛阳等地的历代石刻等。1934年、1935年又先后征集了大量的古代名人书画及现代艺术品，从而大大丰富和提高了博物馆藏品的数量和质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博物馆还主动进行了几次田野发掘，获得了大量的出土文物。这个时期拥有的藏品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精，弥足珍贵。如新郑出土的莲鹤方壶、大型列鼎、王子婴次炉、编钟等；登封县的九柄玉如意；石刻中的北魏石棺，刘根造像碑、魏志8种、隋代四面造像、舍利塔铭、唐代泉男生墓志、宋代二体石经、金代进士题名碑等。正因为拥有大量的文物精品，所以在全国博物馆界的地位大大提高，在国外也深受赞扬。当时曾有这样的评论：“统中国博物馆所藏物品，除故宫博物院外，河南博物馆堪居第二之位置。”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确保文物安全，河南博物馆工作人员以满腔的爱国热忱和高度的责任心，精心挑选文物珍品5678件，拓片1162张，图书1472套（册），分装68箱运汉口，存放于法国租界。1938年9月，随着国内形势日趋危急，存放于汉口的文物又辗转运至重庆，从而避免了日寇的劫掠和破坏。而存留于开封的文物，在开封沦陷后，大部分铜器、铁器下落不明。存放于重庆的68箱文物，于1949年11月，由国民党政府挑选38箱，其中文物5119件，图书1450套（册）运往台湾。至此，河南博物馆元气大伤，苦心经营20余年的文物大馆，已无精品可言，博物馆名存实亡。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支持下，河南博物院得天时，占地利，重整旗鼓，大力开展文物征集工作，通过调查、收购、接受捐赠、发掘、拣选、调拨等，很快恢复了元气。而且，馆藏文物的数量和质量已非昔日可比。迄今为止，馆藏文物达十万件，特别是史前文物、商周青铜器和历代陶瓷器，享誉世界，具有较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如郑州的大河村遗址出的新石器彩陶、临汝出土的彩绘鹳鱼石斧图陶缸、郑州窑藏青铜器、淅川下寺出土的楚国青铜器、平顶山应国墓地出土铜器、三门峡虢国墓地出土铜器、扶沟出土的楚国金银币、洛阳唐三彩、汝瓷、钧瓷等。另外，从1954年开始，博物院还曾多次派出征集人员，分赴革命老区，进行调查访问，征集了一大批宝贵的革命文物。同时，还接收了省军区、省民政厅等单位拨交的部分革命文物和有关资料，其中有许多珍品，如太平天国的布告、义和团的旗帜、吉鸿昌烈士就义时的血衣、彭雪枫烈士的遗物、《响导》周报、《新青年》杂志、《红旗报》、《中州评论》、《拂晓报》等。
近十年，随着文物工作的不断深入，湮埋已久的地下文物精品，终于重见天日，再现风采。为了配合河南博物院建设，发挥河南文物大省的优势，从不同侧面再现灿烂的河南古代文化，在省委、省政府及文化厅、文物局大力支持和关怀下，又陆续从中央、省直及各地市文物单位征调一大批文物精品。这些文物精品，犹如镶嵌在中原大地上的颗颗明珠，放射出斑斓璀灿的光华，它必将以无穷的魅力，吸引无数海内外的观光客。
三、从《民族模型陈列》到《河南古代文化之光》
陈列展览是各项业务工作的中心环节。河南博物院创建伊始，就围绕这个中心开展工作。"民族博物馆"时期的《民族模型展览》，是河南博物院历史上举办的第一次陈列展览。陈列以塑像为主，配合照片，展出古今中外各民族模型。展出后，引起了当时开封各阶层和市民的轰动，"参观者为之途塞"。
1930年至1937的"河南博物馆"时期，在广泛收集历史文物、民俗文物和各类自然标本的基础上，先后开放的陈列室有13个。如安阳殷墟出土器物陈列室、新郑古器物陈列室、洛阳古物陈列室、岩石陈列室、民族模型陈列室、开封相国寺旧藏文物陈列室、石刻室、藏经陈列室、植物、矿物标本陈列室、书画陈列室等。由于当时的陈列水平有限，在"唯器物论"的思想指导下，采取器物堆砌的办法，陈列质量较差，但仍能看出当时的"河南博物馆"已初具规模，是我国博物院中的皎皎者。
1937年，在馆藏文物精品运抵重庆后，开封本馆所属藏品仍继续陈列开放，但数量和质量均大为逊色。1938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开封，博物馆被迫停止活动，直到1940年日伪统治下，把博物馆改名为"河南省立博物馆"，才将原陈列开放。
解放后，河南博物院获得了新生。1949--1961年间，除举办《河南自然环境与资源》、《河南历史》、《河南革命文物》三个基本陈列外，还举办展览数十个，内容多数与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和政治运动有关。如《从猿到人展览》（1950年）、《镇压反革命展览》（1951年）、《伟大祖国展览》（1952年）、《青铜器展览》（1952年）、《历代服饰展览》（1954年）、《肃反展览》（1956年）等。
1961年至1966年五六年间，是河南博物院稳步发展的时期，也是举办展览较多的一个时期。迁郑之初，立即与省文物队联合举办了《河南省历史文物展览》，展出文物2000余件，每天观众如潮，川流不息，赢得了广大群众的好评。1963年举办的《河南革命文物展览》、以实物、图片、绘画、文字等较为系统地再现了河南革命斗争史。1964年，在原有《历史文物展览》的基础上，经过深入的研究、设计、制作，举办了迁郑后的第一个基本陈列--《河南历史陈列》，集中反映了河南古代历史概况。
"文化大革命"时期，陈列展览工作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展览被污为"黑展览"而被查封。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博物院职工还是以高度的责任心举办了几次富有教育意义的展览。如《抗大校史展览》、《焦裕禄事迹展》、《林县红旗渠展览》、《洛阳煤矿史展览》等。
1977年到1997年的20年，可以说是河南博物院大发展的20年，陈列展览工作做得有声有色，并逐步确立了全国文物大馆的地位。首先于1980年重新恢复了《河南历史陈列》。该陈列在"文革"前陈列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内容，采用了新的陈列设备和手段，使之更趋于科学化和大众化，真正成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园地。1981年以来，又先后举办了《河南革命文物陈列》、《古代雕塑艺术陈列》、《古代建筑艺术陈列》、《馆藏明清书画展》、《馆藏文物精品展》以及《楚国青铜器展》等几十个展览，观众人数逐年递增，年平均观众达30余万人次。
尤为引人注目是，通过六年多的酝酿和深入研究，集河南博物院集体的智慧，在中央、省、地市各级领导和兄弟单位的支持下，河南博物院在落成之日便隆重推出了《河南古代文化之光》、《中原百年风云》、《河南古代石刻艺术》、《河南古代玉器》、《河南古代建筑》、《楚国青铜器》、《明清工艺珍品》、《恐龙世界》等1个基本陈列和7个专题陈列，内容丰富，蔚为大观。尤其是《河南古代文化之光》，是70年来河南博物院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内容更充实的大型陈列，展厅面积达3200多平方米、展览文物1000多件（套），均属馆藏文物精品，重点展示了河南古代文化的光辉成就。在内容上，一改传统的模式，尽可能地增加了观众参与项目；在形式上，普遍采用了声、光、电等现代化科学技术手段，使观众真正能够赏心悦目；在讲解手段上，配备了电脑控制的自动扩放录音讲解、扩放录像、声控幻灯、感应录音讲解等先进设备，增加了观众参与的一些项目，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观众对文物的求知鉴赏、娱乐等需求。
另外河南博物院自创建以来，一直在中原文物如何走出河南、走向世界这个问题上做出积极的努力和尝试。如1935--1936年在英国伦敦举办的《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当时河南博物馆选送的新郑出土的8件青铜器，在伦敦引起轰动，受到海外观众的高度赞扬。70年来，举办和参加的出国展览还有：1980年丹麦、瑞士的《中国珍宝展览》，1985年日本的《中国历代陶俑艺术展》，1986年日本的《黄河文明展》，1987年美国的《中国历代陶俑艺术展》，1990年日本的《河南省文物展》，1990年新加坡的《中国汉代文明展，1991年法国的《河南省史前文物展》，1992年澳大利亚的《帝王的中国展》，1993年丹麦的《华夏帝王展》，1996--1997年英国、德国、瑞士和丹麦的《人与神展》，1998年的《大黄河文明展》等。通过展览，增强了我们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使更多的海外观众进一步了解河南，了解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
四、从《河南博物馆馆刊》到《中原文物》
有着70年历史的河南博物院，不仅是文物荟萃之地、文化教育的场所，同时又是科学研究的重要阵地。特别是在解放后的40多年来，河南博物院人才辈出，在科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
1929年，殷墟文物进馆之后，当时的河南博物馆即聘请考古学家关百益为编辑委员，研究考订甲骨文字和各种器物刊印成书。1930年底，关百益先生接任馆长职务，同时成立了研究部，科学研究工作步入正规。据粗略统计，1931-1938年间，河南博物馆出版文物图录和研究著述达一百多册、卷。比较重要的如《伊阙石刻图表》（关百益）、《石华》（关百益）、《殷墟器物存真》（关百益）、《殷墟文字存真》（关百益）、《新郑古器图考》（关百益）、《南阳汉画像集》（关百益）、《河南金石志图》（关百益）、《老君洞石墨撷英》（关百益）、《繁塔石墨撷英》（关百益）、《南阳汉画像汇存》（孙文青）、《殷墟文字存真第一集考释》（许敬参）、《馆藏石刻整理汇报》（孙文青）、《河南博物馆自然科学汇报》一、二、三册（傅桐生）等。在研究内容上，具有浓厚的河南地方特色，充分发挥了地方博物馆的优势。在研究方法上，他们重视实践，研究人员经常走出书斋，亲自参加文物、标本的搜集和整理。如1935年8月，关百益在汲县山彪镇发掘战国墓；1936年春，孙文青参加殷墟第十三次发掘；1936年9月至11月，许敬参、郭豫才等在辉县琉璃阁进行发掘等。
1936年7月，王幼侨任馆长后，为了"阐扬文化，研究学术"，创办了《河南博物馆馆刊》，到1938年3月因日寇入侵而停刊。短短的两年时间，共出版15期，其内容丰富，引人入胜，真所谓"琳琳琅琅，萃集一堂，遂为中州古代文化之大观。"不仅能够从中详细地了解到河南博物院的发展史，而且还有一批重要的考古学理论、考古调查报告和考古研究论文，直至今天，仍不失为重要的学术参考资料。
建国以后，随着博物馆事业的迅速发展，科学研究也逐步走向深入。40多年中，虽然经受了多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但仍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考古发掘报告、学术论文数以千计，出版专著目录和普及读物也有几十部之多，比较重要的如《中国陶瓷小品》（河南省博物馆编）、《龙门造像题记》（河南省博物馆编）、《河南省博物馆》（中国博物馆之七）、《中国奴隶社会》（许顺湛）、《汉代叠铸》（ 汤文兴）、《中原远古文化》（许顺湛）、《夏文化研究论集》（郑杰祥编）、《中岳汉三阙》（吕品）、《河南汉代画像砖》（汤文兴、吕品）、《黄河文明的曙光》（许顺湛）、《河南文博考古文献叙录》一、二（孙传贤主编）、《汉画--河南汉代画像研究》（周到、王晓）、《河南博物院落成论文集》等。
1977年，由河南省博物馆主办的全国第一家省级文博期刊《河南文博通讯》创刊，已故考古学家、历史学家郭沫若先生亲笔题写了刊名。刊物问世后，很快引起了国内外读者的关注。1980年，为了进一步扩大其影响，改为国内外公开发行，并于1981年更名为《中原文物》。20年来，《中原文物》始终担负着向社会宣传文物保护政策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促进学术繁荣的多重使命，逐步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和独特风格的学术期刊，越来越受到文博界的重视，已成为研究史前文化、夏商文化、汉画、楚文化及科技考古等领域的重要园地，并且连续被评为河南省一级期刊和中国社科类核心期刊。截至目前，《中原文物》出版发行近百期，发表学术论文、考古报告等2000多篇，并出版了《河南省考古学会论文集》、《魏晋南北朝佛教学会论文集》、《论仰韶文化》等特刊，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反映了中原大地文物博物馆工作的面貌。
从《河南博物馆馆刊》到《中原文物》，不仅使我们看到了河南博物馆数十年来的光辉历程，同时也使我们深切地体会到，累累硕果的背后，有着河南博物院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他们呕心沥血，默默耕耘，为河南博物院的发展和科学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关百益先生，是30年代著名学者，近代考古学家，也是河南博物院的奠基人。他知识渊博，著述宏富，于史学、金石学、考古学、甲骨学、方志学等皆有很深的造诣和卓绝的创建。孙文青先生，早在30年代，就开辟了汉画研究的新天地，为汉画研究奠定了基础。解放后，河南博物馆更是人才济济。诸如许顺湛、韩绍诗、杨焕成、孙传贤、任常中、周到、王瀛三、张维华、汤文兴、吕品等同志，著述甚丰，在国内乃至国外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如今，他们有的已年届七旬，有的已接近退休年龄，但在文博战线默默奉献，不知老之将至。更为可喜的是，在老一辈专家学者的带领和鼓舞下，涌现出一大批后起之秀，他们不仅有扎实的文博知识，而且善于接受新思想、新方法，这是我们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河南博物院美好的未来。
河南博物院辉煌的今天，是各级政府和各界人士关心支持的结果。是河南博物院几代人共同奋斗的结果。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丰富的文物资源以及全体职工的不懈追求，河南博物院将会以更加坚实的步伐，以崭新的姿态、现代化的管理、多功能的服务、优美典雅的环境独领风骚，为中原大地增添新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