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张禹

Ⅰ 2012年9月10号教师节上午12点30出生的男宝宝给取个什么名字好听，父亲姓张母亲姓禹，好听又有涵义的名字呢

张禹，张艾禹

Ⅱ 论语两则

论语
(Analects (of Confucius))

《论语》首创语录之体。汉语文章的典范性也发源于此。《论语》一书比较忠实地记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也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今本《论语》共二十篇。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仁”、“礼”、“义”。

《论语》以记言为主,故称语.论是论纂的意思.《论语》成于众手,记述者有孔子的弟子,有孔子的再传弟子,也有孔门以外的人,但以孔门弟子为主.

作为一部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它以言简意赅、含蓄隽永的语言，记述了孔子的言论。《论语》中所记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诲之言，或简单应答，点到即止；或启发论辩，侃侃而谈；富于变化，娓娓动人。

《论语》又善于通过神情语态的描写，展示人物形象。孔子是《论语》描述的中心，“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文心雕龙•征圣》）；书中不仅有关于他的仪态举止的静态描写，而且有关于他的个性气质的传神刻画。此外，围绕孔子这一中心，《论语》还成功地刻画了一些孔门弟子的形象。如子路的率直鲁莽，颜渊的温雅贤良，子贡的聪颖善辩，曾皙的潇洒脱俗等等，都称得上个性鲜明，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孔子因材施教，对于不同的对象，考虑其不同的素质、优点和缺点、进德修业的具体情况，给予不同的教诲。表现了诲人不倦的可贵精神。据《颜渊》载，同是弟子问仁，孔子有不同的回答，答颜渊“克己复礼为仁”，答仲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答司马中“仁者其言也讱”。颜渊学养高深，故答以“仁”学纲领，对仲弓和司马中则答以细目。又如，同是问“闻斯行诸？”孔子答子路：“又父母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因为“由也兼人，故退之。”答冉有：“闻斯行之。”因为“求也退，故进之。”这不仅是因材施教教育方法的问题，其中还饱含孔子对弟子的高度的责任心。

《论语》是名列世界十大历史名人之首的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的门人记录孔子言行的一部集子，成书于战国初期。因秦始皇-焚书坑儒，到西汉时期仅有口头传授及从孔子住宅夹壁中所得的本子，计有：鲁人口头传授的《鲁论语》20篇，齐人口头传授的《齐论语》22篇，从孔子住宅夹壁中发现的《古论语》21篇。西汉末年，帝师张禹精治《论语》，并根据《鲁论语》，参照《齐论语》，另成一论，称为《张侯论》。东汉末年，郑玄以《张侯论》为依据，参考《齐论语》、《古论语》，作《论语注》，是为今本《论语》。《齐论语》、《古论语》不久亡佚。现存《论语》共20篇，492章，其中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谈论之语约444章，记孔门弟子相互谈论之语48章。

《论语》作为孔子及门人的言行集，内容十分广泛，多半涉及人类社会生活问题，对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及道德行为起到过重大影响。直到近代新文化运动之前，约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一直是中国人的初学必读之书。

五四运动以后，《论语》作为封建文化的象征被列为批判否定的对象，尔后虽有新儒学的研究与萌生，但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大背景下，儒家文化在中国并未形成新的气候。时代的发展，社会的前进，不能不使人们重新选择新生的思想文化，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社会主义新文化的诞生与发展。

然而，严峻的事实是，一个新型的社会，特别是当它步入正常发展轨道的时候，不能不对自己的民族精神及传统文化进行重新反思，这是任何一个社会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所不能忽视的重要环节。特别是民族文化的精粹，更值得人们重新认识，重新探索。这使我想到人类的共性与个性，文化的共性与个性，民族文化的辩证否定本性。同时，也使我感到毛泽东“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思想的价值之所在。

事实上，当我们摆脱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真正确立唯物辩证的思维方法，并用它剖析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就会发现其中的精华，《论语》便是其中之一。不可否认，《论语》有自己的糟粕或消极之处，但它所反映出来的两千多年前的社会人生精论，富有哲理的名句箴言，是中华民族文明程度的历史展示。即使今天处在改革开放、经济腾飞、文化发展的时代大潮中，《论语》中的许多思想仍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时代价值。

一、《论语》书中的“鬼神”思想

鬼神思想是人类对自然现象神秘恐惧心理的表现，也是人类对人生命运的一种虚幻寄托。就是在科学发展的今天，当代人的鬼神思想也时有所现，甚至人造神的现象也屡有发生。那么，鬼神现象是否存在？科学的结论是否定的。那么当代人为什么还有鬼神观念，甚至有的人深信不疑呢？这是社会存在与人心理的复杂性以及人的素质的缺陷性所致。然而作为两千多年前的古人，在巫鬼势力旺盛、自然科学极不发达的时代，孔子是怎样看待鬼神的呢？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主张“敬鬼神而远之”（《雍也》）。表明孔子对鬼神采取了非常慎重的态度。鬼神是否存在，孔子并未多加评说，也不反对别人对鬼神的信奉，而是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同时，孔子平时也不谈论怪异、暴力、叛乱、鬼神，他认为这些都是对人无益的事情。有一次，孔子生病，子路请求代老师祷告。孔子说：“有这回事吗？”子路回答道：“有的。《诔》文上说：‘为你向天神地祗祷告’。”孔子说：“如果是这样，我早就祷告过了，可为什么还会生病？”还有一次，季路请教怎样事奉鬼神，孔子说：“活人我还不能事奉，怎么能去事奉鬼神？”孔子虽然不反对别人信奉鬼神，但作为他自己对鬼神是抱有怀疑态度的，虽然他不能证明鬼神是否存在，但他自己是不相信鬼神的。这说明孔子已具有无神论的思想萌芽，体现了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这作为孔子的世界观，对其思想具有重要影响。

二、关于如何做人的思想及其价值

《论语》作为一部涉及人类生活诸多方面的儒家经典著作，许多篇章谈到做人的问题，这对当代人具有借鉴意义。

其一，做人要正直磊落。孔子认为：“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雍也》）在孔子看来，一个人要正直，只有正直才能光明磊落。然而我们的生活中不正直的人也能生存，但那只是靠侥幸而避免了灾祸。按事物发展的逻辑推理，这种靠侥幸避免灾祸的人迟早要跌跟斗。

其二，做人要重视“仁德”。这是孔子在做人问题上强调最多的问题之一。在孔子看来，仁德是做人的根本，是处于第一位的。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学而》）又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八佾》）这说明只有在仁德的基础上做学问、学礼乐才有意义。孔子还认为，只有仁德的人才能无私地对待别人，才能得到人们的称颂。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里仁》）“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季氏》）充分说明仁德的价值和力量。

那么怎样才能算仁呢？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颜渊》）也就是说，只有克制自己，让言行符合礼就是仁德了。一旦做到言行符合礼，天下的人就会赞许你为仁人了。可见“仁”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后天“修身”、“克己”的结果。当然孔子还提出仁德的外在标准，这就是“刚、毅、木、讷近仁。”（《子路》）即刚强、果断、质朴、语言谦虚的人接近于仁德。同时他还提出实践仁德的五项标准，即：“恭、宽、信、敏、惠”（《阳货》）。即恭谨、宽厚、信实、勤敏、慈惠。他说，对人恭谨就不会招致侮辱，待人宽厚就会得到大家拥护，交往信实别人就会信任，做事勤敏就会取得成功，给人慈惠就能够很好使唤民众。孔子说能实行这五种美德者，就可算是仁了。

当然，在孔子看来要想完全达到仁是极不容易的。所以他教人追求仁德的方法，那就是“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颜渊》）即广泛地学习文化典籍，用礼约束自己的行为，这样就可以不背离正道了。同时也要重视向仁德的人学习，用仁德的人来帮助培养仁德。而仁德的人应该是自己站得住，也使别人站得住，自己希望达到也帮助别人达到，凡事能推己及人的人。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雍也》）

其三，做人要重视修养的全面发展。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即：我每天都要再三反省自己：帮助别人办事是否尽心竭力了呢？与朋友交往是否讲信用了？老师传授的学业是否温习了呢？强调从自身出发修养品德的重要性。在此基础上，孔子强调做人还要重视全面发展。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即：志向在于道，根据在于德，凭籍在于仁，活动在于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做人。那么孔子为什么强调做人要全面发展呢？这里体现了孔子对人的社会性的认识，以及个人修养的相互制约作用，他说：“举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即：诗歌可以振奋人的精神，礼节可以坚定人的情操，音乐可以促进人们事业的成功。所以，对于个人修养来说，全面发展显得极为重要。

三、关于君子人格的塑造

《论语》许多篇幅谈及君子，但这里的君子是一个广义概念，重在强调一种人格的追求，教人做一个不同于平凡的人。为实现这一目的，《论语》提出了君子的言行标准及道德修养要求。

其一，“君子不器”。孔子认为作为君子必须具备多种才能，不能只像器具一样，而应“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卫灵公》）也就是说，君子应以道义作为做人的根本，按礼仪来实行，用谦逊来表达它，用忠诚来完成它，否则就谈不上君子。

其二，君子要重视自我修养。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在孔子看来，作为君子就必须重视仁德修养，不论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离开仁德。同时曾子认为，君子重视仁德修养还必须注意三个方面的规范：一是“动容貌，斯远暴慢矣”；二是“正颜色，斯近信矣”；三是，“出辞气，斯远鄙倍矣”（《泰伯》）。也就是说，君子要严肃自己的容貌，端正自己的脸色，注意自己的言辞。只有这样才能使人对你尊敬，信任，温和。同时，孔子还认为“君子泰而不骄”（《子路》）；“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卫灵公》）；“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亡不已知也。”“君子疾得世而名不称焉。”“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即作为君子应心境安宁而不傲慢，态度庄重而不与人争吵，能合群而不结党营私；君子要重视提高自己，在有生之年对社会多做贡献。只有这样才能称得上君子的修养。

其三，君子要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孔子认为，君子除了自我修养，还要重视用“戒、畏、思”几项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季氏》）这些思想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对君子的要求，概括起来有三点：一是要随时注意戒除个人的欲念；二是处事中要有敬畏之心，防止肆无忌惮；三是认真处理，随时严格要求自己。

其四，君子要重义避利，追求道义。孔子认为，君子和小人之间的差别还在于具有不同的生活态度和不同的人生追求。他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也就是说，作为君子只有重视道义，追求道义，才能与小人区别，才能真正体现君子的精神。同时，孔子还认为，君子必须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即所谓：“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为政》）

四、关于学习的态度、方法和目的

《论语》中关于学习的思想在古今中外的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值得今人借鉴。这些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关于学习的态度。孔子认为，追求学问首先在于爱学、乐学，这是关键。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即真正爱好它的人，为它而快乐的人才能真正学好它。孔子赞扬的颜渊就有这种发愤好学的乐观精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其次，要“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述而》）即学习要有踏踏实实的精神，默默地记住学到的知识，努力学习而不满足。第三，专心致志，知难而进。孔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读书的人要立志于追求道义、真理，要专心致志，不要为 世俗所累。同时，他还认为追求学问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要敢于知难而进，“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雍也》）针对冉求在学习问题上认为自己能力不够的思想，孔子认为所谓能力不够的人，是走在中途就停止下来，你现在以能力不够划地自限，实际上是没有坚持到底的缘故。在这里孔子勉励冉求要知难而进，只有这样才能得道。事实上孔子自己就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人（《述而》）。第四，要虚心求教，不耻下问。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这说明学无常师，作为人应随时随地注意向他人学习，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同时，孔子提倡和赞扬“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的学习精神，“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体现了孔子严谨的治学态度。

其二，关于学习的方法。孔子在和弟子的交谈中多处提及学习方法问题，最著名的莫过于“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与此同时，孔子还特别强调学思结合，勇于实践。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只读书而不思考就会感到迷惑，只是空想而不读书就会精神疲殆。要求人们把学习积累和钻研思考相结合，不能偏废。另外，孔子还非常重视精益求精，“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反对一知半解，浅尝辄止。

其三，关于学习的内容。孔子主张学习要博，要广，不能偏颇、单一。他提出要用四种东西作为自己的学习纲要，这就是“文，行，忠，信”（《述而》）。即文化知识，品德修养，忠诚笃厚，坚守信约。这四项内容对于自己和别人都具有重要意义。孔子在重视博学的同时，也强调学习要抓根本的东西，孔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这里孔子在回答子贡的问题时，说明自己的“多学”是相对的，在多学的基础上，我是用一个道理来贯穿自己的学说的，这个道理就是学习的根本，学习重在抓住根本。这里孔子间接地说明了博与精的关系，值得借鉴。

其四，关于学习的目的。孔子认为，学习必须有明确的目的，但重点在于“学以致用”。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也就是说，熟读《诗经》三百篇，交给他政治任务，却办不成；派他出使到外国，又不能独立作主应对；这样，虽然书读得很多，又有什么用处呢？又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也就是说，品德不去修养，学问不去讲习，听到正义的事不能去做，有错误不能改正，也就是理论和实际不能结合，这才是我们忧虑的。由此可见，读书的目的，不在于死记书本，而在于应用，在于实践，在于“举一反三”地灵活运用知识。关于这一思想，在孔子的学生子夏的思想中也表现出来。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路》）也就是说当官时有余力就应该学习，学习后有余力就可以做官。这一思想实质上也体现了学与用的关系，要想当好官必须学习，学习的目的应是更好地当官，体现了学习与应用的关系，也体现了孔子办私学的目的，即通过教育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让他们直接登上政治舞台或作教师培养政治人才，当然在孔子看来，学习的目的也在于对道义、真理的追求，“士志于道”，“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

五、《论语》书中的教育思想

孔子作为我国古代著名的教育家，一生从事教育工作，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在教育实践中取得了丰富经验，《论语》一书对此有较多的概括。

其一，关于教育指导思想。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卫灵公》），即受教育者不应分贵贱、贤愚，应该机会均等。这一思想打破了教育的等级界限，扩大了教育对象，使教育扩及于广大平民，这在当时无疑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

其二，关于教育的基本方法。孔子主张“因材施教”，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也就是说对于中等才智以上的人，可以和他谈论高深的道理；以于中等才智以下的人，不可以和他谈论高深的道理。为贯彻这一思想，孔子很注意对自己学生的观察了解，诸如“由也果”、“赐也达 ”、“求也艺”（《雍也》），在此基础上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比如冉求办事畏怯，所以要鼓励他；子路胆大过人，自以为是，所以要故意抑制他。即：“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孔子还重视诱导式的启发教育，不要求学生死读书，而贵在触类旁通，即所谓：“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子夏谈诗“巧笑倩分，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从而体会到“礼”应该以忠信仁义为本的道理，因此孔子称赞他道：“起予者商也！始可与信《诗》已矣。”（《八佾》）能启发我的人是子夏啊！现在我可以与你谈论《诗经》了。颜渊听老师讲学后“亦足以发”（《为政》），子贡也说他“闻一以知十”（《公冶长》），所以孔子特别称赞颜渊的聪明好学。这正是启发诱导式教育的必然结果。孔子特别强调“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即：不到他苦苦思索而想不通时，我不去启发他，不到他想讲而讲不明白时，我不去开导他。例举一个道理而他不能类推出三个道理，我就不再教诲他了。孔子还强调在实行启发诱导的基础上，必须注意循序渐进，即：“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子罕》）这种使学生竭力钻研，“欲罢不能”的情状，正是对循循善诱启发教育的写照，在我国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其三，关于教育的基本内容。孔子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教育的内容十分广泛，但他所用的教材多是沿用周代贵族学校所用的六艺，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子所雅言，《诗》、《书》、执礼。”（《述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季氏》）由此可见，孔子是以诗、书、礼、乐为普通教材教育学生的。至于“易、春秋”只是在孔子的晚年才进行研究并付诸教学的内容，所以孔子说：“五十以学《易》”（《述而》）。也可能因为《易》、《春秋》是比较精深的学科，只有少数高材生才能学习，所以说“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孔子世家》）。那么，在这些教学内容中孔子最为重视的是什么呢？从《论语》的许多思想中可以看出，《诗》、《礼》是孔子教学的主要课程。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季氏》）“诵《诗》三百，授之以政。”（《子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又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八佾》）“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为政》）这些思想说明，孔子不仅重视《诗》《礼》的教育，而且重视这些内容的总结挖掘与研究，它对中国古代教育内容的丰富和完善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其四，关于教育的培养目标。在孔子看来，进行教育的目的除了用仁义礼净化人们的灵魂，协调人们的社会行为之外，其重要目的在于培养具有仁义之心的“仕”、“君子”，以为当时的社会服务，这就是他著名的“学而优则仕”思想（《子张》）。正因如此，当季康子问他的弟子仲由、子贡、冉求能否“从政”的时候，孔子满口答应可以“从政”（《雍也》）。事实上，在孔子七十有二的得意门生中，从政者为数不少，孔子自身也不反对参政。这说明孔子的教育思想及培养目标与当时的社会需要是相统一的，体现了教育的社会价值。当然，孔子的教育思想不可避免地体现着阶级属性，但作为社会的人，孔子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倡导的许多思想，本身具有符合人类共性的成分，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应予以辩证地分析和扬弃。

六、关于务政的思想及其价值

《论语》中关于务政的思想是“学以致用”思想的具体体现，对此，《论语》中对务政的标准也作了具体说明。

其一，关于务政的对象。孔子认为只要懂礼、有道、正直，并具备一定的从政才能的人就可以务政。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孔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问：“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问：“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也就是说，只要人具备一定的参政素质，诸如果断、达理、多艺就可以参政。

其二，关于务政的基本要求和标准。从政者必须勤勉忠诚。孔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颜渊》）“先之劳之”，“无倦”（《子路》）。也就是说在位不松弛懈怠，执行政令要忠心，要带头、勤勉，办事不要松懈。从政者必须温良恭俭让。陈子禽向子贡问道，“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学而》）也就是说孔子来到一国就一定会知道这里的政事，就是因为先生有温和、善良、恭敬、节俭、谦让五种美德。而这五种美德也间接地说明参与国政的道理。有一次，孔子在谈论郑国贤相子产时说：“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正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正是由于子产的这种庄重、恭敬、恩惠、道义和美德，才能使他处于郑国的贤相位置。

第三，要言行一致，举止端庄。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卫灵公》）也就是说要想使自己的思想主张为他人接受，必须心意诚恳，行为端庄，这样你的主张就可以行得通了。

第四，要眼光远大，依次而进。子夏当了莒父的县长，向孔子请教怎样理政。孔子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路》）即要求人们处理政务不要图快，贪图眼前利益，图快反而不能达到预期目的，贪图小利反而办不成大事。而应眼光放远，依次而进。另外，孔子还认为在处理政务时应当慎重，要深入实际，多听多见，了解实情，以免犯错误。即所谓“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为政》）

七、关于治国与安邦的道理

孔子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其有关治国的道理在《论语》中也有重要的位置。概括起来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其一，治国的根本在于“人伦纲常”。齐景公问孔子怎样治国，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即要治理好国家，君主必须像个君主，臣子必须像个臣子，父亲要像个父亲，儿子要像个儿子。这一思想虽然反映了孔子的宗法伦理观念，但在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伦理纲常确实起到了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事实上，在阶级社会里，不论处于什么时代都需要各在其位，各司其职。否则国将不国，政将不政，社会将混乱不堪。那么孔子为什么强调以“人伦纲常”治国呢？孔子回答子路的问题时作了说明，子路问孔子：“卫国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当然孔子也认为，重视伦理纲常的作用也不能脱离礼让。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里仁》）即用礼让的精神治理国家，国家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人伦纲常的礼才能得以保证。在这里礼让成为维系人伦纲常的精神纽带。

其二，治国的前提在于君子主要严于律己。孔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即君主要治理好国家，必须端正自己本身，严于要求自己。如果己正，管理国政就不会有什么困难，如果自己不端正，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就不可能去端正别人，其国家也无法治理。孔子还 以舜为例说明君主严于律己的重要性。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在孔子看来，真正能从容安静使天下太平的人大概只有舜吧？那么他做了些什么呢？也不过是庄严端正地坐在朝廷上罢了。这里舜的庄严端正行为正是他实现太平世道的关键所在。

当然，孔子还认为君主治国除了行为端庄之外，还应重视才智礼仪仁德的关系，这些都是治国不可偏废的条件。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涖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

Ⅲ 论语读书笔记5000

论语读后感1000字(一)

《论语》这部书,教给我们很多为人处世的方法,做人的规矩、道理,这些办法通过于丹的白语化,用许多浅显的故事,而变得懂俗易懂,看起来很朴素的语言,但在原则中透着一些变通,更简单的说:它告诉我们的是为人处世的原则。

自古就有一部《论语》治天下之说,中国的统治者也有很多人用此治理天下,在今天这个日新月异,竞争激烈的社会中,现实生活中的处处不合时宜,让每个人都难免会感到有缺憾事和不如意感,也许我们无力去改变事实,而通过《论语》的解读,可以改变我们看待这些事情的态度,告诉我们如何用平和的心态来对待生活之中的缺憾和苦难,如何在工作中把这种缺憾转化为动力和力量,把工作做得更好更实。人生百年,孰能无憾?人这一生中总会遇到这样那样不如意的事情。人首先要能够正确面对人生的遗憾,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接受下来,不要纠缠在里面,一遍一遍地问天问地,这样只能加重你的苦痛,还要尽可能地用自己所可以做的事情去弥补这个遗憾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我们中国人传统的道德理想,《在论语》中孔子谈理想时,并不认为志向越高远就越好,真正重要的是一个人的内心定力与信念。无论你的理想是大是小,实现所有理想的基础,在于找到内心的真正感受,一个人的内心的感受永远比他外在的业绩更加重要。

我们都想要建立一个大的坐标,让我们从自知之明去建立心灵的智慧,在我们每一天忙碌的间歇里面,给自己一点点心灵的仪式,而不至于像个人格分裂的演员一样不敢面对自己的内心,其实在今天这样一个后工业文明的社会里,于丹的论语读后感所想传递出的是这样一种温柔的思想力量,淡定的、清明的理念,它鼓励了我们对内心的关照,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的理想是有根的。

人们常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社会环境中朋友是最重要的,从你的朋友身上可以照见自己的影子,其实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朋友也如此,从身边朋友的身上也可以直接的反映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好的朋友如一本好书,他可以打开整个你的世界,让你接触到外面的精彩。对方是什么样的人,你只要观察他的社交圈子,就可以看到他自己的价值取向,朋友的好坏可以影响到你的人生。

无论是孔子的《论语》还是于丹的读后感,都说做人的境界,君子是大家心目中理想的人格标准,君子的力量始于人格与内心。如果一个人在当今的社会中,反省自己的行为,而能够不后悔、不愧疚,要使自己做过的每件事都禁得住推敲,实在是极不容易的事情。我们无法左右外在的世界,只有让自己的内心选择能力强大,明白如何取舍,一个人内心对自己要求严格一点,对别人就会厚道一点,平时大家老说做人要厚道,厚道并不是窝囊,而是他可以包容和悲悯别人的过错,可以设身处地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想问题,因此只有给予才会带给你最终的欢愉,不是说: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嘛!做人无论成功与否,能做到不怨天,不尤人才是君子之度。做一个最好的你自己,按照自己的社会定位,从身边做起,让自己成为内心完善的人。

论语是道德与智慧的凝结,它是一个循循善诱的教师,又是一个正直、坦率、宽容的友

人,由它可以映射着我们的道德情操、品性修养的镜子,让我们在生活中找准自己的方向。我想无论是古贤圣人还是于丹所想表达的意义在于,以简约的语言点出人生大道,让后世的子孙一一去实践,让那种古典的精神力量在现代的规则下融合成为一种有效的成分,让我们每一个人真正建立起有效率、有价值的人生,这大概就是《于丹论语读后感》所给予我们的终极意义吧!

论语读后感1000字(二)

论语》首创语录之体。汉语文章的典范性也发源于此。《论语》一书比较忠实地记述了孔子的言行,也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今本《论语》共二十篇。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仁、礼、义。《论语》以记言为主,故称语。论是论纂的意思。《论语》成于众手,记述者有孔子的弟子,有孔子的再传弟子,也有孔门以外的人,但以孔门弟子为主。

作为一部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它以言简意赅、含蓄隽永的语言,记述了孔子的言论。《论语》中所记孔子循循善诱的教诲之言,或简单应答,点到即止;或启发论辩,侃侃而谈;富于变化,娓娓动人。

又善于通过神情语态的描写,展示人物形象。孔子是《论语》描述的中心,夫子风采,溢于格言(《文心雕龙?征圣》);书中不仅有关于他的仪态举止的静态描写,而且有关于他的个性气质的传神刻画。此外,围绕孔子这一中心,《论语》还成功地刻画了一些孔门弟子的形象。如子路的率直鲁莽,颜渊的温雅贤良,子贡的聪颖善辩,曾皙的潇洒脱俗等等,都称得上个性鲜明,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孔子因材施教,对于不同的对象,考虑其不同的素质、优点和缺点、进德修业的具体情况,给予不同的教诲。表现了诲人不倦的可贵精神。据《颜渊》载,同是弟子问仁,孔子有不同的回答,答颜渊克己复礼为仁,答仲弓己所不欲,务施于人,答司马中仁者其言也讱。

颜渊学养高深,故答以仁学纲领,对仲弓和司马中则答以细目。又如,同是问闻斯行诸?孔子答子路:又父母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因为由也兼人,故退之。

答冉有:闻斯行之。因为求也退,故进之。这不仅是因材施教教育方法的问题,其中还饱含孔子对弟子的高度的责任心。《论语》是名列世界十大历史名人之首的中国古代思想家孔子的门人记录孔子言行的一部集子,成书于战国初期。因秦始皇焚书坑儒,到西汉时期仅有口头传授及从孔子住宅夹壁中所得的本子,计有:鲁人口头传授的《鲁论语》20篇,齐人口头传授的《齐论语》22篇,从孔子住宅夹壁中发现的《古论语》21篇。西汉末年,帝师张禹精治《论语》,并根据《鲁论语》,参照《齐论语》,另成一论,称为《张侯论》。东汉末年,郑玄以《张侯论》为依据,参考《齐论语》、《古论语》,作《论语注》,是为今本《论语》。《齐论语》、《古论语》不久亡佚。现存《论语》共20篇,492章,其中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谈论之语约444章,记孔门弟子相互谈论之语48章。《论语》作为孔子及门人的言行集,内容十分广泛,多半涉及人类社会生活问题,对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及道德行为起到过重大影响。

Ⅳ 张禹的介绍

张禹，男，1970年11月出生。1994年9月大学本科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机械工程学院，1999年3月于东北大学机械工程学院获硕士学位。2000年9月进入中科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水下机器人研究中心，攻读博士学位，2004年3月获博士学位。1994年9月大学本科毕业后分配到沈阳工业大学任教，2009年5月晋升教授。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和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论文30多篇，其中16篇被EI或ISTP收录。获实用新型专利2项，申请发明专利3项。2007年成为首批青年学术骨干教师和辽宁“百千万人才工程”千层次人选。

Ⅳ 皇帝的老师称呼什么

老师：《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田骈 之属皆已死， 齐襄王 时而 荀卿 最为老师。” 唐 韩愈 《施先生墓铭》：“自贤士大夫、老师宿儒、新进小生，闻先生之死，哭泣相吊。”

师傅：《谷梁传·昭公十九年》：“羁贯成童，不就师傅，父之罪也。”《史记·儒林列传》：“自 孔子 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汉书·疏广传》：“父子并为师傅，朝廷以为荣。”

师父：宋 王巩 《清虚杂著·补阙》：“ 仁宗 在春宫，乘闲时画马为戏，内臣多乞之。 张文懿 为太子谕德，亦从乞之，上曰：‘师父岂可与马也。’”

先生：《庄子·应帝王》：“ 列子 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 明 陶宗仪 《辍耕录·端本堂》：“太子授业毕，徐令左右戒之曰：此读书之所，先生长者在前，汝辈安敢亵狎如此。”
方孝孺是建文帝的老师，别名就是缑城先生，正学先生。

西席、西宾：汉明帝刘庄为太子时，拜桓荣为师，登皇位后，对桓荣仍十分尊敬，常到桓荣住的太常府内，听桓荣讲经。汉代席地而坐，室内坐次以靠西墙（西边），面向东方为尊。汉明帝给桓荣安排坐西南面东的坐席，表示对启蒙老师的尊敬，从此，“西席”便成了对教师的尊称，也称西宾。

三公（太师，太傅，太保）：官名，西周置，为辅弼国君之臣，历代相因，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多为大官的加衔，无实际的职权。后又指太子太师，即辅导太子之官。《书·周官》：“立太师、太傅、太保。” 孔 传：“师，天子所师法。” 秦废。 汉复置。后代相沿，多为重臣加衔，作为最高荣典以示恩宠，并无实职。亦指太子太师，为辅导太子之官。《书·周官》：“立太师、太傅、太保。” 孔 传：“师，天子所师法。”

三少，三孤（少师，少傅，少保）：《大戴礼记·保傅》：“於是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师。是与太子宴者也。”《汉书·百官公卿表序》：“太师、太傅、太保是为三公……又立三少为之副，少师、少傅、少保，是为孤卿，与六卿为九焉。” 唐 杨炯 《明威将军梁待宾神道碑》：“位隆三少，化浃五胥。” 明 沉德符 《野获编·吏部二·二品直拜三孤》：“文臣至尚书，六年始得东宫三少。”

经筵讲官：汉 唐 以来帝王为讲论经史而特设的御前讲席。 宋代始称经筵，置讲官以翰林学士或其他官员充任或兼任。 宋以每年二月至端午节、八月至冬至节为讲期，逢单日入侍，轮流讲读。 元、明、清 三代沿袭此制，而明代尤为重视。除皇帝外，太子出阁后，亦有讲筵之设。清制，经筵讲官，为大臣兼衔，于仲秋仲春之日进讲。

博士：中国古代最高学府和官府名。西晋武帝咸宁四年，始立国子学，设国子祭酒和博士各一员，掌教导诸生。北齐改名国子寺。隋文帝时，改寺为学。不久，废国子学，唯立太学一所，省祭酒、博士；置太学博士，总知学事。炀帝即位，改为国子监，复置祭酒。唐沿此制，国子监下设国子、太学、四门、律算、书等六学，各学皆立博士，设祭酒一员，掌监学之政，并为皇太子讲经。唐高宗龙朔元年，东都亦置监。一度改称司成馆或成均监。

帝师：《史记·留侯世家》：“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极，於 良 足矣。”《汉书·朱云传》：“至 成帝 时，丞相故 安昌侯 张禹 以帝师位特进，甚尊重。” 唐 李咸用 《题陈处士山居》诗：“樵童牧竖劳相问，巖穴从来出帝师。” 宋 范仲淹 《宋故乾州刺史张公神道碑》：“五世食韩，并为正卿，厥生帝师，首造大汉 。”

谕德：掌侍从赞谕，职比常侍，始置于 唐 ，至 清 废。 唐 韩愈 《凤翔陇州节度使李公墓志铭》：“有功，迁太子谕德。” 宋 高承 《事物纪原·持宪储闱·谕德》：“ 唐 龙朔 三年，初置太子左右谕德，盖取《文王世子》教之以事而谕诸德之义。”《清史稿·高宗纪一》：“丙寅，赏 雷鋐 额外谕德，食俸。”按，因 清 废此官，故署官用“额外”。

Ⅵ 为什么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不能称之为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拥有 3 000多年的太学史，曾经一度是世界上教育最发达的国家。但是中国近代意义的高等教育只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中国的现代高等教育是典型的“后发外生型”，这种教育的现代化并不是直接由传统教育的内部需求自然演变而来的，而是在外力的压迫下强行生成的。中国高等教育源于西方近代的“大学制度”。伴随着19世纪末西方大学制度的传入，以及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的开始，中国高等教育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也就开始了自己漫长而曲折的近代化征程。近代化是一个多层面的概念，高等教育近代化也一样。中国高等教育，从清末到民国结束，在半个多世纪里，经过一代代学人和政治家的努力，已基本上完成了高等教育“内容层面”和“制度层面”的近代化，但“理念层面”的近代化却相对较少引起人们的注意，更少有专门而系统的论述。事实上，理念层面作为大学发展中的“灵魂层面”，其近代化的实现对大学的发展尤为重要。原因在于：其一，就学理而言，一国高等教育理念近代化的完成与否，标志着该国整个高等教育近代化是否最终完成；其二，就大学发展的实践而言，理念的近代化是大学发展中的一个不可超越的阶段，只有完全实现了内容、制度、理念各个层面的近代化，大学才能得到根本性的发展，这一点已为各国大学发展的事实所证明。中国要实现繁荣富强的梦想，必须走有中国特色的道路；中国的高等教育要想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也必须走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之路。这就要求高等教育处理好传统与移植的关系，使移植的现代化根植于广阔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之中。这一过程将是极其复杂和漫长的。

一、高等教育近代化的要义

今天重提中国高等教育理念的近代化有着历史与现实的双重意义。从历史意义上讲，中国高等教育只有最终完成了理念层面的近代化才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最终完成。从现实意义上讲，中国高等教育理念近代化的完成，是实现中国高等教育大发展的根本途径所在。因为中国目前所采用的高等教育制度是西方的“大学”，而其理念却不是西方的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这样一来，中国大学的进一步发展就受到了天然的限制。借用文化上“体”与“用”两个范畴，可以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根本性困境在于“体用不合”，改革的出路便在于通过理念的近代化最终实现中国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体用不二”。

“近代化”在西文原意中是一个含义比较固定的概念，它有着具体的时限，所以，在西文文本中会有“前近代”与“后近代”之说。而在中文语境下，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近代化在通常意义上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社会发展的宏观层面上，它可以泛指社会从一种低级形态向另一种有着质的区别的社会形态的过渡。在这种意义上，人类社会已完成了一次近代化，即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正在向另一次近代化迈进，即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我们从这种定义出发，世界高等教育也经历了两次近代化，即从中世纪大学向近代大学的转变，以及从近代大学向现代大学的转变。

中国高等教育是整个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的产物。它萌生于中国社会结构发生剧烈变革的清朝末年，而在民国以后获得迅速发展。可以说，中国高等教育所直接起源的是西方的“大学制度”，而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书院和科举。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高等教育“近代化”将在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展开。具体表现在：其一，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是中国社会近代化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其二，中国近代高等教育作为对传统高等教育的一种背离，其所继承与发展的是西方近代的大学制度，要想使这种外来的大学制度在中国获得很好的发展，近代化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过程；其三，中国传统高等教育形式的阴影一直存在于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整个过程之中，只有经历近代化才能在中国建立起比较“纯粹”的高等教育形式。自清末至今，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已走过了百年的历程。在这不平凡的一个世纪里，中国高等教育的近代化与世界高等教育近代化的总进程相比，有起点高、起步迟、过程曲折的特点。说其起点高是因为中国高等教育没有经历中世纪大学向近代大学的过渡，而是直接以近代大学为发展基点；说其起步迟是因为中国引入西方近代大学之时，西方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已完成了从近代大学向现代大学的转变；说其过程曲折是因为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是在清末、民国社会极为动荡时期完成的。

二、中外近代高等教育演变的比较

中国高等教育的近代化是比较典型的“后发外生型”，即起步较晚、且由外来因素所诱发。因此，对西方高等教育的借鉴、模仿、融合所导致的发展模式的不断转换，就成为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过程中一个突出的特点。

1．近代高等教育发展中的渐变与突变

从世界范围内看，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大致上可以分为两种：渐变与突变。在总体上，欧美国家（除法国以外）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基本上是渐进的，几乎不存在明显的“飞跃”。而在中国、俄国和日本等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中，则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飞跃”。从这个意义上讲，渐变是发达国家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模式，而突变则是后发展国家近代高等教育演进的主要特点。

欧美国家近代高等教育（特别是近代大学教育）的发展是以中世纪大学为其历史基础的。尽管近代意义上的大学教育、乃至全部高等教育与中世纪大学在一些基本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但近代的大学教育并不是在摧毁中世纪大学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事实上，在长达几百年的发展进程中，中世纪大学的一系列制度不但没有被抛弃，反而在近代大学以至整个高等教育中继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例如，中世纪大学的学院体制、学位制度，都成为近代大学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如此，中世纪大学的一些实质性的要素也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变化被废弃，仍继续作为近代大学的重要精神财富而得到发扬光大。例如，中世纪大学所具有的自治权、大学内部在学术上自由平等的风气等。简言之，欧美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中世纪大学不断进行变革、更新和改造的过程。欧美近代高等教育应当被认为是中世纪大学或者说是西方高等教育传统的逻辑产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欧美近代高等教育只是传统的自然延续，也不意味着欧美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仅仅是一个单纯的量变过程。

与欧美国家显著不同的是，以中国、俄国和日本为代表的后发展国家在其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中，主要采取了突变的发展模式。这些国家之所以比先发展国家更为迅速地达到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目标，采用突变的发展模式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所谓后发展国家的突变模式，主要包括两重含义。第一，近代意义上的大学教育乃至整个高等教育，并不是这些国家传统高等教育自然发展的结果，这些国家在近代先后建立起来的高等教育机构以及高等教育制度，并不是本土文化和教育演进的产物。在这些国家中，高等教育的传统形态与近代模式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换言之，在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中存在着明显的断层，高等教育的古代史与近代史之间有一条明显的界线。这条界线不仅阻挡了古代高等教育向近代的延伸，而且也限制着近代高等教育向古代接受传统的遗产。第二，中国等后发展国家的近代高等教育无论是在基本的制度方面，还是具体的方法上，大多是移植的结果，因而仿佛都是在一夜之间建立起来的，缺少、事实上也不存在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欧美国家经过上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发展过程才形成的高等教育制度，在后发展国家则成了一个“新生儿”。

从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看，这种突变的情形是异常清晰的。中国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形成了高等教育机构。经过几千年的演进，到鸦片战争前，中国传统的高等教育已经完全发育成熟了。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却基本上与传统的高等教育没有直接的联系。无论是洋务学堂，还是大学堂，都未与原有的太学、国子监、书院等高等教育机构发生实质性的关系。中国近代的高等教育机构主要是学习西方、借鉴西方高等教育的产物。由于这个原因，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到近代初期似乎发生了中断，而以京师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为标志，这个历史过程仿佛突然改变了原有的行进方向，并且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向前伸展。

无论是渐变模式还是突变模式，都是近代高等教育演变历史中出现的具有某种普遍性、甚至必然性的发展模式。它们分别产生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各自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因此，决不能对这两种模式进行价值评判，也难以对它们区分优劣高下。应当说，这两种模式是不同社会发展模式在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必然反映，既不能要求后发展国家重新经历先发展国家花费几百年时间走过的道路，也难以设想先发展国家能以后发展国家那样的速度进行探索。不同的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并不完全是人为选择的结果，而是国际政治环境、国内政治形势以及由此形成的国家发展策略等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

2．近代高等教育演变的内源与外源

所谓内源发展，是指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内部，来自于该国本身经济、政治、文化以及教育发展所产生的客观需要。所谓外源发展，是指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力主要来源于外部，来源于其他国家对该国所施加的某种压力。从总体上讲，欧美国家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于本国社会发展所产生的客观需要，而俄国、日本和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力则主要来自于外部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所施加的压力。当然，这是相对而言的。因为即使在欧美国家，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动力也并非总是内在的。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统治时期，法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动力就不是完全来自本国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来自英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等国组成的反法同盟对法国所施加的巨大政治和军事压力有关。同样，德国柏林大学的创建则与法国的入侵直接相关。但与后发展国家相比，欧美国家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力更多、更主要地来自于内部社会发展的需要。近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和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力更主要地来自外部所施加的压力。中国的高等教育具有悠久的历史，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并不是、或者更准确地说首先不是中国社会内部和中国高等教育自身演进的逻辑结果。促使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基本动力，首先是由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入侵所造成的深重的国家和民族危机。洋务学堂的兴起和后来大学堂的建立，无一不与中国人当时对国际和国内政治、军事形势的认识直接相关。也就是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并不是主动进行的，而是“被迫”进行的，是入侵的外来列强“强迫”进行的，甚至于其改革和发展的进程也与这种来自外部的巨大压力有关。京师同文馆的建立与中国在外交上的屡遭挫折有关，而各地方创办的洋务学堂从最初的以兵器制造和军事学堂为主，到后来以工业制造学堂为主，以及从洋务学堂到大学堂，这中间的每一次变化，都与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文化（即“西学”）的认识变化相关。而这实际上又主要与中国人对造成日益深重的国家和民族危机之原因的认识相关。

内源发展和外源发展这两种不同的动力模式，并不是由人的主观意志所决定的，也不是由哪个国家所能选择的。但这种差别对于一个国家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却是极为深刻和全面的。欧美国家与俄国、日本和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的一系列差异，与发展的动力来源都是密切联系的。在内源发展型国家中，由于是在较少外部压力的情况下主动开始推进本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的，因而，这种发展本身便很少具有紧迫性或危机感，相对地说显得从容一些，发展的选择余地更大一些，计划性和连续性也更强一些。而在外源发展型国家中，由于是在巨大的压力下进行近代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的，且所发展的又是与本国原有高等教育几乎完全不同的新式高等教育机构，因而，所能选择的余地和时机极为有限，发展的紧迫性取代了计划性，由此便必然会产生一系列本来可以避免的失误和挫折。

3．近代高等教育演变的下位和上位

与社会变革一样，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也存在着两条基本路线：一条是自下而上的路线，另一条，是自上而下的路线。所谓自下而上，是指近代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首先主要是由大学或其他高等教育机构以及与高等教育有关的社会人士和机构发动、推进的，只是到了一定阶段，国家和政府才加入其中并发挥作用。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欧美国家近代高等教育的历史进程中，英国、美国是这方面的典型。在某种意义上，德国也是如此。所谓自上而下，则是指在一些国家中，近代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首先并主要是由国家和政府发动、推进的，政治和行政的力量对这些国家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发挥了主导作用，大学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以及社会机构和人士在本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基本上是从属性的，也就是说，来自社会的和教育界的各种力量主要是根据国家和政府所制定的有关法律、政策而发挥作用的。当然，这种划分是相对的。在欧美国家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中，“自下而上”事实上也并不是唯一的路线，法国就是非常典型的采取“自上而下”路线的国家。即使在那些比较典型的采取“自下而上”路线的国家中，“自下而上”也并不是唯一采取的路线，例如美国便是如此。

而在中国、俄国以及日本等后发展国家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中，来自中央政府（在个别情况下，也来自于地方政府）的推动始终是主要的作用因素。从俄国和日本的情况看，中央政府始终是推进本国高等教育近代发展的唯一动力，中央政府自始至终发挥着主导作用。而在近代中国，情况则要复杂一些。虽然长期以来，中国实行绝对君主制，皇帝和中央政府完全控制着全国的一切权力，但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中，中央政府并未像俄国和日本那样始终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洋务学堂和大学堂的最初建立，确实得到中央政府的批准，但这些新式高等教育机构的真正发展却主要是由掌握了巨大权力的封疆大吏直接推动的。事实上，在近代中国先后建立的大批新式高等教育机构中，绝大多数是由地方政府兴办、并设在各省的中心城市的。尽管如此，这些事实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所采取的“自上而下”路线这个性质。这是因为，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中，即使在中央政府的权威有所削弱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取代中央政府而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事实上，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中，每一次重大的变化总是首先由中央政府发动的，中央政府在北京所设立的新式高等教育机构（如京师同文馆、京师大学堂）事实上往往发挥着一种重要的示范作用。另一方面，由教育界或社会机构和人士所主动推行的高等教育改革，往往难以为政府所接受，并作为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改革的参照。这也就是说，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进程中，决策的路线往往是“单行道”，“自上而下”的渠道是较为畅通的，而“自下而上”的渠道则是关闭的。

三、中国高等教育的反思与现实的超越

中国高等教育的近代化是一种典型的“后发外生型”模式，起步较晚且由外来因素所诱发，对西方高等教育的借鉴、模仿、融合所导致的发展模式的不断转变，成为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过程中一个突出特点。在短短几十年间，中国的高等教育经历了模仿“泰西”、“以日为师”、“仿德国制”和仿美热潮，在建国后又经历了一段全面仿苏的过程。

1．传统与移植

中国高等教育在起步阶段就向世界先进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学习，非常有利于中国教育的快速发展。通过这种学习，中国仅用了一百年的时间，就确立了相对完备的高教体系，这种速度是世界上少有的。也正是在这种飞速的中国传统文化之外的移植，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在表面繁荣之下存在许多根本性的问题。最大之一莫过于缺少自己民族的特色，缺少内在的发展动力和潜力。只有把“外发型”模式转变为“内承型”模式，使教育根植于中国宽厚悠久的文化传统基础之上，根据本国经济政治发展的实际情况，有选择、有取舍地借鉴别国先进经验，我国的高等教育才能具有自己的发展轨迹和特色，进而成为世界一流。当今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热门话题是高等教育国际化。不可否认，国际化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在国际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我国仍处于发展劣势的阶段，如果不重视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国际化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某国化”。“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鲁迅先生的这句警戒之言，深刻地指出要想立足于世界之林，必须有自己的特色。这正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方向所在。

2．大学的理念

从中外近代高等教育演变中可以明晰地看到，西方高等教育的发展始终将大学的理念放在首位，十分强调权力和学术的自由。尽管这种自由是相对而言的，但正是这种相对的自由带来了西方高等教育质的飞跃。

具体地讲，权力和学术的自由指的是大学的自治和学术的自由。大学自治，在西方通常又叫学术自治，是指大学应当独力地决定自身的发展目标和计划，并将其付诸实施。也就是说，大学作为社会法人机构，不受政府、教会或其他任何法人机构的控制或干预。这是西方国家一种古老的高等教育办学理念，最早起源于中世纪大学的行会组织。布鲁贝克认为：“自治是高深学问的最悠久的传统之一。无论它的经费来自私人捐赠，还是国家补助；也不管它的正式批准是靠教皇训令，皇家特许状，还是国家或省的立法条文，学者行会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哈钦斯也认为“失去了大学自治高等教育就失去了精华”。前近代时期，由于当时统治者忙于“争城掠地”而无暇顾及对大学的控制，使得中国的大学自治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实现，实践证明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从后近代时期直到现代，中央及各级政府却将对大学的引导异变为一种间接的政治控制。中国社会历来有政教合一的传统。回观百年教育史，教育的政治功能仍然极为突出。从一百多年的维新派创办的万木草堂、时务学堂，20世纪初革命派创办的爱国学社、爱国女校等，到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上海大学、平民女学、农民运动讲习所，以及延安时期创办的抗日军政大学等，皆是政治教育机关，旨在宣传革命思想，培养革命的领导人才。国民党执政时期实行“党化教育”，我们党执政后也一度确定了“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的教育宗旨。

学术自由是西方大学理念中最为经典、最为核心的部分。布鲁贝克认为：“大概没有任何打击比压制学术自由更直接指向高等教育的要害了。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防止这种威胁。学术自由是学术界的要塞，永远不能放弃。”在论及西方高等教育的特点时，西方的学者和管理者们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学术自由。我们天天在提学术自由，但其更能表达的是什么并不清楚，我想更多的是一种呼吁和期待，也许更是一种无奈。展望未来，中国高等教育理念近代化的路是曲折而又漫长的。由于“高校自主办学”与“大学自治、学术自由”有着质的区别，从而造成了中国大学在发展中，大学制度与理念其相适性会较差，进而会影响中国大学的进一步发展。

教育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必然受社会的政治、经济条件所制约，并服务于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但是，教育并不是社会政治经济的附属物，它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对于教育领导部门来说，它不能忽视教育发展的独立性，而对于高等教育自身来说则要加强教育的批判功能，“通过不断分析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趋势，增强批判功能和前瞻功能并成为预测、警报和预防的中心”。这正是我国高等教育应该着重发展的。在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后续历程中，我们衷心希望中国高等教育理念能出现回归，能重新回到“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轨道上来。唯有如此，才能实现中国大学理念与大学制度的相匹配；只有大学理念与大学制度达到了相匹配，中国大学才能获得根本性的发展和对现实的超越。

Ⅶ 北京科技大学有哪些教授的课是必须要去蹭的

法学专业来回答！

一个选修学分总量超过学校要求的文科生前来报道，其实每次选选修课都超级纠结，太多的优秀课程想选哈哈哈。

历史惯例，先上北科校园风光

徐老师作为知识产权法届的大拿级人物，他的知识产权法课程内容丰富，引导性强，会让学生自己发散思维。

老师本人非常nice，不仅专业超级厉害，而且对学生非常耐心。他可是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的第一个博士后！同时他还兼任了北科文法学院知识产权中心的主任。想要了解这位老师的可以去网络上搜索，他的词条可是非常高级哦！

好啦以上就是我的回答，请大家批评指正

Ⅷ 汉成帝荒于酒色却极其尊师，为何说刘家天下也毁于此

汉成帝刘骜虽然日常沉迷于酒色，但是对自己的老师却非常的尊敬，凡事必先问过老师的意见，但是最后他的统治却差点灭亡的原因之一就是整个朝堂之上外戚专权，原因之二就是他信任的老师也并非全心全意都为了刘骜的江山着想。刘骜非常的敬畏自己的老师，也非常的倚重自己的老师，在他即位之后，马上就给自己的老师加官进爵，而且还给了自己的老师极大的权力。

汉成帝非常的尊重自己的老师，但是这也差点导致他的江山毁于一旦，主要的原因有以上两点。首先就是王氏的外戚专权，导致汉成帝的权利被瓜分，其次就是张禹为了自身的利益，反而选择帮助王氏，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汉成帝手中权力的流失。作为君主，还是要有自己的意见，不能被外人所左右，只有依靠自己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Ⅸ 朱氏。。年朝佩汉宗广 字辈 是出于哪里

起源主要有六：①出自曹姓，颛顼帝后裔。相传颛顼帝有孙子名陆终，其第五子安封在曹(今山东定陶西南)。周武王灭商后封弟弟振铎在曹国，称为曹叔振铎；改封曹安后裔曹挟在邾国，称邾子挟。战国时邾国被楚国所灭，其公族子孙遂以国名\“邾\”为氏，后又有人去邑以朱为氏，称朱氏。②朱虎后裔。朱虎为舜帝时大臣，又名伯虎。据文献记载，他是帝喾高辛氏统治时期的一位部族首领，属于当时的八大才子即所谓\“八元\”之一。其后裔有以朱为氏的。③出自子姓，微子启后裔。宋微子是商王纣庶兄，宋国开国君主，春秋时被诸侯所灭，其后裔有逃至砀(今安徽砀山)，改宋氏为朱氏，为江苏朱氏，以公子朱为始祖。④《路史·后纪》及《续汉书·郡国志》等资料记载，出自上古传说中的古天子朱襄氏，称嬴氏朱姓。⑤《尚书》及《元和姓纂》等资料记载，出自上古帝尧之子丹朱之后，称祁姓朱氏。⑥他族改姓。如南北朝时，北魏孝文帝南迁洛阳后，有鲜卑族复姓浊浑氏、朱可浑氏改为汉字单姓朱氏；《清朝通志·氏族略》载，世居吉林长白山、辽宁大凌河等地的满洲人中有朱姓；一些八旗姓氏如乌苏氏、珠佳氏、珠锡哩氏后来均改为朱氏；清代居住在甘肃碾伯县的土族人马朱崇，曾改为朱氏，他的后人便以朱为姓；海南黎族人有自称为\“勒威\”的，意思是芭蕉的孩子，汉姓为朱；《德昌县姓氏》记载，彝族人土比氏汉姓为朱；台湾土著民族赛夏族中有茅武茅望氏，汉姓为朱；云南拉祐族中有称为黑苦聪人的，世居金平，其中的妹未氏汉姓为朱；仫佬、苗、瑶、土家、纳西、蒙古、回、东乡、白、朝鲜等民族均有朱姓。始祖：朱挟。迁徙：朱姓发源于今山东境内。先秦时期，朱姓族人主要生活在北方的中原地区，但发展缓慢，人少势微。到秦汉时期，朱姓得以较快发展，名人不断涌现，先后出现了朱氏三大家族，使朱姓得以巨大发展。到西汉中期至东汉末年，终于形成了朱姓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四大望族，即吴郡朱氏、沛国朱氏、南阳朱氏、平陵朱氏。其中吴郡朱氏兴起于西汉中期，以朱买臣为开基始祖，其子孙在三国、魏、晋时，世代为官，从而繁衍为江南四大望姓之一。沛国朱氏则渊源久远，被奉为朱姓正宗，历汉、魏、晋、南北朝，终成朱姓望族。而南阳朱氏与平陵朱氏经汉朝时发展繁衍，也终于成为当地望族。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动荡，外族入侵，朱姓族人纷纷由原来的河南、山东等北方繁衍地迁徙南方。同时出现与少数民族融合情况，令朱姓更加得以繁衍，先后出现了河南朱姓望族、江南朱姓望族等，使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朱姓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隋唐五代时期，是朱姓发展的低潮期，由于当时实行科举制，朱姓失去世袭高官，特别是江南朱姓走向衰败，但在此期间依然出现了永城朱姓、昌平朱姓，从而使朱姓广布于安徽、广东、湖南等地区。在宋元时期，居于江南的朱姓又开始复兴，出现了一批以朱熹为代表的名人，在历史的发展上又出现了一个新高潮，并使浙江、河南、河北、安徽朱姓得以繁衍。到了明清时期，朱姓发展进入顶峰，朱姓在明时成为皇姓，族大势盛，在各地均出现名门望族。到清时，由于农民起义，外族入关，最终在此时朱姓再次进入低谷，但因避难外迁反而广布于全国各地。朱姓在今日以江苏、浙江、广东、河南等省为多。目前朱姓人口列全国第十四位。郡望：吴郡公元129年，东汉分会稽郡置吴郡，治吴县(今江苏苏州)，辖区包括建德以下钱塘江两岸，故今杭州亦在吴郡之内。此支朱氏为沛郡一世祖朱诩之后。沛郡汉高帝时改泗水郡置郡，治所在相县(今安徽濉溪西北)，东汉改为沛国。此支朱氏开基始祖为西汉大司马朱诩。凤阳郡隋时置郡，治所在钟离(安徽凤阳东)。此支朱氏为沛郡一世祖朱诩之后。河南郡汉高帝时改秦三川郡置郡，治雒阳(今河南洛阳东)。此支朱氏主要为北魏浊浑氏、朱可浑氏所改朱氏后代。丹阳郡治所在宛陵(今安徽宣城)。太康县治所在今河南太康。钱塘县治所在今杭州西灵隐山麓。永城县治所在今江西黎川。义阳郡治所在今湖北枣阳东南。堂号：白鹿堂宋朝时大理学家朱熹曾在白鹿洞书院讲学，所以称为\“白鹿堂\”。居敬堂朱熹讲学时主张\“循序渐进、居敬持志\”八个字的教学原则。循序渐进在教学方法上先易后难，由浅入深。居敬持志的意思是教师不但教书，还要育人；不但言教，还要身教，教师的一言一行都要以身作则，做学生的榜样，所以叫\“居敬堂\”。折槛堂出自汉代槐里令朱云。当时奸臣张禹欺君害民，作恶多端，但因皇帝信任，谁也不敢惹他。朱云却上朝奏本，请杀张禹，这一下触怒了皇帝，立即叫刽子手拉朱云到午朝门外去斩首。朱云面不改色，向皇帝摆出张禹罪恶，大讲诛奸臣才能保社稷的道理。刽子手来拉他去执刑，朱云双手攀着金殿门槛，还是讲个不完。刽子手用力拉朱云，朱云就是不放门槛，结果把殿槛折断了，刽子手和朱云都倒在地上，皇帝被朱云的忠心和不怕强权的精神感动得醒悟过来，释放并奖励了朱云，把张禹交大理寺查办。过后大臣要派工人修理殿槛，皇帝意味深长地说：\“别修了！留着他可以使我时刻检讨自己，也勉励大家都要象朱云一样敢于向我提意见。\”紫阳堂出自朱熹(1130-1200)，南宋理学家、教育家，别号紫阳，为理学之集大成者。其学派称为\“程朱学派\”。朱氏近代取\“紫阳堂\”源此。其它堂号：①郡望堂号：吴郡、沛郡、河南、凤阳、太康、丹阳、钱塘、义阳、婺源、新安、金陵、沛国、永城、南阳。②自立堂号：注经、敬义、彝伦、叙化、在兹、德彝、宗德、一本、同本、思成、治善、玉泉、槐里、两仪、玉奇、明伦等。字辈：明皇室各支后裔字辈：秦愍王朱樉：尚志公诚秉，惟怀敬谊存，辅嗣资廉直，匡时永信惇。晋王朱棡：济美钟奇表，知新慎敏求，审心咸景慕，述学继前修。楚王朱桢：孟季均荣显，英华蕴盛容，宏才升博衍，茂土立全功。代王朱桂：逊仕成聪俊，充廷鼐鼎彝，传贻连秀郁，炳耀壮洪基。庆王朱椭：秩邃寘台鼒，倪伸帅倬奇，适完因巨衍，骘眷发需昆。陈王朱撼：赋质僖雄敞，丛兴阐福昌，笃谐恂怿豫，扩霁昱祯祥。韩王朱松：冲范征偕旭，融谟朗璟逵，亶韶愉灏慥，令绪价蕃维。沈王朱模：佶幼诠勋胤，恬理效回瑝，湜源諲皙暐，圭璧澈澄昂。唐王朱柽：琼芝弥宇宙，硕器聿琳琚，启龄蒙颂体，嘉历协铭图。伊王朱木彝 ：颙勉諟讦典，褒珂采凤琛，应畴颁胄选，昆玉冠泉金。燕王朱棣：高瞻祁见佑，厚载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简靖迪先猷。江浙地区朱氏字辈：发福成海从仕克，友尚成文化朝邦。世代书香庆永锡，始蒙纪述耀金章。湖南湘乡朱氏字辈：孔孟重尧舜，永广万年兴，国□祯祥瑞，朝廷定太平。续字辈：忠孝郭先训，诗书启后昆，继承纲纪立，远大振乾坤。太湖柘林朱氏老派语：千寿伯守仲。仕文延万绍，正启贵思东，光华庆有耀。续增世派：诗书承先德。忠信定兴祥，家盛多贤达，声名传世芳。盱南朱氏字辈：昈仪光守陵，全隽古文令，甫振绚森松，熹在仁廉瑜，碧洞启玉滔，托仉俊荣崇，富贵朝钦仰，贤良国旌隆，考亭垂统绪，道学衍宗风，世第培原厚，各门紫气先。四川朱氏字辈：昈仪光守陵，全隽古文令，甫振绚森松，熹在仁谦瑜，碧洞启玉滔，托仉俊荣崇，富贵朝钦仰，贤良堂例班，蔚起人才盛，联登科甲攀，庆余图比门，寿乐祝南山。抚宜朱氏字辈：昈仪光守陵，全隽古文令，甫振绚森松，熹在仁谦瑜，碧洞启玉滔，托仉俊荣灿，茂林生桂馥，秀苑发奇兰，吉祥呈蔼瑞，美彻自昌蕃，豪杰扬梓里，作述著邦乡。湖北随州朱氏字辈：绣嬇一言鼎，师朝□之俊，祖德本绵长，家声思丕振。续修字辈：久大规模定，流传万世盛，华国有文章，经济从先圣。广州两岳朱氏字辈：明儒业以训世传家，诚正修斋，徽国清芬贻泽远；仰祖谟之承先启后，名贤忠义，岳山光大肇基弘。上海朱氏字辈：铉国岳承德，铭之朝文增，锡澄树耀培。金陵朱氏字辈：耀云廷日国慎家，肇启朝岳方庆德。江苏建阳朱氏字辈：世应国云德，明律敬滋松，浩棠潮朴勋，绍仁贻荣圣。 朱氏辈分排列起源主要有六：①出自曹姓，颛顼帝后裔。相传颛顼帝有孙子名陆终，其第五子安封在曹(今山东定陶西南)。周武王灭商后封弟弟振铎在曹国，称为曹叔振铎；改封曹安后裔曹挟在邾国，称邾子挟。战国时邾国被楚国所灭，其公族子孙遂以国名\“邾\”为氏，后又有人去邑以朱为氏，称朱氏。②朱虎后裔。朱虎为舜帝时大臣，又名伯虎。据文献记载，他是帝喾高辛氏统治时期的一位部族首领，属于当时的八大才子即所谓\“八元\”之一。其后裔有以朱为氏的。③出自子姓，微子启后裔。宋微子是商王纣庶兄，宋国开国君主，春秋时被诸侯所灭，其后裔有逃至砀(今安徽砀山)，改宋氏为朱氏，为江苏朱氏，以公子朱为始祖。④《路史·后纪》及《续汉书·郡国志》等资料记载，出自上古传说中的古天子朱襄氏，称嬴氏朱姓。⑤《尚书》及《元和姓纂》等资料记载，出自上古帝尧之子丹朱之后，称祁姓朱氏。⑥他族改姓。如南北朝时，北魏孝文帝南迁洛阳后，有鲜卑族复姓浊浑氏、朱可浑氏改为汉字单姓朱氏；《清朝通志·氏族略》载，世居吉林长白山、辽宁大凌河等地的满洲人中有朱姓；一些八旗姓氏如乌苏氏、珠佳氏、珠锡哩氏后来均改为朱氏；清代居住在甘肃碾伯县的土族人马朱崇，曾改为朱氏，他的后人便以朱为姓；海南黎族人有自称为\“勒威\”的，意思是芭蕉的孩子，汉姓为朱；《德昌县姓氏》记载，彝族人土比氏汉姓为朱；台湾土著民族赛夏族中有茅武茅望氏，汉姓为朱；云南拉祐族中有称为黑苦聪人的，世居金平，其中的妹未氏汉姓为朱；仫佬、苗、瑶、土家、纳西、蒙古、回、东乡、白、朝鲜等民族均有朱姓。 \r\n始祖：朱挟。 \r\n迁徙： \r\n朱姓发源于今山东境内。先秦时期，朱姓族人主要生活在北方的中原地区，但发展缓慢，人少势微。到秦汉时期，朱姓得以较快发展，名人不断涌现，先后出现了朱氏三大家族，使朱姓得以巨大发展。到西汉中期至东汉末年，终于形成了朱姓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四大望族，即吴郡朱氏、沛国朱氏、南阳朱氏、平陵朱氏。其中吴郡朱氏兴起于西汉中期，以朱买臣为开基始祖，其子孙在三国、魏、晋时，世代为官，从而繁衍为江南四大望姓之一。沛国朱氏则渊源久远，被奉为朱姓正宗，历汉、魏、晋、南北朝，终成朱姓望族。而南阳朱氏与平陵朱氏经汉朝时发展繁衍，也终于成为当地望族。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动荡，外族入侵，朱姓族人纷纷由原来的河南、山东等北方繁衍地迁徙南方。同时出现与少数民族融合情况，令朱姓更加得以繁衍，先后出现了河南朱姓望族、江南朱姓望族等，使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朱姓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隋唐五代时期，是朱姓发展的低潮期，由于当时实行科举制，朱姓失去世袭高官，特别是江南朱姓走向衰败，但在此期间依然出现了永城朱姓、昌平朱姓，从而使朱姓广布于安徽、广东、湖南等地区。在宋元时期，居于江南的朱姓又开始复兴，出现了一批以朱熹为代表的名人，在历史的发展上又出现了一个新高潮，并使浙江、河南、河北、安徽朱姓得以繁衍。到了明清时期，朱姓发展进入顶峰，朱姓在明时成为皇姓，族大势盛，在各地均出现名门望族。到清时，由于农民起义，外族入关，最终在此时朱姓再次进入低谷，但因避难外迁反而广布于全国各地。朱姓在今日以江苏、浙江、广东、河南等省为多。目前朱姓人口列全国第十四位。 \r\n郡望： \r\n吴郡公元129年，东汉分会稽郡置吴郡，治吴县(今江苏苏州)，辖区包括建德以下钱塘江两岸，故今杭州亦在吴郡之内。此支朱氏为沛郡一世祖朱诩之后。 \r\n沛郡汉高帝时改泗水郡置郡，治所在相县(今安徽濉溪西北)，东汉改为沛国。此支朱氏开基始祖为西汉大司马朱诩。 \r\n凤阳郡隋时置郡，治所在钟离(安徽凤阳东)。此支朱氏为沛郡一世祖朱诩之后。 \r\n河南郡汉高帝时改秦三川郡置郡，治雒阳(今河南洛阳东)。此支朱氏主要为北魏浊浑氏、朱可浑氏所改朱氏后代。 \r\n丹阳郡治所在宛陵(今安徽宣城)。 \r\n太康县治所在今河南太康。 \r\n钱塘县治所在今杭州西灵隐山麓。 \r\n永城县治所在今江西黎川。 \r\n义阳郡治所在今湖北枣阳东南。 \r\n堂号： \r\n白鹿堂宋朝时大理学家朱熹曾在白鹿洞书院讲学，所以称为\“白鹿堂\”。 \r\n居敬堂朱熹讲学时主张\“循序渐进、居敬持志\”八个字的教学原则。循序渐进在教学方法上先易后难，由浅入深。居敬持志的意思是教师不但教书，还要育人；不但言教，还要身教，教师的一言一行都要以身作则，做学生的榜样，所以叫\“居敬堂\”。 \r\n折槛堂出自汉代槐里令朱云。当时奸臣张禹欺君害民，作恶多端，但因皇帝信任，谁也不敢惹他。朱云却上朝奏本，请杀张禹，这一下触怒了皇帝，立即叫刽子手拉朱云到午朝门外去斩首。朱云面不改色，向皇帝摆出张禹罪恶，大讲诛奸臣才能保社稷的道理。刽子手来拉他去执刑，朱云双手攀着金殿门槛，还是讲个不完。刽子手用力拉朱云，朱云就是不放门槛，结果把殿槛折断了，刽子手和朱云都倒在地上，皇帝被朱云的忠心和不怕强权的精神感动得醒悟过来，释放并奖励了朱云，把张禹交大理寺查办。过后大臣要派工人修理殿槛，皇帝意味深长地说：\“别修了！留着他可以使我时刻检讨自己，也勉励大家都要象朱云一样敢于向我提意见。\” \r\n紫阳堂出自朱熹(1130-1200)，南宋理学家、教育家，别号紫阳，为理学之集大成者。其学派称为\“程朱学派\”。朱氏近代取\“紫阳堂\”源此。 \r\n其它堂号：①郡望堂号：吴郡、沛郡、河南、凤阳、太康、丹阳、钱塘、义阳、婺源、新安、金陵、沛国、永城、南阳。②自立堂号：注经、敬义、彝伦、叙化、在兹、德彝、宗德、一本、同本、思成、治善、玉泉、槐里、两仪、玉奇、明伦等。 \r\n字辈： \r\n明皇室各支后裔字辈：秦愍王朱樉：尚志公诚秉，惟怀敬谊存，辅嗣资廉直，匡时永信惇。晋王朱棡：济美钟奇表，知新慎敏求，审心咸景慕，述学继前修。楚王朱桢：孟季均荣显，英华蕴盛容，宏才升博衍，茂土立全功。代王朱桂：逊仕成聪俊，充廷鼐鼎彝，传贻连秀郁，炳耀壮洪基。庆王朱椭：秩邃寘台鼒，倪伸帅倬奇，适完因巨衍，骘眷发需昆。陈王朱撼：赋质僖雄敞，丛兴阐福昌，笃谐恂怿豫，扩霁昱祯祥。韩王朱松：冲范征偕旭，融谟朗璟逵，亶韶愉灏慥，令绪价蕃维。沈王朱模：佶幼诠勋胤，恬理效回瑝，湜源諲皙暐，圭璧澈澄昂。唐王朱柽：琼芝弥宇宙，硕器聿琳琚，启龄蒙颂体，嘉历协铭图。伊王朱木彝 ：颙勉諟讦典，褒珂采凤琛，应畴颁胄选，昆玉冠泉金。燕王朱棣：高瞻祁见佑，厚载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简靖迪先猷。 \r\n江浙地区朱氏字辈：发福成海从仕克，友尚成文化朝邦。世代书香庆永锡，始蒙纪述耀金章。 \r\n湖南湘乡朱氏字辈：孔孟重尧舜，永广万年兴，国□祯祥瑞，朝廷定太平。续字辈：忠孝郭先训，诗书启后昆，继承纲纪立，远大振乾坤。 \r\n太湖柘林朱氏老派语：千寿伯守仲。仕文延万绍，正启贵思东，光华庆有耀。续增世派：诗书承先德。忠信定兴祥，家盛多贤达，声名传世芳。 \r\n盱南朱氏字辈：昈仪光守陵，全隽古文令，甫振绚森松，熹在仁廉瑜，碧洞启玉滔，托仉俊荣崇，富贵朝钦仰，贤良国旌隆，考亭垂统绪，道学衍宗风，世第培原厚，各门紫气先。 \r\n四川朱氏字辈：昈仪光守陵，全隽古文令，甫振绚森松，熹在仁谦瑜，碧洞启玉滔，托仉俊荣崇，富贵朝钦仰，贤良堂例班，蔚起人才盛，联登科甲攀，庆余图比门，寿乐祝南山。 \r\n抚宜朱氏字辈：昈仪光守陵，全隽古文令，甫振绚森松，熹在仁谦瑜，碧洞启玉滔，托仉俊荣灿，茂林生桂馥，秀苑发奇兰，吉祥呈蔼瑞，美彻自昌蕃，豪杰扬梓里，作述著邦乡。 \r\n湖北随州朱氏字辈：绣嬇一言鼎，师朝□之俊，祖德本绵长，家声思丕振。续修字辈：久大规模定，流传万世盛，华国有文章，经济从先圣。 \r\n广州两岳朱氏字辈：明儒业以训世传家，诚正修斋，徽国清芬贻泽远；仰祖谟之承先启后，名贤忠义，岳山光大肇基弘。 \r\n上海朱氏字辈：铉国岳承德，铭之朝文增，锡澄树耀培。 \r\n金陵朱氏字辈：耀云廷日国慎家，肇启朝岳方庆德。 \r\n江苏建阳朱氏字辈：世应国云德，明律敬滋松，浩棠潮朴勋，绍仁贻荣圣。