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德慧
⑴ 谭嗣同传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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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嗣同传译文:
谭君字复生,又号壮飞,是湖南浏阳县人。年少时豪爽洒脱,胸有大志,深通群籍,能写文章,喜欢侠义之举,擅长剑术。他的父亲谭继洵,官至湖北巡抚。谭嗣同小时候就死了母亲,被父亲的小妾虐待,受尽孤臣孽子之苦,所以操心危难的事,忧虑祸患比较多,品德才智一天天增长起来。20岁从军新疆,游巡抚刘锦棠的幕府。刘锦棠很欣赏他的才华,打算向朝廷推荐他,恰逢刘锦棠因为侍奉亲人而辞官,事情没有结果。自此以后十年,谭嗣同来往于直隶、新疆、甘肃、陕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台湾各省,察看风土人情,物色英雄豪杰。然而最终因为他父亲为人拘谨,不许他远游,未能了却其游览四方的志向。自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后,谭嗣同更加发奋提倡西方的新学,起始在浏阳开设了一个学会,征集志同道合的人一起琢磨学问品性,这实际上是湖南全省新学的起点。当时,康有为先生正在北京与上海倡设强学会,天下的有志之士,都奔走响应。谭嗣同于是从湖南沿江而下,到上海,再游历北京,打算拜谒康先生,可是先生正好回广东,所以没有见到。我正在北京强学会任编辑工作,始与他相见,告诉他康有为讲学的宗旨,治理国家的思想,他听了很受感动,十分欢喜,自称是康有为的私淑弟子,从此学识更加长进
当时中日议和的〈马关条约〉刚刚签订,人人心怀国耻,士气稍有振作。他慷慨激昂,大声疾呼。海内有志之士,看到他的丰采,听到他的言论,便知道他不是一般的人。因父亲的要求,他做了候补知府,在金陵等待补官一年,闭户静心读书,深探孔子、佛家学说的精奥之处,融会贯通群贤的思想方法,推广康有为的学说宗旨,写成了〈仁学〉一书。又经常到上海与同志商量学术,讨论天下大事,未曾与污浊的官吏相接触。他经常对自己说“做了一年的官,无异于躲入深山隐居一般”。这时陈宝箴做湖南巡抚,他的儿子陈三立辅佐他,慷慨激昂,将湖南的开化当作自己的使命。1897年6月,黄遵宪恰好就任湖南按察使,8月,徐仁铸又来督办湘学。湖南绅士某某等精神振奋,行动积极,提倡新学于家乡,有志之士逐渐会集于湖南一带。陈宝箴父子与前任学政江标,打算在湖南大集豪杰,一起出力经营,做其他省的先导。于是聘任我及某某等做学堂的教习,召集某某回来练兵。谭嗣同也是被陈宝箴所敦促,辞官回家,把家属安置在浏阳家乡,一个人留在长沙,与众多志士一起办理新政。于是湖南倡办的事,像内河小轮船、商办矿务、湘粤铁路、时务学堂、武备学堂、保卫局、南学会,都是他提倡论证策划的,这中间以南学会最为盛大。开设南学会的用意是,打算集合南部诸省的志士,联结为一气,相互讲述爱国的道理,谋划救亡的办法,先从湖南一省开办,这实际上兼有学会与地方议会的规模。地方上有什么事情,大家一起议定而行,这其实是学会的意思。这个时候,谭嗣同其实是学会的学长,担任演说的事务。每次会议集合有几百上千人,他慷慨激昂,谈论天下大事,听的人无不受到感动。所以说,湖南全省风气大开,他的功劳是很大的。
今年四月,决定国家大计的诏书颁布后,谭君由于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的保荐,被皇帝宣召。碰上他这时生着大病不能上路,直到七月间带病进见皇帝。召见时,他回答皇帝的话很合皇帝的心意,光绪破格提升他为有四品卿衔头的军机章京,同杨锐、林旭、刘光第一起参预新政,当时称为“军机四卿”。参预新政的几人,犹如唐宋时代的“参知政事”,实际上是宰相的职位。光绪本想重用康有为先生,但是害怕西大后,不敢按自己的想法办。几个月来,光绪有询问的事,就让总理衙门传达旨意;康有为有向上报告的事,就写在他呈给皇帝看的书信里了。自从“四卿”进入军机处,这以后光绪同康有为之间的意见开始能够稍稍通达,决心要实行大的改革了。然而西太后及奸臣也就忌恨更厉害了,不到十天,政变就发生了。
起初,谭君刚进京,(有人)跟他谈到皇上手中无权和西大后阻挠变法的事情,他不相信那些说法。到七月二十七日,皇上想开懋勤殿设顾问官,指令谭君起草诏书,先派太监拿出历朝皇帝的遗训给他,(大监)转达皇上的话,说康熙、乾隆、咸丰三朝都有开懋勤殿的先例,叫他查出引入诏谕中,因为皇上将在二十八日亲往颐和园向西太后请示。谭君退朝回来,就告知同事说“我现在才知道皇上真的没有权了。”到二十八日,朝廷里人人都知道皇上拟开懋勤殿的事情了,以为今天诏谕将要下达,可是终于没有下达,于是大家越发知道西大后与皇上已互不相容了。二十九日,皇上召见扬锐,接着交给他一份“衣带诏”,上面有“我的帝位几乎不能保住,命令康有为与‘四卿’和其他同志从速设法营救”的话。谭君和康有为棒着“衣带诏”大哭。可是皇上手里没有一点权柄,真拿不出好办法来。当时在许多将领之中,只有袁世凯长时间出使朝鲜,研究过中国和外国的国情,是力主变法的。于是谭君向皇上密奏。用优厚的待遇去联络他,希望在危急时或者能得到救助,话说得很激昂痛切。八月初一日,皇上召见袁世凯,特别赏赐他侍郎的官衔。初二日,又再一次召见他。初三日晚上,谭君本人直接到袁世凯居住的法华寺去拜访,直接了当地问袁世凯:“你认为皇上是怎样的一个人?”袁世凯说:“是一代少有的好皇帝!”谭君又问:“天津阅兵的阴谋,您知道吗?”袁世凯说:“是的,本已听到了一些传闻。谭君就直截了当地拿出皇上的密诏给袁世凯看,并说:“今天可以援救我们的圣主的人,只有您了。您如愿意救就救他!”又用手在自己脖子上一抹,说“如果不愿救,就请到颐和园控告我,把我杀掉,你可以凭这‘功劳’得到富贵呀!”袁世凯正色厉声说:“您把我袁某当成什么人了?皇上是我们共同事奉的君主,我同您一样,都受到特殊的恩宠,救护的责任,不只是您一个人的。如有什么指教,我当然愿意听从。”谭嗣同说:“荣禄的阴谋,全在天津阅兵一举。您和董福祥、聂士成三军,都受荣禄指挥调遣,荣禄将会依仗你们的兵力来进行废黜皇上的大事。虽然这样,董、聂的兵力是不值一说的,天下强有力的,只有您了。如果事变发生,您用您的一支军队,就可以敌他们两支军队,保护圣主,恢复皇上的大权,肃清皇上身边的坏人,整肃宫廷里边的秩序,指挥起来稳操胜算,镇定自如,这是一世无比的事业哩!”袁世凯说:“如果皇上在阅兵时急速跑入我的军营,传布号令诛讨奸贼,那么我一定能随同诸位,竭尽死力来补救。”谭君又说:“荣禄待您一向优厚,您将怎样对待他呢?”袁世凯笑笑,却不说一句话。
他的一位幕僚说道:“荣贼并不是真的推心置腹对待我们慰帅。过去,某公曾想增加慰帅兵员,荣贼说:‘汉人,不能给他们大大的兵权。’原来不过是笼络慰帅罢了。就拿前年胡景桂上奏章弹劾慰帅一事来说,胡是荣贼的心腹,荣贼指使他揭发慰帅,却由自己来查办,为慰帅昭雪,但不久胡就被委任为宁夏道的一个知府,接着又提升为宁夏道员。这就是荣贼心计极端险恶、极端奸诈的地方,慰帅岂有不知道的!”谭于是说:“荣禄本来有曹操、王莽那样的才干,称得上是绝世的奸雄,要对付他恐怕不很容易。”袁世凯立即装出一副怒容,瞪视谭君说:“如果皇上在我军营,那么,杀荣禄就像杀一条狗罢了。”于是两人共同商谈了救皇上的措施。袁世凯说:“现在军营中的枪枝弹药都掌握在荣贼的手里,而且营、哨各级将官也大多是旧人。事情很紧急了,既已定下应付的策略,那我需急速回营,更换这些将官,并设法贮备弹药才行。”谭君再三嘱咐一番才告辞。当时是八月初三日夜晚三更的时候了。到初五日,袁世凯又被皇上召见,听说也奉有密诏。到初六日,政变就发生了。
当时我正在谭君寓所拜访,两人对坐榻上,有所布置,忽然传来搜查康有为住处、逮捕康有为的消息,接着听到由慈禧垂帘听政的上谕,谭君从容地对我说:“以前想救皇上,已经无法可救了;现在想救康先生,也无法可救了,我已经无事可做了,只是等待死期而已。虽然这样,天下事还得明知它难做,却尽力去做到它。您试试到日本驻华使馆拜访伊藤博文,请他打电报给日本驻上海领事设法救康先生啊。”这天晚上我就住在日本使馆避难,谭君却整天不出门在家等候逮捕。逮捕的人没来,第二天他来日本使馆同我会面,劝我到日本去,并带了他写的著作与诗文稿本几册、家信一包托付给我,说:“没有出走的人,无从谋求将来;没有殉难的人,无从报答圣明的君主。现在康先生的生死还不知道,那么程婴和杵臼,月照和西乡,就让我和您分别担任这样的角色吧。”就相互拥抱告别。初七、初八、初九三天,谭君又同侠士王五共谋救皇上,这事终于没有成功。初十日,就被逮捕。被捕的前一天,几位日本志士苦劝谭君到日本避难,谭君没有接受。再三再四的劝他,谭君说:“世界各国的变革,没有不经流血牺牲而成功的,现在中国还没听说因变法而流血牺牲的人,这就是中国不昌盛的原因。要有人流血牺牲的话,请从我谭嗣同做起。”他终于没有出走,因此最后遭了祸难
谭君入狱后,题了一首诗在狱中的墙壁上:“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寄以思念南海。于八月十三日被斩于北京南城菜市口,年仅三十三岁。就义的那天,围观的有上万人,谭君神态慷慨没有一点改变。当时军机大臣刚毅监斩,谭君叫刚毅上前说:“我有一句话!”刚毅走开不听,谭君于是从容就义。唉,多么壮烈啊!
谭嗣同天资超人,在学问方面无不探究,以日日求新作为求学的宗旨,所以能做到无所拘束,善于舍弃自己的短处学习别人的长处,所以他的学问每天都有进步。每隔十天不见面,他的议论学识一定会有所增长。他少年时曾做过考据、笺注、金石刻镂、诗古文辞之学,也喜欢谈论中国古代的兵法。30岁以后,这些都放弃了,专心探究西方天文、自然科学、政治、历史等方面的学问,都很有心得。又细心研究宗教,他和我最初相见的时候,十分推崇基督教兼爱的教义,却不知有佛教,不知有孔子,不久,听到康有为所发明的《易》、《春秋》的义理,彻底了解了大同太平的道理,体会到乾元统天的精妙意思,就十分佩服。又听到《华严》性海的学说,领悟到世界没有限量,现身没有限量,无分人我,无分去住,无分垢净,除了救人之外,就没有什么有价值的道理。听到相宗识浪的学说,领悟到众生学佛的能力没有限量,所以说法没有限量,种种差别,和法界圆融,常住不灭的道理,更加佩服。从此豁然贯通,能融会万法为一,能衍绎一法为万,无所牵挂,做事的勇猛劲头更加明显。在金陵等待做官的一年,日夜用心探究孔佛之书,金陵有个居士叫杨文会,博览三学教典,熟悉佛教义理,以流通佛经为自己的使命。谭嗣同经常和他在一起,于是得以看遍佛家的经律论三藏,收获日益精深。他的学术宗旨,主要的思想见于《仁学》一书,又有一些散见于和友人讨论学术的书信中。他所著的书除了《仁学》之外,还有《寥天一阁文》二卷,《莽苍苍斋诗》二卷,《远遗堂集外文》一卷,《兴算学议》一卷,这些都已经刊刻。《思纬吉凶台短书》一卷,《壮飞楼治事》十篇,《秋雨年华馆丛脞书》四卷,《剑经衍葛》一卷,《印录》一卷,并《仁学》都收藏在我这儿。还有发表在〈湘报〉上的几十篇政论,以及与师友论学论事的书信几十篇,我将和他的好朋友一起搜辑,编为《谭浏阳遗集》若干卷。他的《仁学》一书,先选择其中稍微平易的部分,附印在《清议报》中,公诸于世。谭嗣同平生没有什么嗜好,修身严肃齐整,面部棱角分明,有端庄严肃的气质。没有子女,妻李闰,是中国女学会的创办董事”
原文:
谭君字复生,又号壮飞,湖南浏阳县人。少倜傥有大志,淹通群籍,能文章,好任侠,善剑术。父继洵,官湖北巡抚。幼丧母,为父专所虐,备极孤孽苦,故操心危,虑患深,而德慧术智日增长焉。弱冠从军新疆,游巡抚刘公锦棠幕府。刘大奇其才,将荐之于朝;会刘以养亲去官,不果。自是十年,来往于直隶、新疆、甘肃、陕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台湾各省,察视风土,物色豪杰。然终以巡抚君拘谨,不许远游,未能尽其四方之志也。自甲午战事后,益发愤提倡新学,首在浏阳设一学会,集同志讲求磨砺,实为湖南全省新学之起点焉。时南海先生方倡强学会于北京及上海,天下志士,走集应和之。君乃自湖南溯江下上海,游京师,将以谒先生,而先生适归广东,不获见。余方在京师强学会任记纂之役,始与君相见,语以南海讲学之宗旨,经世之条理,则感动大喜跃,自称私淑弟子,自是学识更日益进。
译:谭君字复生,又号壮飞,是湖南浏阳县人。年少时豪爽洒脱,胸有大志,深通群籍,能写文章,喜欢侠义之举,擅长剑术。他的父亲谭继洵,官至湖北巡抚。谭嗣同小时候就死了母亲,被父亲的小妾虐待,受尽孤臣孽子之苦,所以操心危难的事,忧虑祸患比较多,品德才智一天天增长起来。20岁从军新疆,游巡抚刘锦棠的幕府。刘锦棠很欣赏他的才华,打算向朝廷推荐他,恰逢刘锦棠因为侍奉亲人而辞官,事情没有结果。自此以后十年,谭嗣同来往于直隶、新疆、甘肃、陕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台湾各省,察看风土人情,物色英雄豪杰。然而最终因为他父亲为人拘谨,不许他远游,未能了却其游览四方的志向。自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后,谭嗣同更加发奋提倡西方的新学,起始在浏阳开设了一个学会,征集志同道合的人一起琢磨学问品性,这实际上是湖南全省新学的起点。当时,康有为先生正在北京与上海倡设强学会,天下的有志之士,都奔走响应。谭嗣同于是从湖南沿江而下,到上海,再游历北京,打算拜谒康先生,可是先生正好回广东,所以没有见到。我正在北京强学会任编辑工作,始与他相见,告诉他康有为讲学的宗旨,治理国家的思想,他听了很受感动,十分欢喜,自称是康有为的私淑弟子,从此学识更加长进。
时和议初定,人人怀国耻,士气稍振起。君则激昂慷慨,大声疾呼。海内有志之士,睹其丰采,闻其言论,知其为非常人矣。以父命就官为候补知府,需次金陵者一年,闭户养心读书,冥探孔佛之精奥,会通群哲之心法,衍绎南海之宗旨,成《仁学》一书。又时时至上海与同志商量学术,讨论天下事,未尝与俗吏一相接。君常自谓“作吏一年,无异入山”。 时陈公宝箴为湖南巡抚,其子三立辅之,慨然以湖南开化为己任。丁酉六月,黄君遵宪适拜湖南按察使之命;八月,徐君仁铸又来督湘学。湖南绅士某某等蹈厉奋发,提倡桑梓,志士渐集于湘楚。陈公父子与前任学政江君标,乃谋大集豪杰于湖南,并力经营,为诸省之倡。于是聘余及某某等为学堂教习,召某某归练兵。而君亦为陈公所敦促,即弃官归,安置眷属于其浏阳之乡,而独留长沙,与群志士办新政。于是湖南倡办之事,若内河小轮船也,商办矿务也,湘粤铁路也,时务学堂也,武备学堂也,保卫局也,南学会也,皆君所倡论擘画者,而以南学会最为盛业。设会之意,将合南部诸省志士,联为一气,相与讲爱国之理,求救亡之法,而先从湖南一省办起,盖实兼学会与地方议会之规模焉。地方有事,公议而行,此议会之意也;每七日大集众而讲学,演说万国大势及政学原理,此学会之意也。于时君实为学长,任演说之事。每会集者千数百人,君慷慨论天下事,闻者无不感动。故湖南全省风气大开,君之功居多。
⑵ 关于古文字句.
以学校杀后世,如按剑伏兵
科举前期还是比较合理的,进步的,可到理学的后期,明清的科举就玩了,科举消磨了举子的精神气息,消耗了举子的青春与财富
中举做官, 却没有能力的"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了,
因为自己没有了自己的精神了.
好像现代的大学生,我国的学生虽然说在大学之前在世界石一流的,但是这个一流,付出的代价太大,能量在各种考试中消耗殆尽,又没能继承东方文化的精髓,甚至迷信所谓的科学万能,于文史哲一窍不通,因而也不会出现爱因斯坦式的人才,到了大学就吃喝玩乐,网游,女友.
其实这也不能完全怪他们的,没有中心思想,不玩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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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篇 儒学演化与国家发展 五九、明清的科举与宋儒的理学
作者:.南怀瑾.
东方古老中国的文化,经过元朝百年以来的摧折,由平民起义的各路英雄,基本上都不如汉、唐开国的规模。明太祖朱元璋更不例外,既没有汉高祖刘邦的豁达大度,更没有唐太宗李世民的雄才大略。虽然朱明一代,与汉、唐、元都是一统山河的帝制政权,但前追唐朝,后观清代,无论文治武功,都是黯然失色的。有人说,汉朝四百年,是刘家与外戚宦寺(太监)共有天下;唐朝三百余年,是李家与女后藩镇共有天下;明朝三百年,是朱家与宦官(太监)共有天下;清朝两百余年,是爱新觉罗与绍兴师爷共有天下。这样的史论,虽然过于笼统草率,但也蛮有道理的。
为朱元璋做个心理分析
我们在前面大概约略地提过,在整个的历史上,反观任何一朝一代的政风,都和开国之君创业立国的学养见解,有牢不可分的关系。这正是《大学》所讲“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而后天下平”的原则要点所在。
明朝三百年来的帝室政权,之所以如此的阴暗,完全由于朱元璋本身的前因而来。他出生在元朝末代乱世的贫民家庭,在童年孤苦伶仃的生活中,早已埋下了看人世社会都是一片悲惨残忍的心理因素。后来生活无着,为了糊口,只好列皇觉寺去做和尚。宋、元以来的汉僧寺院,仍然具有丛林制度的严格清规。俨然一个政治体制的组织。对于长上和各个职司,既要坚守戒律,又要集体劳务,所谓“敬”和“肃”的遵守,是它基本的精神所在。他做和尚的日了不算太久,对于佛教的慈悲和忍让的内养修持功夫,虽然也有所了解,但毕竞并未深入。况且皇觉寺的和尚,也避不开时艰年荒、流离失所的遭遇,他只好被迫出去化缘,仍然也混不到饭吃。因此才去投军,参加平民起义的行列。
如果从心理学立场的观点来分析,以朱元璋从小到长大的遭遇情况来说,假如事业有所成就,这种人就会变成三种个性的典型:
一是对社会人群,始终充满仇恨和不信任的个性,变成刻薄寡恩的作风。
二是对社会人群,反而具有同感痛苦的同情心,处处推己及人,愿意反馈社会,尽量做好事,成为一个大善人。
三是变成双重人格,既充满仇恨与刻薄,又很悲观而具有同情心。但有时仁慈,有时残忍,很难自制。
我们只要多读《明史》,仔细研究朱元璋,你就可以了解到孟子所说孤臣孽子的心境了。如孟子曰:“人之有德慧术知者,恒存乎疢疾。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可惜他所遭遇的是时势造英雄,做了皇帝,却不达观。如果以他的聪明慧知,做一个中唐时代的和尚,一定会成为一代宗师,称佛做祖。但他的根本学识习性,仍然没有脱离少年时代在皇觉寺为僧时的僧院知识。因此在他所创建的明朝政治体制中,有关官职的名称,有些仍然采用“丛林寺院”僧职的名位,如“都察院”、“都检”,乃至称僧职叫“总统”、“统领”等名词,都是与“禅林寺院”职司的名号相同。
可是在他称“吴王”开始,到登位称帝以后,的确勤奋读书,努力学习。但很可惜,没有得到良师益友的辅导。如宋濂、刘基,他都是以臣工视之,并非尊为师友。如史载他对两人的评语说:“宋濂文人,刘基峻隘。”所以对于他们,始终是有距离,用而不亲,影响不大。在他心理上最大的缺点,就是始终有挥之不去的自卑感。古今中外的人性心理,凡是过分傲慢的人,都是由心理上有一种自卑感在作祟。他自小由环境所造成严肃忮刻的生活习惯,很难兼容并蓄,更谈不到有“格物致知”的容人容物之量。
但他在登位称帝以后,正如唐、宋开国的皇帝一样,总想找出一个具有显赫有名的祖宗,作为自己的背景。李唐皇帝,找到老子李耳。有道教教主的“李老君”做背景,是够神气的。赵宋也用道教的帝君来陪衬自己。朱元障找谁呢?开始他是想用朱大夫子朱熹的关系。当他还正在疑难不决的时候,刚好碰到一个理发的司务(相当于今天所称的师傅)也姓朱。他便问他,你是否也是朱熹的后人?谁知那个理发匠却答说,我姓朱,是另有祖先的。朱熹和我没有关系,我为什么要认他做祖先啊!这句话,使他感觉到很惭愧,因此,就决心不认朱熹做祖先了。这个典故,不是凭空捏造的,是记在明人一部史料笔记中,我一时记不起书名来了,你们查对,一定会发现的。
科举取士的利弊
但从明朝开国,创建科举取士的考试体制,规定用朱熹的《四书章句》为标准,推崇《大学衍义》等传统,实在出自朱元璋的创制规定,以后一直沿用到由明朝乃至清朝约六百年而不变,并非事出无因。另如以宋儒理学家的严峻规范思想,制定对妇女的节操观念,限制重重,也是由他手里所开始的。大家不可以把这些过错,随便归到儒家的礼教和孔子、孟子的罪名上去,那是很不公平的。
现在为了缩短讲课的时间,我们只引用明初朱皇帝有关这一方面的史料,大家看了,就可明白了。
元顺带至正二六年,即公元一三六六年,朱元璋正在称吴王的第三年。即诏求遗书,如史载:
上谓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书,不尽传于世,故后世鲜知其行事。汉武帝购求遗书。而六经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见。武帝雄才大略,后世罕及。至表章六经,开阐圣贤之学,又有功于后世。吾每于宫中无事,辄取孔子之言观之,如“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真治国之良规。孔子之言,诚万世之师也。
又命侍臣书《大学衍义》于两底壁间。曰:“前代宫室,多施绘画。予书此,以备朝夕观览,岂不愈于丹青乎!”
第二年,开始第一次创制文武科取士之法。如云:
“然此二者,必三年有成,有司预为劝谕,民间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时勉学。俟开举之岁,充贡京师。其科目等第,各出身有差。”
洪武元年,公元一三六八年。
谓学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修身为本,正家为先。观历代宫阃,政由内出,鲜有不为祸乱者也。卿等纂修《女诫》,及贤妃之事可为法者,使后世子孙知所持守。”
洪武三年,第二次
诏设科取士,定科举法。初场,各经义一道。四书义一道。二场,论一道。诏、诰、表、笺、内科一道。三场,策一道。中式者,后十日,以骑射、书、策、律五事试之。
洪武十七年,第三次
颁行科举成式。凡三年大比,乡试,试三场。
八月初九日,试四书义三。经义四。四书义,主朱子集注。经义、诗,主朱子集传。易,主程朱义(程传与夫子本义)。书,主蔡氏(沉)传及古注疏。春秋,主左氏、公羊、谷梁、胡氏、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
十二日,试论一。判语五。诏、诰、章、表、内科一
十五日,试经史策五。
礼部会试。以二月,与乡试同。其举人,则国子学生,府州县学生,暨儒士未仕,官之未入流者应之。其学校训导,专主生徒。罢闲官吏,倡优之家,与居父母丧者,俱不许入试。
同时,另有一件故事,从现代人的观点来看,一定觉得他很愚蠢,不懂得科学技术,因此而限制了科技的发明和应用,非常可惜。事实上,科技的发展,给人类带来无比的方便,而且大有好处,那是事实。但科技的发展,给人类带来精神文明上的堕落和痛苦,那也确是有相等的负面损失,这也是事实。所以在中国历史上,类似有朱元璋这种想法和作法的事,还不止他一桩而已。这件事,便是史载;“洪武元年冬十月,钦天监(管天文台的台长)进元(元代)所置水晶刻漏(最早发明的自鸣钟)备极机巧。中设二木偶人,能按时自击钲(铃声)鼓。上(朱元璋)览之,谓侍臣曰:废万机之务,用心于此,所谓作无益害有益也。命碎之。”这样一来,由元朝时期,从西洋引进的一些最初的科技知识,就很少有人再敢制作和发明了,实在很可惜。假如当时一反过去历史上压制“奇技淫巧”的政策,加以提倡奖励,恐伯中国的科技,就早早领先世界各国了。
由朱元璋开始,制定科举考试取士的程式以后,朱明王朝历代子孙的职业皇帝们,便严守成规,奉为定例。但当时的知识分子,也有人认为把儒学局限在宋儒和程、朱一派的思想见解上,是很不恰当的。所以到了朱棣赶走他侄子建文帝允炆以后,自称皇帝,改元“永乐”的第二年,便有江西饶州鄱阳儒士朱友季,“诣阙(自到北京皇宫大门外)献所著书,专毁濂(周敦颐)洛(二程兄弟)关(张载)闽(朱熹)之说。”永乐帝看了,便说:“此儒者之贼也。遣行人押还饶州,会司府县官,声其罪杖之,悉焚其书。”并在永乐十二年,命儒臣纂修五经四书性理大全,开馆于东华门外。书成,永乐帝亲自写序。从此便使朱明一代的儒学,偏向专注于性理的探讨,推极崇高而不博大了。
过了四十年后,在明宪宗朱见深成化二十二年,有礼部右侍郎邱浚进所若《大学衍义补》一书。他认为真西山的《大学衍义》,虽是帝王学的中心思想,但缺乏治国平天下的事迹可供参考。因此,他采集经传子史有关治国平天下的事迹,分类汇集,加上自己的意见,以备帝王们学习治国平天下的学识。纪宗特别赏识,赐给金币以外,又进封他做礼部尚书,并命将此书刊行流布。邱浚是琼州(海南岛)人,少年时便有神童之誉,是一个才气纵横的人物。如他咏海南岛五指山的诗,便有“疑是巨灵伸一臂,遥从海外数中原”之句,大有岭南学派人物的豪情壮志,目空一切的气概。
阳明学说的兴起
从此以后,到了明武宗朱厚照的时代,已经是公元十六世纪的初叶,在中国文化史或哲学史上产生了一位名人王阳明,他本名王守仁,儒家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他在明代历史上的事功,是以平定江西宁王“宸濠之乱”而出名。但在文化哲学史上,他是以“知行合一”的学说,影响当时和后世。最为突出的,就是东方的日本,在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之间明治维新的成功,便是接受阳明学说的成果。因明治维新的影响,当清末民初,中国一般留学日本的学生,回国以后,重新捡起阳明之学,作为革命救国的张本,提倡研读王阳明的《传习录》,乃至阳明的治兵语录,和曾国藩的家书等做典范,俨然日本在明治维新前期的作风,用来抗衡由西方输入的各种文化思想潮流,形成一代的悲剧,为现代历史增添了太大的不幸。
王阳明学说的由来,开始也和南北宋时期一般儒家的理学家们相同,也是为了追求形而上道和入世致用之学相结合,先是由道家和佛家的一般学理入手,而且努力参禅静坐,曾经发生有遇事先知的功能。但他却能自知,神通妙用的特异功能还不是道。因此退而反求儒家的经学,别有深入之处。恰好碰着在仕途上和当权的宦官刘瑾结怨,被贬到贵州的龙场驿以后,更有进益。总之,他后来心性学养的成就,如照朱熹所主张的道问学,和陆象山所主张的尊德性来讲,他也是以尊德性为本。而且更与朱、陆不同之处,他在尊德性入道的同时,又特别强调以事功的实践,与即知即行的良知良能相契合。实际上,王阳明的学问造诣,是由禅入儒,引儒入禅相结合,比宋儒朱熹的见地,实在别有胜处。他是极力反对朱熹的四书章句之说,认为朱注的章句,其祸害尤甚于洪水猛兽。因此,与当时宗奉朱熹学说,崇拜程朱学派的人,俨然对立。好在他有平宁王之乱的一段容功,震撼朝野,所以他在当时程朱学派的天下中,还能立足,这也是并非偶然的事。
如果我们把明武宗时期和王阳明倡导知行合一儒家理学的时期,和西方欧洲历史文化作一对照,那也正是公元一五一七到一五六一年之间,德国人马丁·路德开始从事宗教革命的同一时代。除此之外,也正是西方在这一时期(十六世纪)历史文化上开始转运的阶段,如文艺复兴运动的发生;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倡太阳中心及地动学说;维斯浦奇发现南美洲东岸;哥伦布发现中美洲;麦哲伦远航周游世界一周成功;葡萄牙人到了广东租澳门为通商地,为近世欧洲人到中国的开始;葡萄牙人又到日本的种子岛,首先掌握了东洋的贸易权;西班牙人征服了墨西哥;英国女王玛利登位,禁信耶稣教,接着是女王伊丽莎白即侊,厉行新教;德国开宗教会议,重许信教自由,新旧教之争结束;法国新旧教开始战争。西方的欧洲,在这个时期所发生的这些等等事故,和我们虽然还远隔重洋,说是没有关系,却是很有关系,所以也在此顺便提起大家的注意。
至于明朝在武宗时期,因有王阳明的学说出现以后,同时也影响了道家和佛家出家的和尚、道士,也有向王阳明参禅学道的出家人。王阳明虽然不像宋儒那样,左批佛,右批道,但对佛道两方,多少也有微言。不过,他和宋儒理学家相同,对性命之理,人生
的生命之学,仍有存疑。他在晚年又研究道家的外丹,或者为证长生,果因为服食信石(砒霜)中毒而殁。
我们对阳明学说的是非暂不评论。总之,在明朝三百年来,特别注重以朱注“四书”为主的儒学,影响所及,到了晚明时期,如对宫廷具有影响力的佛教大师憨山德清,便以儒、佛、道三教一致观点,著有《中庸克指》,以及《老子道德经解》、《庄子内七篇
注》等。稍后,他的再传弟子蕅益法师,又有《四书蕅益解》等著作。这些种种事实,都是说明由初唐(公元六二七)年起,到明末清初(公元一六四四)年间,有关儒、佛、道三家学说,却已经历纷争了千余年之久,由各自殊途而归趋于一致,共同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才得汇流而集成。但也正如道家老子、庄子的观点,“成者毁也”。由于西方的欧洲,正从物质文明之中逐渐发展,促使唯物哲学思想的光芒,正从地平线西面升起,在十六世纪以后,渐已东来了。
总结明朝的政治文化
我们现在不必读历史而流泪,为古人担忧。只对朱明三百年来的政治文化,作一简单的结论:
一、明朝的文运,由朱元璋(洪武)和朱棣(永乐)父子、制定以宋儒程朱理学为主导的儒学以后,同时既不尊重相权,又更轻视文臣学者。朱家子孙十五个职业皇帝,除了被太监宫女们玩弄在股掌之间以外,几乎找不出一个对历史社会有很好贡献的君主。其中两三个稍有特别天才的,如英宗朱祁镇,如果不做皇帝,专学天文,应该可以成为名家。神宗朱翊钧,不做皇帝,专业经营,或从山西票号做学徒,以他爱钱如命的个性,一定可以经商致富。熹宗朱由校,不做皇帝,专学建筑设计或土木工程,也应该大有成就。但很可惜,他们都不幸而生在帝王家,当了职业皇帝,反而在历史上留下许多劣迹,真是不幸。
二、朱元璋从佛门和尚出身,做了皇帝以后,除了本身太过严厉,杀戮太过,留给后代以刻薄寡恩的榜样以外,其他功过善恶,很难定评。最大的缺憾就是“不学无术”。但“佛门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角还”。所以他的子孙,仍然必要出家为僧偿还这个因果。起初是由他的孙子建文帝朱允炆,被永乐所逼而出家。最后仍由崇祯的断臂公主出家为尼,了却佛门一代公案。
三、明朝三百年来的文运,规守在宋儒理学的范围以内,使传统的诸子百家之学,更无发挥的余地。在《明史》上的儒学文臣,如于谦、海瑞、王阳明、张居正等少数特殊之士以外,其余大多不得展其所长。因此,在代表一个时代的文学方面,也没有格外的特点。如唐诗、宋词、元曲之外,唯一可以代表明代的文艺,就是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封神傍》、《金瓶梅》等等,便是明代的作品。这些著作,也代表了明朝一般知识分子的心声,生在一个无可奈何时代的反感和悲鸣。所以在神宗嘉靖时期。就早有李蛰(李卓吾)一类愤世嫉俗的学者出现。李卓吾明说当时的道学先生们为“鄙儒、俗儒、腐儒”,又说他们是“言不顾行,行不顾言,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人。但他不只反对道学,自称“不信道,不信仙释”,甚至讨厌见任何人,既讨厌和尚,更讨厌道学先生,贬斥六经,认为不能专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因此而“得罪名教,遭劾系狱,自刎而死”。古人所谓的“名教”—词,就是指以儒家孔孟之教的意识形态。单是一个“名”字,有时便代表论理的逻辑观念。“遭劾”就是被当时在朝廷的儒臣们所弹劾,认为他犯了意识形态上的大反动,所以就入狱坐牢了。事实上,他最初是从王阳明的学说中脱颖而出,因对时代社会的不满,太过偏激,形成狂态。另如神宗万历时期的袁宏道(中郎)、袁宗道、袁中道三兄弟,都有才名,当时人称“三袁”。尤其以袁中郎的声名更盛,但他也是对时代不满,早年就辞官不做,专以诗文名世,不与世俗相争了。
明代的文运,诸如此类,所以到了万历后期,就形成以太监头子魏忠贤为首,指顾宪成、高攀龙等两百多名学者为东林党,兴起党狱,随便定罪杀戮儒臣学者。一直到了李闯的民兵入京,崇祯朱由检自杀,满清入关,才结束了从皇觉寺开始,到东林书院而变为东林党的党争的历史,使朱明与太监共天下的三百年王朝了结完案。因此而刺激了明末清初的大儒遗老,如顾亭林、李二曲、傅青主、王船山等,扬弃理学专讲性理的义理的弊病,转而重视实用和考据之学,才使中国文化,从清朝开始,归于义理(哲学)、考据、词章三大类的学问。对于猎取功名科第的科举八股文章,都是余事而已。
⑶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出自先秦那个
道德经
第十八章
大道废,有仁义;
智慧出,有大伪;
六亲不和,有孝慈;
国家昏乱,有忠臣。
理解:
在一个有大道的社会中,人人平等、友爱、包容、理解,社会公平公正,没有贫富、没有贵贱、没有剥削、没有欺骗等等。后来大道被废弃了,社会上仍有很多仁爱之人,这些人树立仁义标准维持社会秩序,希望恢复大道社会。
当仁义标准被建立后,利用仁义标准的智巧就开始萌发。渐渐的,一套智谋精明的管理技巧出现了,很多人就开始学会见缝插针,弄虚作假。那时无论民众还是管理层都想方设法的以合法手段对付彼此,为自己谋取私利,这就是大伪。
当智巧治国都崩溃了,社会盛行欺骗之风,就连六亲之间都已越发不和,父母子女之间相互指责对方、要求对方慈爱、孝顺。此时,那些真正孝顺父母、慈爱孩子的人就会被社会所推举所夸赞。
整个社会无论官民纷纷贪污腐化、以权谋私等等,国家昏乱将要灭亡,忠臣就会站出来挽救社会于倾颓之际。
注意:
本章是紧接着第十九章讲的。呼应第二章。
介绍:
《李鸿章年谱》载:“李投闲京师,门庭冷落,对时政颇多愤懑之词。尝自谓:予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遭遇不为不幸;自问亦未有何等陨越。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至一生事业,扫地无余。……功计于预定而上不行,过出于难言而人不谅,此中苦况,将向何处宣说?”
李鸿章一辈子的特点就是想要办实事!然而力不从心,处处受到牵肘,往往事与愿违,变成表面文章。他反躬自问:“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是净室,虽明知为纸片裱糊,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补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注释:
废,废弃。仁,温良者,仁之本也《礼记·儒行》。
智,计谋、智谋。慧,精明。伪,诈也《说文》。和,调和、协调、和解。
孝,善事父母者《说文》。慈,慈爱。昏乱,指昏庸无道;糊涂妄为。
译文:
大道被废弃,才有仁义;
智巧出现了,伪诈盛行;
六亲不和睦了,有了孝慈。
国家昏乱了,才有忠臣。
⑷ 求《谭嗣同传》译文
译文:
谭君字复生,又号壮飞,是湖南浏阳县人。年少时豪爽洒脱,胸有大志,深通群籍,能写文章,喜欢侠义之举,擅长剑术。他的父亲谭继洵,官至湖北巡抚。谭嗣同小时候就死了母亲,被父亲的小妾虐待,受尽孤臣孽子之苦,所以操心危难的事,忧虑祸患比较多,品德才智一天天增长起来。
20岁从军新疆,游巡抚刘锦棠的幕府。刘锦棠很欣赏他的才华,打算向朝廷推荐他,恰逢刘锦棠因为侍奉亲人而辞官,事情没有结果。自此以后十年,谭嗣同来往于直隶、新疆、甘肃、陕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台湾各省,察看风土人情,物色英雄豪杰。
然而最终因为他父亲为人拘谨,不许他远游,未能了却其游览四方的志向。
原文:
谭君字复生,又号壮飞,湖南浏阳县人。少倜傥有大志,淹通群籍,能文章,好任侠,善剑术。父继洵,官湖北巡抚。幼丧母,为父专所虐,备极孤孽苦,故操心危,虑患深,而德慧术智日增长焉。弱冠从军新疆,游巡抚刘公锦棠幕府。刘大奇其才,将荐之于朝;会刘以养亲去官,不果。
自是十年,来往于直隶、新疆、甘肃、陕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台湾各省,察视风土,物色豪杰。然终以巡抚君拘谨,不许远游,未能尽其四方之志也。
出处:出自近代作家梁启超的《谭嗣同传》。
(4)京师德慧扩展阅读:
创作背景:
谭嗣同一生致力于维新变法,主张中国要强盛,只有发展民族工商业,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公开提出废科举、兴学校、开矿藏、修铁路、办工厂、改官制等变法维新的主张,是维新派中的最激进者。
传播了资产阶级新文化、新思想,批判封建主义旧文化、旧思想。虽然资产阶级的博爱、平等、自由是虚假的,但是他用博爱、平等、自由来冲决封建专制主义和封建伦常,在旧中国那个史况下,在激烈的反封建专制主义这点上,有它突出的进步性。
早年在湖南举办新政,利用时务学堂培养了大量的维新志士;后来参与领导了发生在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的戊戌变法,期间他力辅光绪皇帝推行变法,整顿官制,革除弊政,最后怀着“愿以颈血刷污政”的决心为变法而牺牲。
梁启超以此为背景为这位为了时代而捐躯的维新志士撰写的一篇传记。
⑸ 翻译:”仁 义 礼 智 信”五个字!
仁就是宽厚,义就是正直,礼就是谦让,智就是才能,信就是诚实。
孟子提出“仁、义、礼、智”,董仲舒扩充为“仁、义、礼、智、信”,后称“五常”。这“五常”贯穿于中华伦理的发展中,成为中国价值体系中的最核心因素。
仁,不仅是最基本的、最高的德目,而且是最普遍的德性标准。以仁为核心形成的古代人文情怀,经过现代改造,可以转化为现代人文精神。
义,与仁并用为道德的代表:“仁至义尽”。义成为一种人生观、人生价值观,如“义不容辞”,“义无反顾”,“见义勇为”,“大义凛然”,“大义灭亲”,“义正辞严”等;义是人生的责任和奉献,如义诊、义演、义卖、义务等,至今仍是中国人崇高道德的表现。
礼,与仁互为表里,仁是礼的内在精神,重礼是“礼仪之邦”的重要传统美德。“明礼”从广义说,就是讲文明;从狭义说,作为待人接物的表现,谓“礼节”、“礼仪”;作为个体修养涵养,谓“礼貌”;用于处理与他人的关系,谓“礼让”。这些已经成为一个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一种表征和直观展现。北京为迎奥运正大力开展礼仪教育。“礼之用,和为贵”,其价值取向为“和谐”。继承发扬礼,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智,从道德智慧可延伸到科学智慧,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结合和统一起来,这是我们今天仍要发扬的。
信,是做人的根本,是兴业之道、治世之道。守信用、讲信义是中华民族共认的价值标准和基本美德
仁benevolent/kind
义virtuous/loyalty
礼courteous/polite
智intelligent/wise
信sincere/cordial/honest
哇你是要中文的还是英文的翻译啊???
benevolence仁
justice 义
courtesy礼
wisdom 智
trust 信
仁就是宽厚,义就是正直,礼就是谦让,智就是才能,信就是诚实。
孟子提出“仁、义、礼、智”,董仲舒扩充为“仁、义、礼、智、信”,后称“五常”。这“五常”贯穿于中华伦理的发展中,成为中国价值体系中的最核心因素。
仁,不仅是最基本的、最高的德目,而且是最普遍的德性标准。以仁为核心形成的古代人文情怀,经过现代改造,可以转化为现代人文精神。
义,与仁并用为道德的代表:“仁至义尽”。义成为一种人生观、人生价值观,如“义不容辞”,“义无反顾”,“见义勇为”,“大义凛然”,“大义灭亲”,“义正辞严”等;义是人生的责任和奉献,如义诊、义演、义卖、义务等,至今仍是中国人崇高道德的表现。
礼,与仁互为表里,仁是礼的内在精神,重礼是“礼仪之邦”的重要传统美德。“明礼”从广义说,就是讲文明;从狭义说,作为待人接物的表现,谓“礼节”、“礼仪”;作为个体修养涵养,谓“礼貌”;用于处理与他人的关系,谓“礼让”。这些已经成为一个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一种表征和直观展现。北京为迎奥运正大力开展礼仪教育。“礼之用,和为贵”,其价值取向为“和谐”。继承发扬礼,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智,从道德智慧可延伸到科学智慧,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结合和统一起来,这是我们今天仍要发扬的。
信,是做人的根本,是兴业之道、治世之道。守信用、讲信义是中华民族共认的价值标准和基本美德
⑹ 求好看的穿越种田文宅斗文,女主聪慧美丽低调的,男主深情从一而终的。类似《天启悠闲生活》《平清》。
窈窕庶女
剩女不淑
穿越之后娘难为
穿越之好事多磨
一夫一妻
有缘千年来相会
娘子不争宠
先爱上你
不良少夫
妻子好合
妻为君纲
穿越后的悠闲生活
醋酸田园
好女十八嫁
家和
名门喜事
如花的日子
把酒话桑麻
再嫁前夫
⑺ 慧育家是不是在2019“回响中国”腾讯新闻教育年度盛典上获奖了
2019“回响中国”腾讯新闻教育年度盛典于11月28日在北京召开, 慧育家荣获“2019年度知名素质教育品牌”,力证广大学员和行业专业人士认可慧育家在素质教育上做出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